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正直和远见——怀念侯宝垣道长
2001年的下半年，我因私事逗留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慕名去悉尼的青松观参访。当时，观内的梁道长正忙于筹建下元道场，我也用微资以家大人陈莲笙的名义捐助了功德榜。
悉尼青松观创建在远离中华故土千里以外的地方，但是，道观的一切布置全部按照中国道观的传统格局。山门上高悬着侯宝垣道长手书的匾额，“青松观”三个大字金光闪闪。观前的草坪上耸立着侯宝垣道长的铜像。我站在侯爷的铜像前，就好像面对着他本人，久久不能平静。
我和我的弟弟陈大灿首次拜见侯宝垣道长是在1985年。当时我们得到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邀请和资助，到香港考察道教科仪和音乐。在屯门青松观里，侯爷将我们带到楼上，坐在他居住的俭朴的云房外的大厅里，询问我们当时中国大陆道教的状态，坦率地向我们表示了他对于宗教政策执行情况的疑虑。我还记得，当时，侯爷满口是广东话，既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大懂普通话。我们之间的交流，完全靠我弟弟的“马马地”的广东话才得以进行。
这以后的九年中，我担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行政领导工作，加上一直忙于应付国内外的科研任务，没有机会到香港访问。但是，侯爷这些年里一件件支援大陆道教恢复的工作，我从报章杂志上，从同道的传言中，都是十分清楚的。我感到侯宝垣道长对于大陆道教复苏的疑虑正在逐步消除，并且正以一颗赤诚的道心进行着有远见的工作。
1996年8月，在北京，我参加了由青松观和北大哲学系联合举办的“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恐怕是近二十年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的道教学术研讨会了。因为，当代海内外的道教研究学者几乎全部到场了。在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侯宝垣道长。我还听到他用广东话向同道介绍我是“陈莲笙格仔”。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侯爷在会上已经能用普通话同学者们谈话交流，并且与参加会议的代表一起漫步在北大的未名湖畔，谈笑风生。夕阳下，我看到他沐浴在我母校的湖光水色之中，健步享受着北大的浓烈而自由的氛围。在北京白云观的会议室里，我又亲眼看见侯爷将巨资委托中国道教协会援修一些山居而人烟稀少的道观。所有这些场面都表明，侯爷已经完全信赖今天的大陆政府和道教协会，并且希望今天的道教恢复得更快，更好。
从1996年12月起，我应邀开始参与香港道教学院的教学工作。一开始，就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我的有关科仪和教义的讲稿，侯爷都曾经亲自过目，并给予了评价。当时，我看到了，也听到了，真让我感到诚惶诚恐，因为，我是道门的后学，而侯爷是德高望重的父辈。无论是科仪或者教义，侯爷既是亲身实践的高道，又是传承后学的宗师。侯爷在我研究领域里的学识，正是我要学习的楷模。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侯爷坐在我的旁边，询问我关于上海道教“斗姥炼”的一些做法和特点。这样的问题，只有有丰富的科仪演习经验的道长，有广泛道教科仪知识的人才可能想得到，才可能提得出来。后来，我将侯爷的问题转告给家大人陈莲笙先生，他感慨地说，侯宝垣道长是真正的有道之士。
我同侯爷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晤是在广东的黄龙观。那时，我正参加讨论香港道教学院历年讲稿如何编辑出版的会议。在壮观的黄龙观里，侯宝垣道长领我去山上几处贵宾房间参观，还热情地邀请家大人陈莲笙先生在方便的时候到黄龙观休养。在沿着山涧和花木小道散步的时候，侯爷告诉我重建黄龙观的机缘以及筹建过程的种种艰辛，还说到了他的创办广东道教学院以及培养道教界高级人才的计划，说到了在准备实施这个计划过程中已经遇到的种种周折。当时，我根据我的处事经验随口说了一句：“侯爷，你是不是考虑一下，给有关部门结点缘。”侯爷是明白人，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我记得，他转身过来，眼睛对我看着，流露出疑惑的神情，没有回答。他的眼神像扎在我的心里，我自觉失言。不过，侯爷没有批评我，只是说，他准备同广州中山大学合作，尝试走这条路来实现培养道教界的高级专门人才的计划。从侯爷的轻声细语中，我感觉到侯宝垣道长的正直，他是不会同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同流合污的，也绝不会糟蹋信众奉献给道教事业的一分一厘。我也感觉到侯宝垣道长的厚道，他当然知道我不是贪图私利之辈，所以他没有批评我，但是，他的无言也是批评，批评我对社会不正潮流的软弱和屈从。事隔多年，至今，我仍不能忘记他当时的眼神，他的回答，特别是在我身处岗位，不得不面对当今一些不正之风的时候，侯爷的眼神总是给我鞭策，给我勇气，给我力量。
我站在悉尼青松观草地上，仰望着侯宝垣道长的铜像。铜像的背后衬托着蓝天白云。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那天似乎特别蓝，云也特别白。侯宝垣道长的赤诚的从道之心如同蓝天白云一样清澈澄明，他的深邃远见的目光似乎凝望着每个面前的华夏子孙，无论走到哪里，都永远不忘记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故土，自己是中华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