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厚黑学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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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社会问题之商榷(7)

前面的办法,实行之后,一人之身,可得两重利益:(1)乡村中改善土地,增加生产的利益,每人可得一份;(2)每年由政府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这又是一份利益。有了这个原因,全乡村之事和全国之事,人民就不能不过问了。现在的人,大都是“事不关己不劳心”。革命的人,拼命去争民权,争得之后,交给人民,叫他来行使。我恐怕乡间的老百姓,还会嫌我们多事,妨害他吃饭睡觉的时间,只好顺着他们喜欢发财的天性,把“民权”二字附着在“发财”二字上面,交与人民,人民接受发财这个东西,顺便就把民权那个东西携带去了。他们知道官吏是替他们经理银钱的管事,不得不慎选其人,遇有不好的管事,不得不更换。如此则选举权、罢免权,他们自然晓得行使了。他们知道一切章程如不定好,就有人舞弊,公款就要受损失,他们将来就要少分点红利,如此则创制权、否决权也就晓得行使了。所以政府每年必要发给生活费,人民与政府才生得起关系,才能行使民权,人人有切己关系,才不会为少数人所把持,全民政治,乃能实现。

改革社会,千头万绪,犹如钟表一般,中间的机械,只要有了点小小毛病,全部动作,都会停止。我国土地,有如此之大,各地情形不同,实施的详细办法,岂是政府中几个人能够坐而揣测的?只好划归各地人民自去斟酌办理,政府只消把大政方针与各种进行计划宣布出来,使人民知道政府的目的是怎么样,进行的途径是怎么样,他们自然会朝着那个途径做去,各乡各县,渐渐趋于一致,就可以渐渐联合起来了。现在世界的大势,是朝全民政治方面趋去,故一切事权,当散而给诸人民,才不至与潮流违反。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是一个东西,不可分而为二,一面又须顾及世界民族的心理,顺着大同的轨道做去,三民主义,就成为整个之物了。

各种学说之调和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穷原竟委的考察,实在是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宗教之利人主义,进化论派之利己主义,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之经济学,社会主之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均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都可调和为一。性善与性恶,可以调和为一,利人与利己,可以调和为一,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调和为一,这是前面业已说了的。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觉得无不可以调和。兹再举两例于下:

(甲)马克思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可以调和为一的。兹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作卧房,某处作厨房,某处作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要审度屋宇之形势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过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生蛋非前一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若在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它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究,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唯心论,唯物论,原可合而为一的。

(乙)古人说:“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这两说也可合而为一的。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实行,就对他说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艰难的,你们总是趋重实行就是了。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党人不肯实行,孙中山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古人和孙中山,都是注重在实行,有何冲突?“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二语,出在伪古文《尚书》上,是傅说对武丁所说的,傅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叫武丁莫行,原书俱在,可以复按。发明轮船、火车的人,费了无限心力,方才成功,发明之后,技师照样制造,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初入工厂的学生,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学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来却很艰难,这是“知易行难”。孙中山的说法,和傅说的说法,其差异之点,即在“知”字的解释不同。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现真理而言,傅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我们试取“孙文学说”读之,他举出的证据,是饮食、作文、用钱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故说“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之位,他训诫武丁,是技师对学生说话,故说“知易行难”。就实际言之,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交与技师制造,技师又传授学生,原是一贯的事,孙中山和傅说,各说半截,故二者可合而为一。由此知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两说可以调和为一。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者,有知易行难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论就圆满了。

著者把性善和性恶,利人和利己,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唯心和唯物,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加以研究之后,乃下一结论曰:“无论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经过长时间之争辩,仍对峙不下者,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

著者从前对于孙中山的学说,也不甚满意,故去岁著《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系自辟蹊径,独立研究,不与民生主义相涉,自以为超出孙中山的范围了。今岁著此文时,复取孙中山学说研究之,意欲寻出缝隙,加以攻击,无如任从何方面攻击,他俱躲闪得开,始知他的学说理论圆满,他倡此种学说时,四面八方,俱是兼顾到了的,我去岁所拟解决社会问题各种办法,已尽包括于民生主义之中。我当初讨论这个问题,自有我的根据地,并未依傍孙中山,乃所得结果,孙中山早已先我而言之,因自愧学识之陋,而益服孙中山用力之深。真理所在,我也不敢强自立异,于是把我研究所得者,作为阐发孙中山学说之材料,阅者试取拙著《宗吾臆谈》,与此文对照观之,当知著者之信仰孙中山,绝非出于盲从。

