从进步的一面看，首先，这时期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和人民遭受的苦难，鞭挞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暴虐和荒淫无耻，表现了人民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是突出的代表作。《干将莫邪》是写善铸宝剑的巧匠干将莫邪被楚王杀害后，他的儿子赤不惜牺牲自己，在山中侠客的帮助下，替父报了大仇。这个故事，情节离奇，悲壮动人，它不仅鞭挞楚王的凶恶残暴，而且高度赞颂赤至死不移的复仇精神和山中侠客不吝生命、见义勇为的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
《韩凭夫妇》是写宋康王强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含愤自杀，何氏趁与康王登台赏景之时，也跳台自尽。康王故意将他们分葬两处，而且厚颜无耻地说：“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我弗阻也。”然而奇迹终于出现了：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
故事中的何氏是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女性，她在宋康王的威逼利诱面前，忠于爱情，坚强不屈，最后以身殉情，表现了纯洁崇高的思想品质。小说富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神奇结尾，象征着韩凭夫妇的精神不死，永不分离，它表现了当时人民的情感和愿望。
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不只是最高统治者残暴荒淫，那些助纣为虐的贪官污吏也无不是凶残的吃人野兽。《述异记》写宣城太守封邰变虎吃百姓；《齐谐记》写薛道询化虎吃人又还原为人后，竟又升官。这些虽不是现实的故事，但表现了对反动官吏本质的认识。那些吃人的虎，显然就是残民以逞的贪官酷吏的本质化身。而《冤魂志》中的《弘氏》和《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则比较直接地表现了人民反抗昏官酷吏的斗争。《弘氏》写南津县尉孟少卿为了强取弘氏的木料给梁武帝盖庙，便将弘氏诬为强盗，判处死刑，夺去了木料。弘氏的冤魂不仅使少卿呕血而死，而且使经办该案的官吏们也一一受到惩罚。《东海孝妇》写孝妇周青被昏庸太守屈打成招，判为死罪。周青临死发下大誓：立十丈竹竿，以悬五幡，若为冤枉，血当顺竿而上。行刑后，血果然顺竿而上，而且当地大旱三年。这类故事的深刻意义在于揭露和抨击了昏暗的封建吏治，生动地表现了下层人民对昏庸官吏颠倒黑白、草菅人命的愤怒控诉和反抗。
人民的反抗精神还表现在与鬼妖的斗争上，《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可谓此类故事中最杰出的作品。故事是写东越国有一条大蛇，经常为害，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听信巫祝神蛇之说，每年送一贫家女喂蛇，累年如此，已用九女。少女李寄挺身应募，设计杀死大蛇。李寄斩蛇的胜利，不仅是消灭了蛇妖，更主要的是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敢于斗争的胆略和善于斗争的智慧。对这个少年女英雄为民除害、勇敢无畏的崇高品质的赞颂，无疑也是对昏庸怯懦的封建官吏的嘲讽和鞭挞。
热情歌颂纯真美好的爱情，表达被压迫人民对婚姻自由的强烈追求，这也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这类小说以超现实的虚构艺术，写了人神之爱、人鬼之爱，魂体分离之爱，起死回生之爱，表现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有力冲击。《搜神记》中的《紫玉韩重》和《幽明录》中的《卖胡粉女子》是这类题材的优秀之作。《紫玉韩重》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平民青年韩重相爱，私订婚约，遭到吴王的极力反对，紫玉郁闷而死。韩重游学归来，到紫玉坟上痛哭，紫玉显魂与韩重相见，并约韩重到墓中“与之饮宴，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别时还赠给韩重一颗明珠。后来韩重去见吴王，吴王认为他是“发冢取物”，要处治他，紫玉的灵魂又出现，为他解释。故事生动地描写了紫玉真挚的生死不渝的爱情，表现出作者对封建势力破坏青年男女自由婚姻的强烈控诉。
《卖胡粉女子》写一富家青年爱上了一位卖脂粉的姑娘，就天天假借买脂粉去与她说话。后来，男子在相会之际，“不胜其悦”，突然身亡。姑娘不顾一切，临尸痛哭，那男青年突又复活，终成夫妻。这个故事曲折地反映出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男女自由结合的压力，同时赞颂了爱情起死回生的伟大力量。
《幽明录》中的《庞阿》则是在中国小说中首次采用离魂情节来表现爱情的动人故事。故事是写一个石氏女子一次在家看到男青年庞阿，一见钟情，精诚所至，竟然几次魂离躯体，前往庞家，与庞阿相会，并誓志不嫁他人，终为庞妻。这个故事，通过离魂这个离奇美妙的情节表达了少女对自由爱情的强烈追求。另外，像《搜神记》中的《天上玉女》记述孤苦的仙女和凡人结合；《卢充》叙说未婚而死的少女的鬼魂嫁夫生子；以及《列异传》中《谈生》的娶鬼妇等等，写的都是人神、人鬼的结合，但反映的却是现实社会中男女的爱情要求。
