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军中一个叫安的长史却竭力加以劝阻,他说千万不可如此做!想苏健以数千人马抵抗数万敌军的围攻,奋力苦战一天,士卒悉数战死,他仍不敢有二心,可见其忠焉,如今他死里逃生,拼死逃回营中,如果反而被斩,这无异于告诉众人,今后如打败仗,千万别跑回来,干脆投降敌人。所以千万不可杀他。
卫青听了这番陈述,心中深以为然,于是说道:“我卫青将真心诚意地待他,让他留在军中,我不怕会因此失去威望。周霸劝我斩杀部将来显示威仪,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心愿。再者,虽然大将军有权斩杀部将,但以我之被皇上宠幸,也不该在城外擅自诛杀部将。将他送往皇上那里去,让皇上亲自发落他吧!这样形成大臣不敢专权的局面,不是更好吗?”
左右的人听了这番话,深为卫青的深明大义和忠诚所感服,更加钦佩卫青的为人和仁慈,莫不肃然以对。
于是,卫青将苏健囚禁起来送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果然不久就赦免了他的罪。
卫青不斩部将,说明他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懂得治军与治人之术的统帅。
先扮“黑脸”,再扮“红脸”
作为一个领导者,管理好下属是你最基本的工作。只有这样才会使你更出色地完成工作,而你的工作出色便是得到更高的领导赏识的最大资本。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聪明的古人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对待下属绝不能只是板起面孔教训,要知道人是有一种逆反心理的,那样做只怕恰好会弄巧成拙。更不要做老好人,在下属面前没有一点领导的姿态,那样下属对你没有丝毫敬畏,你恐怕也就很难控制自己权力范围内的局面,起不到一个领导的作用。你的上司将不得不考虑是否需要换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代替你。最好的办法是恩威并施,“打一巴掌,再给一个甜枣”,既让下属受到应有的惩罚,又得让他感恩戴德。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有名的贤相。他不但有文韬武略,而且极有人缘,使得全军上下无不认为其有情有义。“诸葛亮三气周瑜”本来对吴蜀联盟极为不利,直到周瑜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悲叹中死去,吴蜀联盟极有彻底破裂的可能。但是,诸葛亮亲自去为周瑜吊孝,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那感人肺腑的悼词催人泪下,连旁边守孝的兵士都为其言辞感动得泣不成声。见此情景,谁又会记起周瑜恰恰是被眼前这位哭得死去活来的吊唁人气死的呢?不知情的一定会以为二人乃挚友,并为他们感天动地的友谊而惊叹不已,通过这种途径,诸葛亮不仅保全了自己,还保住了吴蜀联盟。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事,就是典型的先扮“黑脸”,后扮“红脸”,先给“大棒”,后赐“胡萝卜”的例子。
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迅速攻下了天水、南安、安定三郡。收降了姜维,一时大震关中。他派马谡率军守街亭,迎击魏军,并为马谡制定了作战部署。谁知马谡自恃饱读兵书,不依丞相之计,终于失了街亭,大败而归。
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诸葛亮与马谡私交甚厚,但马谡失了街亭,依军法当斩,诸葛亮便狠着心下令处死了马谡。执法后,诸葛亮又挥泪亲自祭奠,写下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文,令兵士们大为感动。
诸葛亮作为一国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然应当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否则就很难树立威信,很难令众人臣服。但从个人角度讲,他和马谡交情又很深,如果一斩了之,肯定会被认为六亲不认,在这样的人手下当差,没准哪天犯个小错便被就地正法,因而人们很可能就开始畏惧、疏远他。但他亲自哭祭,以祭词晓之以理,以眼泪动之以情,效果就不同了。士兵们就会觉得,丞相是个重情义的人,杀马谡是因为万不得已,是因为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这反而更体现出丞相的可贵品质。就这样,既树立了威信,严明了法纪,又不伤人情,可谓两全其美。
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妨学学诸葛亮,先扮个“黑脸”,再扮个“红脸”,合理处理公正和人情的关系。
容人并适当制约
厚黑者深知物极必反的道理,因此,他们在待人的宽严方面绝不走向极端,而是精于调剂,适当用容人与制人的手法让对手心服口服。
唐朝的娄师德是世家公子,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后来他的弟弟到代州去当太守,上任以前,向他辞行。
娄师德说:“娄家世代受朝廷恩惠,我们两兄弟现在都出来做官,一般人会批评我们世家公子飞扬跋扈,你出去做官,千万要认清这一点,多多忍耐,不要为我们娄家丢人。”
他弟弟说:“这一点我知道,就是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就自己擦掉算了。”
娄师德摇摇头说:“这样做并不好啊!你把它擦掉,还是违其怨,给人家难堪哪!有人朝你吐口水,你就让它在脸上自己干好了。”
这段对话告诉我们,要想成常人之所不能成,必须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中,对此做出最精彩阐释的,无过战国时期的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回到齐国登上王位后,决定任用鲍叔牙为相,并下令捉住管仲,准备开刀问斩。
这时,鲍叔牙却推荐管仲为相,自己情愿当副手。齐桓公想不通,鲍叔牙对他说:“那时我与管仲都是各为其主,管仲射您的时候,他心中只有公子纠。管仲强我千倍,如果您想富国强兵,成就霸业,非用管仲为相不可。您要是重用他,他将为您射得天下,哪里只射得衣带钩呢?”