著者幼年,极崇拜孔子,见《礼记》上有“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等语,因改名世楷,字宗儒,后来觉得孔子学说有许多地方不满我意,乃改字宗吾,表示信仰自己之意,对于孔子宣布独立,而今下细研究,始知孔子的学问原自精深,确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远非西洋哲学家所能企及。孔子学说,最贻人口实者,不过忠君一层,其实这是时代的关系,于他的学说,并无甚损。古时主权在君,故孔子说忠君,这不是尊君,乃是尊主权,现在主权在民,我们把它改为忠于民就是了。例如,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改为“人民对政府要有礼,政府对人民要尽忠。”施行起来,就无流弊了。孙中山曾说:欧美人民,对于政府,常有反抗的态度。瑞士学者新发明一种说法,说“人民对政府要改变态度”。我们说“人民对于政府要有礼”,也可算是新学说。像这样的替孔子修正一下,他的学说,就成为现在最新的学说了。《大学》有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一段话,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孙中山称赞他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外国大政治家没有见到。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常喜欢写“天下为公”四字,因为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大同世界,孙中山理想的社会,也是大同世界,所以孙中山对于孔子,极为心折。

宇宙事物,原是滋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滋生出无数个,越滋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掺得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深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从它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此木与彼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之,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至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它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木与草相同,再进之,草木和禽兽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我们明白此理,即知世间种种争端无不可以调和的。有人问我道:你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请问各种学说,由同而异,又由异而同,是属乎力学公例之哪一种?我说: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任他如何变化,却无一不是循力学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来作比喻的,都可说是与力学公例符合。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将来中西学说,终必有融合之一日。学说汇归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趋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现在世界纷争不已,纯是学说分歧酿出来的,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纷争,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学说之一致。所谓一致者,不在勉强拉合,而在探索本源,只要把它本源寻出来,就自然归于一致了。所以我们批评各家学说,务于不同之中,寻出相同之点,应事接物,务于不调和之中,寻觅调和的方法,才不至违反进化之趋势,不是我们强为调和,因为它根本上,原自调和的。我看现在国中之人,往往把相同之议论,故意要寻它不同之点,本来可以调和的事,偏要从不调和方面做去,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无一事不从冲突着手,大乱纷纷,未知何日方止。

现在各党各派,纷争不已,除挟有成见,意气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纷争,实由于学说冲突酝酿出来的。要调和这种纷争,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所崇奉的学说,彻底研究,又把自己所反对的学说,平心观察,寻觅二者异同之点,果能反复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寻出来,彼此之纷争,立归消灭。因为宇宙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所得的结果,必定相同。假使有两人所得结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彻底,或是二人俱不彻底,如果彻底了,断无结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趋于一致,自然就没得纷争了。

现在各种主义,纷然并立,仿佛世界各国纷然并立一样,有了国界,此国与彼国,即起争端,有了主义,此党与彼党,即起争端,将来世界各国,终必混合为一而后止,各种主义,也必融合为一而后止。无所谓国,无所谓主义,国界与主父同归消灭,这就是大同世界了。著者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强,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主张各种主义公开研究,也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

耶教以博爱为主,后来宗教战争,同奉耶稣之人,互相焚烧屠杀,残酷到了极点,与博爱之宗旨,完全背道而驰。倡民约论的人,何尝不源于悲悯之一念,而其结果,则法国大屠杀,无复丝毫悲悯之念,并非咄咄怪事!著者求其故而不得只好返求之于力学公例。人之思想感情,俱是以直线进行,耶稣、卢梭诸人的信徒,只知朝着他们的目的物奔走,犹如火车、汽车,开足了马力,向前奔驰,途中人畜,无不被其碾毙一样。现在身操杀人之柄者,与夫执有手枪、炸弹者,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社会上也就受赐不少了。

欧洲新旧教之争,施行大屠杀,是学说冲突之关系,法国革命,施行大屠杀,也是学说冲突之关系,学说杀人,至于如此,真令人四顾苍茫,无从说起。宗教之说,根本上令人怀疑,欧洲殉教诸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自我们的目光看去,仿佛吃了迷药一般,而他们则自以为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