第三，这时期的志怪小说也突出地表现人民群众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求与憧憬。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苦难的时代，人民于是就幻想一个无官民之分，无征战之苦，无压迫剥削，人们自耕自食，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韶舞》、《袁相根硕》、《穴中仙馆》和《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黄原》都表现了这种良好的愿望。《桃花源》与《桃花源记》所述的内容一样，它通过一捕鱼人所遇，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战争的创伤，没有天灾时疫的侵害，没有劳役赋税横征暴敛之苦，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男女躬耕自食，老幼怡然自乐。这理想的境界，表达了人民对剥削压迫、战乱世态的深恶痛绝，寄托着劳动人民对安定生活的渴望。《韶舞》写荥阳人何某看见一个大人跳舞而来，那人自己说跳的是韶舞，一边舞一边走。何某跟他走人一个山穴，发现了很宽阔的地方，而且有良田数十顷，于是留下来开垦种地，后代子孙也就在这里生活了。这个故事同样表达了乱世中的劳动人民渴望安居乐业、躬耕自食的生活理想。
《袁相根硕》、《刘晨阮肇》、《黄原》三个故事的情节都是写青年男子人山遇见仙女，结为夫妇的。这类故事主要的不是在写爱情，而是表达了人们在荒乱年代向往宁静幸福生活的愿望。
表达同样的思想内容的还有《搜神记》中的《千日酒》。但这个故事却写得十分含蓄、深刻，耐人寻味。内容写刘玄石因喝了狄希的“千日酒”而醉死过去，家人便将他埋葬。三年之后，狄希得知，叫人掘坟启棺，刘玄石果然醒来，但旁观者被玄石的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这个故事透过赞酒的表象，表露出消极避世的思想。宋人王中诗云“安得山中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时”，正是点破了这个故事蕴涵的思想。
人民群众对和平生活的追求还表现在想得到神仙帮助，逢凶化吉，解除危难，改变境遇，获得幸福的幻想上。这类故事在志怪小说中为数甚多，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搜神记》中的《董永葬父》、《杨伯雍施水》，《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都是这类故事的优秀之作，这些故事都是把佛教中“善恶报应”的观点用劳动人民自己的理解作了形象化的符合生活逻辑的解释。
以上我们介绍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进步的思想内容，这也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精华。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不少作品则渗透着宗教迷信的糟粕，它们或鼓吹服药求仙、丹鼎符篆、肉体成仙等道家观念，或宣扬佛家的灵魂不灭、轮回报应、天堂地狱之说，或说巫鬼妖怪，或夸殊天异物，目的都在证明神仙及幽冥世界的实有和神鬼的感灵。如《搜神记》中的《阮瞻》就是写“素执无鬼论”的阮瞻被鬼吓坏的故事，显然是在证明鬼神的存在。《蒋济亡儿》则写蒋济亡儿死后在阴间衙门里当差，这也是宣扬佛教的天堂地狱的迷信思想。这类故事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为数甚多，带有很浓厚的消极因素，易于麻痹人的思想，把人带到宗教迷信的幻境中，使人们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客观上起了巩固封建统治的消极作用，这类作品无疑应予以摒弃。
四、艺术成就及在小说史上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处于小说发展的初期。在艺术形式方面，一般还是粗陈梗概。由于作者在写作时都把怪异之事当作真事，按史家“实录”原则如实记载。因而志怪小说的创作一般还不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总的来看是多叙事少描写，并不专意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一些故事虽以离奇取胜，但情节又往往简单，和后来的短篇小说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但一些优秀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看，首先是加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情节曲折多变，表现手法富于现实性。如《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刘晨阮肇》、《丁姑》、《左慈》等，在情节结构上都摆脱了粗陈梗概的写法。《干将莫邪》写干将莫邪埋剑别妻；赤人山逢侠；侠客携赤头人宫行刺。这开头、发展和结尾三部分，完整圆合，很自然地推进了故事的情节。而在《李寄斩蛇》中，作者先用官吏的无能、九女的懦弱反衬李寄的勇敢，再通过铺写李寄斩蛇的过程，刻画李寄沉着机智的性格，最后写李寄斩蛇后“缓步而归”，再一次渲染了她的勇敢沉着。不仅故事委曲多姿，引人入胜，而且也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象征人民战胜灾害的智慧与勇敢的少女形象。又比如《续齐谐记》中的《阳羡鹅笼》，写书生自由出人鹅笼，嘴吐酒菜和女人，女人再吐男人，男人又吐女人，寻欢作乐，后又一一吞人，情节曲折有致，故事生动有趣，可谓“辗转奇艳”、“幻中生幻”，大有山外有山，戏中有戏之妙。这说明此时有些志怪小说已开始注意避免平铺直叙，追求情节波澜曲折的趋向。
其次，有些描写妖魅神怪的小说已不仅仅满足于情节的离奇曲折，而且还常常赋予被描述对象以人性和可感的音容笑貌，用写人的手法来写鬼神妖魅，因而也使之富于人情味和生活情趣，读来兴味盎然，给人的审美感受也比较丰富深刻。如《幽明录》中的《刘俊》，写三个在雨中争夺瓠壶的小孩，行为诡异，显系鬼魅，但举止动作，声口性情，完全是三个顽童，并不使人感到阴森可怕，反而感到活泼有趣。这一类故事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占有相当的篇幅。它说明一些主要来自民间传说的志怪小说，世俗性、人情味加强了，宗教性则相对减弱了。
