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明大义,晓明大体
曾国藩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可见“明”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明”字诀是曾国藩处世字诀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是中国古代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探讨不休的话题,并不断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所谓“明”,其本意是明亮,与“暗”相对而言。但在曾国藩的“明”字诀中,“明”字更多的时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国理民方面,应该晓明大体、明达公正,还需要有先见之明;在为官从政方面,要明察秋毫、聪明机敏,适当的时候还要明哲保身;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要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方;在修身养性方面,应该知晓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
简而言之,曾国藩的“明”字诀,就是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于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作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己,以尽一个儒学信仰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应该说是曾国藩“明”字诀中最主要的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认为担当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够晓明大义的话,就犹如凡夫俗子一样,难以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对事物有明确透彻的认识,当然也就成不了大事。
晓明大体对不同的人来说,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主宰万民、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来说,晓明大体就是要善于用人,远离奸佞,任用贤良之材治国理民,而不能任人唯亲;人君不能善用贤良,贤良之材就会心生怨怼;天下生怨,国家就会亡在旦夕。
东汉章帝时期的马太后就称得上是一位深明大义、晓明大体者。东汉时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后马氏为太后,并打算对几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马太后极力反对。
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因为不封外戚导致的“天怨”,再次上书要求加封外戚。马太后见到这种情况,立即下诏说:“凡是上书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于我,以便得到好处。从前王氏五侯,同时受封,黄雾四起,也没有听说迎来及时雨。先帝慎防舅氏,不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担任官职,我又怎么能够违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后的诏书,觉得太后对几位舅舅太过严厉,就再向太后求情。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章帝说:“我曾经观察过富贵人家,他们禄位重,就好比结实的树木,因此根必然会受到伤害。人们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温饱。而你的舅舅们受到皇室恩宠,吃的穿的无不具备,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还能不满足吗?再给他们封侯就有些过分了,这样对他们是没什么好处的。”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专权外戚那样的祸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的趋炎附势,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枢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日知人善任,二日善乱敌情,三日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要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做仁爱的好官
1.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对这句话,曾国藩的理解是:知道了仁爱二字,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它,也会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庄严而谨慎地对待它,行动也就没有礼规,也就不是好的了。
守住了仁爱,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严,人的仪表。行动有礼节,就能看到人的规范与法道。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圣人的风范与气象。
据传,有一次,湘乡县城新建码头竣工,按惯例须以“三牲”祭祀,但这次祭祀却没有杀猪宰羊,而是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斩杀16人祭之。此事传出,乡人对曾氏家族恨透了。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亲去世回到湘乡。回家后他很快得知弟弟曾国潢杀人逞凶,遭到了老百姓的怨恨。曾国藩非常生气,他正要冲过去狠狠教训弟弟一番,突然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诸事均由国潢照料,并且父亲尸骨未寒,刚一回家便责骂国潢实在不妥。于是站住了,按捺着怒火一时未发。
这天中午,曾国藩向欧阳夫人要了一根锥子,等到曾国潢睡午觉时,他走过去用锥子猛刺弟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被褥。曾国潢从睡梦中惊醒,痛呼:“残暴!残暴!”曾国藩厉声说:“为何如此大呼小叫?”曾国潢回答:“痛死我也!”曾国藩道:“我只用锥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杀的那些哥老会众,他们就不痛吗?”曾国潢这才明白哥哥此举原来是在教训他。经历此事,曾国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骄横暴虐的毛病,在当地做了大量的义举善行。
这个故事虽然只载记于野史,但说明了曾国藩爱民之心是有口皆碑的,并且这种爱是他的修养的重要功课。他说:“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何以异哉?”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拖着病痛的身体赴直隶领导练兵、饬吏、治河等事,那年华北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难过。曾国藩在永清、固安一带查阅永定河工程,见“麦稼既已全坏,而稷粱不能下种”的严重灾情,心情非常沉重,“念百姓遭此旱灾,殆无生理”。可自己能做什么呢?一是向朝廷如实反映,尽快赈灾;二是节衣缩食,搭救穷人;三是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这一年,曾国藩清理结案的直隶多年积下的案子达41000余件,“多年尘牍,为之一清”。
当儿子曾纪泽为父亲的身体担忧时,曾国藩回信说:“亢旱焦灼,其忧有甚于病耳”,意思是说忧旱情甚于自己的病情。曾国藩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其思想境界,无论从儒家,还是从道家,都能找到其心灵皈依的精神底蕴。
儒家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了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慑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再来看道家对“官与民”关系的观点。老子说:“以百姓心为心。”一个人如果能够爱护天下像尊重自己的身体一样,便可以暂时寄身于天地之间:一个人如果爱护天下能够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便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来进行管理了。
曾国藩从儒道思想中总结出官与民之间的纽带是“爱”,于是发出“爱民为第一义”的心声。他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不得已而打仗,就得“树兵勇正气,不犯民众秋毫”,要求部属们“不吸烟,不扰民,二者是吾辈办事根本”。
他还编写了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第一扎营不要懒,全靠官兵来做主。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与碗。莫派民夫来探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土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曾国藩,湘军的胜利难道不与“爱”字功夫有关?