于是,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对内实行经济、政治、军事诸多方面的整顿改革,对外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使齐国由乱而治,称雄于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齐桓公之所以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是因为他深知个人感情应服从于定国安邦的大计。这是大义。
南宋休宁人程卓担任嘉兴太守时,有人伪造官府副职衙门的空白公文卖给不法之徒,用来作为契约证券使用。这种东西流传得很广,书吏们办公时发现了这件事,认为是重大问题,要不论真假,都一一追查验看,这样所罚没的钱财可增加地方不少财政收入。
程公说:“这不过是伪造者的罪责而已,如果一一追查检验,本地百姓就一齐受到骚扰。我认为还是安定民心更重要,增加收入的事倒在其次。”
他于是向百姓宣布,凡有误买假文书者,允许自己陈报,并立即给换盖真的官印,逾期不来申报者,使用时被发现就要一律没收。凡持假文书者闻讯都自动前来更换,全郡安然,没有发生动荡。
由此可见,懂得容人只是宽的一方面,同时还必须辅以一定的制约措施,容中有克。适当的克制是必要的,如无相应的制约措施,就把大权轻易交出去,很容易造成悲剧。
适度的宽容比硬性的批评更能维护一个人的尊严,也更有益于其迷途知返。
慎用“妇人之仁”,去身后之忧
在厚黑处世中,“妇人之仁”往往成为一个人最大的负担,甚至是致命伤!比如面对不怀好意的借债者,你出于“妇人之仁”而在他的哀求之后借给他钱,结果却一毛钱也要不回来。一个人的恶行因为你的“妇人之仁”而获得了宽容,结果你的“妇人之仁”不但没有感化他,反而让他重新有机会犯下恶行,对你自己或别人也会造成伤害。此外,你的“妇人之仁”会成为你的弱点,成为人人想利用的目标,在眼泪、温情、请求、孩子似的无辜与可怜之下,你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自视爵高位显,趁齐国内乱,帮助太子昭当上了齐国的国君。宋襄公想借助楚齐的威力压服不买他账的众诸侯,然后再借诸侯之力压强楚。宋襄公派人重贿楚国,约定次年春会盟于位于齐国的盂上之地,齐孝公因为是靠宋襄公的帮助上台的,只好答应按时到会。
会盟期到,宋襄公的弟弟目夷建议宋襄公带些军队前往,不要对强楚掉以轻心。宋襄公为了表示自己很讲“信义”,不仅没有听目夷的话,还怕目夷在他走后暗地派兵前往护驾,便带着目夷一同赴会。果然早就有图霸之心的楚国竟然兵围盟坛,俘虏了宋襄公,并且挟宋襄公向宋国攻来。
好在目夷已趁乱从盂上之地逃回宋国,并且抓紧进行了布置,做好了抗楚的准备。当楚军压境之时,目夷继任宋国国君。楚王大为光火,下令攻城,结果连攻了三天,也没攻下来,只好撤兵放人。
按说,当宋襄公身陷囹圄、国势危难之时,目夷毅然挑起捍国卫土的重任,就任国君之位,以其出色的才智和勇敢,粉碎了楚国吞并宋国的阴谋,就应该心安理得地把这个国君当下去,可才智出众的目夷脸不厚心不黑,当听说宋襄公被释放后,马上派人把宋襄公接回宋国,仍旧让宋襄公当宋国的国君,自己重居臣位。
目夷的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因为目夷当国君对宋国来说,比宋襄公要有利得多,可他竟然为了自己的“名声”和面子,而不顾国家之利,让一个满口空讲“仁义道德”的家伙重新执掌国家大权,这就是典型的“妇人之仁”。
再比如楚汉之争,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情,项羽在关键时刻,却来了个“妇人之仁”,放了刘邦一马,“放”的结果是虎归山、龙入海,结局只能是“霸王别姬”。所以《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宗吾先生曾说:“我发明厚黑学,一般人未免拿来用反了,对列强用厚字,摇尾乞怜,无所不用其极;对国人用黑字,排挤倾轧,无所不用其极,以致把中国闹得这样糟。我主张翻过来用,对国人用厚字,事事让步,任何气都受,任何旧账都不算;对列强用黑字,一点儿气都不受,一切旧账,非算清不可。”
杀鸡儆猴
“治乱世,用重典;治乱军,用严刑。”孔子诛少正卯,虽然不合情理,但权术好诈,却因这一刀而使得权臣畏惧,市井安然;孔明于挥泪斩马谡之时说:“昔孙武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纷争,兵交方始。若废法何以讨贼,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这就是平乱与治乱的权术,是杀鸡儆猴的妙用。
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他还把“赏罚严明”作为判断军队战斗力和战争胜负的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主张从严治军。孙武在被伍子胥推荐给吴王之后,他对自己治军充满信心。他对吴王说:“虽妇人女子,奉吾军令,亦可驱而用之。”吴王遂把后宫宫女三百人,交给孙武操练。