第三、一些志怪小说已初步注意了对场面、人物动作、人物语言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以衬托人物性格。如《搜神记》的《干将莫邪》不仅具体描述了赤报仇坚决，不惜牺牲自己的刚烈行动，而且还通过他的头被煮时“踔出汤中，嗔目大怒”的细节，突出地表露了他对楚王的死不瞑目的刻骨仇恨。《韩凭夫妇》写何氏跳台前“阴腐其衣”，表现她的机智、细心和“视死如归”的殉情精神。又如《搜神记》中《千日酒》，写刘玄石酒醒一段，亦可谓刻画细致，栩栩如生：“……乃命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开口、张口，引声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这里写刘玄石初醒时的动作、语言，真是神态如见。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看，处于小说初级阶段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与同期的志人小说相比，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最突出的是它有丰富的想像和幻想，比较鲜明的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这些因素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不断增长、扩大和完善，使它发展为更高级的小说形态。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又接受史传文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相当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志怪虽进化为传奇，但自身并未消逝，而是以更完善的形态继续发展，自成一系，唐、宋、元、明、清均有志怪佳作。志怪小说可谓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同时，志怪小说为白话长短篇小说、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神怪故事的素材。宋人平话如《生死交范张鸡黍》《西湖三塔记》出自《搜神记》相同题材的故事；明长篇小说中的《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和冯梦龙的“三言”，都吸收了《搜神记》的若干材料；关汉卿的《窦娥冤》，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记》是《东海孝妇》、《庞阿》、《焦湖庙祝》的进一步发展；黄梅戏《天仙配》亦改编自《董永》；鲁迅的新编历史小说《铸剑》亦以《干将莫邪》为蓝本。另外，志怪小说在艺术想像和表现手法上为后代小说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一直给后代小说以深刻的启示和影响。
（第三节）唐代传奇
一、唐传奇兴盛的原因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特绝之作”的传奇小说，开始出现在文坛上，并以其优美的艺术形式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与唐诗同被誉为“一代之奇”。唐人传奇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已开始在文学领域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鲁迅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这段话，精确而概括地指出了唐传奇在小说史上所起的变革作用：首先，传奇小说绝大部分是文人有意识的创作，也就是说，唐传奇的作者能比较自觉地借助小说的形式，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现实，抒写理想。其次，传奇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有了极大的改进，无论构思布局、人物描写、语言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六朝小说，标志着古代小说的成熟。
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之称为“传奇”，最早见于晚唐裴铡的《传奇》一书，宋以后根据这种小说记叙奇行异事的特点，遂以传奇概称之。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人们对小说也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偏见，一些正统派文人轻蔑地称其为“传奇”，以别于高雅的古文。
唐代传奇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和唐代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唐代前期，由于统治者在生产上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措施，如推行均田制，减轻赋役等，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的兴盛和城市人员成分的复杂化，官僚豪绅、商贩、手工业者、无业游民、落魄文人汇聚一处，从而使得都市中人们的社会联系日趋广泛，社会生活的内容更为复杂。这种状况，一方面开阔了传奇作家的视野，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他们有可能摆脱单纯志怪的狭小范围，而去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市民阶层的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市人小说”的现实性、通俗性、传奇性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方法诸方面，无疑也为文人创作传奇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