我们再来看几封曾国藩的家书。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我从前在江西,之所以郁郁不得志,第一,不能干预民众的事情,有剥夺民众的权,没有施惠于民众的地位,满腹仁爱的心思,没有地方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属省里的文武官僚,接见有稽查,语言有监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属地方绅士与我通往来,便因此受到责咎。因为以上三点,便郁郁不乐,没法施展,然而,这只是不适宜驻扎省城,生出的许多烦恼罢了。弟弟现在不驻扎在省城,除了接见官员这件事,没有必要讨论以外,其他爱民和联络两件事,都应该实实在在去做。
“现在军饷很是充足,凡属抽厘金和劝捐款这些,都下决心停止。士兵骚扰百姓的事,严加禁止。那么我过去一腔爱民的诚心,弟弟可以为我表达一二了。我在江西,绅士们为我劝捐了八九十万,没有能够为江西消灭敌军、安抚百姓。今年奔丧太快,若忽然不辞而别,弃置绅士们不加理睬,这是我很后悔的。如果奔丧迟走几天,与绅士们多商量,那才妥当。弟弟应当弥补我这个缺憾,凡与绅士书札往来,或者接见畅谈时,都说江西绅士对待兄长很宽厚,家兄愧疚很深这类的话。”
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我不因为弟弟得官阶而高兴,而喜欢弟弟做官吏的才能过于带兵的才能,将来或者可以做一个刚正廉明的官长,切实做几件对老百姓有实惠的事情,那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长兄的幸运!”
不过对于“爱”,曾国藩认为如果功夫不够,也会出现负面影响。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周济受害士绅、百姓,不是泛爱博施,只偶见一家之中,杀害几口人的,流转迁徙,回来缺吃的,房屋被烧,流离失所的;或给数千金,以应急需。先祖星冈公说:“救人要救急难中没有的人。”星冈公还说:“随缘分布施,专以眼睛亲见的为主。”
关于这一点,曾国藩进一步阐述道:“施仁的方法,如果没有亲见,而泛泛地去找受害人救济,与造册发贩二样,那么带兵的人专干沽名的事,一定被地方官所惑,并且有挂一漏万的忧虑。弟弟的见解,切中事理,我是因为过去湖口绅士受害的惨况,没有力量救济,所以推而达于吉安,不是叫弟弟无缘无故去做沽名钓誉的事。”
爱要真实,也就是心中要守住“仁爱”,这样权力再大,也会把百姓装在心里。爱还要掌握方法,不能因“偏爱”、“错爱”引起纷乱与不安。爱是自然的情感表达,不求回报,尤其不可沽名钓誉。这是“爱”字功夫给我们的启示。
2.把下属看做自己的亲人
人际关系,包括上下属关系是双向的,爱人的人,别人会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尊敬他。总而言之,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往往就会用同样的态度或方式对待你。领导者要想受人敬爱,必须首先敬爱他人。
曾国藩做官,时刻注重一个“爱”字,知道上级与下级是“两端”关系,而最好的相处方式是找到结合点,即“执其两端,用其中”。
他说,一个富贵的家庭待人接物应该宽容仁厚,可是很多人反而刻薄无理,担心他人超过自己,这种人虽然身为富贵人家,可是他的行径已走向贫贱之路,这样又如何能使富贵之路长久地行得通呢?一个聪明的人,本来应该保持谦虚有礼、不露锋芒的态度;反之如果夸耀自己的本领高强,这种人表面看来好像很聪明,其实他的言行跟无知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他的事业到时候又如何不受挫、不失败呢?
曾国藩深知,要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上对下就得关爱,以关爱赢得尊重,让士兵在感激中迸发顽强杀敌的勇气。
他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奠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弃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近代反袁复辟著名将领蔡锷选编《曾国藩治兵语录》,评点道:“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
曾国藩以诸葛亮的人格为明镜,诸葛亮是读书人带兵打仗,自己是带兵打仗的读书人。当时不少人确实把曾国藩比做诸葛亮,曾国藩表面上不敢把自己比做诸葛亮,但内心却是学习诸葛亮的“静”、“爱”、“忍”等等功夫。诸葛亮说为官为将者,如果不去爱自己的部属,那么是很难取得胜仗的,“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
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
曾国藩发现塔齐布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反遭副将德清所忌和提督鲍起豹的羞辱。因此,专折上奏,弹劾德清,同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连续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参将、副将,直至取代鲍起豹而任提督,成为湘军前期的一名主要将领。
塔齐布任提督时,“受印日,士民聚以观,叹诧国藩为知人”。塔齐布也知恩图报,尽心尽力地为曾国藩打赢了几场大仗,尤其是在关系到湘军存亡的湘潭、岳州两仗,塔齐布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