孙武以吴王的宠姬二人作为队长,并对吴王说:“然军旅之事,先严号令,次行赏罚,虽小事,不可废也。请立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谕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质刀戟,列于坛上,以壮军容。”孙武吩咐宫女,分为左右二队,命右姬者管辖右队,命左姬者管辖左队,各披挂持兵,以示军法:一不许混乱队伍,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违背约束。次日五鼓,三百宫女个个披甲执盾齐集于演兵场。左右二姬顶盔束甲,充做将官,分立两边,伺候孙武升帐。孙武登台区划绳墨,布成阵势。令传谕官将黄旗两面分授二姬,令擎为前导。众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各要步迹相继,随鼓声进退,向左向右,步伐不乱。传谕毕,令二队都伏地听令。
少顷,孙武下令:“闻鼓声一通,两队齐起;闻鼓声二通,左队右转,右队左转;闻鼓声三通,名一挺剑为争战之势。听鸣金,然后剑队而退。”众宫女都掩口嬉笑。鼓吏鸣鼓一通,宫女或起或坐。
孙武站起来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使军吏重申前令。鼓吏再鸣鼓。宫女都起立,东歪西斜,仍然嘻嘻哈哈。孙武于是卷起双袖,亲自击鼓,又重申前令;左右二姬与宫女们还是嘻嘻哈哈。孙武大怒,圆睁双目,喊:“执法何在?”执法者前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约束再三,再不用命,士之罪矣。于军法当如何?”执法说:“当斩!”孙武说:“士难尽诛,罪在队长。”遂对左右说:“可将女队长斩首示众。”左右见孙武发怒,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二姬绑缚。
吴王闻知自己的宠姬将被斩,赶忙派人领命去救。孙武说:“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虽君命不得受。苟徇君命而释有罪,何以服从?”于是将吴王宠爱的左右二姬斩首于军前。两队宫女见状,无不胆战心惊。孙武在队中再选两人,充做左右队长,再申令击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战,鸣金收军。谁也不敢违令,自始至终,都符合军令要求。于是派执法报告吴王:“兵已整齐,愿王观之,唯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
严明执纪、严明执法才会有权威,令不行,禁不止,权威不存。
治军如此,驭人又何不如此呢?
所谓“杀鸡儆猴”,即是“杀一儆百”,有威胁恫吓之意,这是权术,是驭众手段。在意见纷纭、工作受到许多阻挠的时候,为使步骤划一,法令贯彻执行,非以严厉手段对付不可,此之所谓“不以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的解释。
做领导立威的九大原则
凡事都要有规矩,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不乱纲纪、不偏离目标的重要方法。一旦有了法,则可以直言管理,严格要求,保证各层次的人才都按照一致的步伐前进。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执法必严。有些人认为立法要严,执法要宽松,法无情,人有情。这听起来很对,但实际上是以情代法或者说是以情废法。所以,应该改为立法适情,执法无情,以避免任何人以身试法。此处所说之法,就讲的是管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1.管人以威
要使领导者的威信建立在人的心中,这样即使用人时,把他指使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也不会违背或背叛领导者的旨意。这种威信绝非威严、严厉所能奏效,它靠的是领导者平日行动中的凛然正气所感染,靠的是领导者经常对属下的爱护之心所熏陶。孟子曰:“君子以仁有心,以礼存心。”意即君子是用仁爱和礼仪来铸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样才能使人不违背。
2.以暴制暴
与小人相比较,悍将不但无德,而且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代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要开口就说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但陈国瑞却不怕僧王,而是打心底里佩服僧格林沁。在他的指挥下屡打胜仗,这足以说明以暴制暴——恶管术的效果。
3.以严制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