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即位,蔡京专权,又起用邢恕为鏖延经略安抚使,不久又改为径原经略安抚使,擢至龙图阁学士。恰好逢西夏人南侵,蔡京又任用他为西北边帅。邢恕网罗罪名很有一套,领兵杀敌却是一窍不通。他一会儿建筑萧阁,一会儿用车战法,一会儿又改熙河造船,计谋迂诞,根本行不通。转运使李复直言不讳地说邢恕的计谋简直如同儿戏。徽宗也很恼恨他的乖张战术,无奈蔡京力荐其“贤”,不得罢免。可惜邢恕自己不给自己争气,边关日见吃紧,报急的文书日至京师五六次,蔡京也慌了手脚,贬逐邢恕为太原知府,后又徙永兴、颍昌、真定,最后夺了他的职。
蔡京挂羊头卖狗肉
蔡京本是被朝廷贬逐之臣,一朝得势,天下人无不拭目以待,想看看他是如何绍述先帝之志,谋复新法,整治黎民的。
然而事实上,所谓“绍述”,不过是罩在蔡京唯权是营本质之下的一面幌子罢了。蔡京阴托“绍述”,把持权柄,钳制天子,残害异己。他走马上任后,立刻禁元祐之法,援用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的旧制,设置讲议司,自任提举,任用他的党羽吴居厚、王汉之等十几人做僚属,对于较重大的政事,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每一件事,以其中三人做主,凡有所举措,都由他们来定夺。并采用冯懈、钱通的建议,废黜了元祐皇后。
按照宋初之制,凡是诏令都由中书门下议定,而后命学士起草。到了熙宁年间,有的内降手书便不用中书门下共议,大概是某位大臣伪作。到了蔡京秉政时,他担心有人在背后对自己有所非议,因此御笔密进,而请求徽宗亲自手书诏令,称作御笔手诏,违者按罪处罚。无论事情大小,他都托称御笔手诏,甚至于偶尔伪造旨意,群臣也不敢说什么。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官名,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自称公相,统领三省。
元祐年间,蔡京曾投靠保守派而未得逞,不禁恼羞成怒,一直怀恨在心,他任相后立刻把元祐党人贬谪诛杀殆尽,还感到意犹未尽,又命人把元祐党人按罪名划分等次,司马光位居其首。然后又让徽宗把“奸党”的名字御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还自书大碑,遍颁全国。同时还极其荒诞地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划分标准把哲宗的旧臣分成正上、正中、正下与邪上、邪中、邪下六类,结果有五百四十多人被列为邪党,简直是贼喊捉贼。
蔡京一边积极地排除异己,一边广泛地安插亲信,拉拢朝士、广布党羽。他擢升童贯为节度使,继而为检校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封太傅。对杨戬、蓝从熙、谭棋、梁师成等人也毫不吝啬地贿人私恩。外人尚且如此,亲戚子侄自不必言。儿子蔡攸官至三公,蔡侩拜礼部尚书,蔡叙当了驸马爷。蔡京以绍述之说为自谋之计,从侍从至执政,从监司到帅臣,无处不用他的门人、亲信,使本来就腐败不堪的北宋官僚机构更加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蔡京也深知兵权士心对自己非常重要,于是建澶州、郑州、曹州、拱州为四辅,各地屯兵两万,派他的亲家做郡守。为了笼络军心,把禁卒的月钱由五百增到五千,这当然要转嫁到穷苦百姓的身上。蔡京阴托“绍述”而采取的改革措施还远不及此。他罢停了科举法,令各州各县都仿太学三舍考选,在城南建辟雍外学,以待四方之士。又推行方田法。方田法是仁宗朝施行的一项谋图增加税收的措施,神宗时被王安石定为新法之一。蔡京认为方田法有利于搜刮财帛,取悦皇上,就竭力主张恢复此法。一时全国租税混乱,人民负担急剧加重。蔡京还推行复榷茶法,在荆湖、江、淮、两浙、福建等七路实行复榷茶之制,规定生产茶的州郡随所置场,禁止商人园户私下买卖,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照旧。后来又增加了增损茶法、合同场法等等繁多的名目,民听眩惑,而且非产茶区也要负担茶课。茶法屡变,茶价日长。从崇宁元年到政和六年,十四年里收息竟从五百万缗翻到一千万缗,百姓所受的苦难和沉重的剥削可想而知。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更盐钞法。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又实行更盐钞法,设置买钞所在榷货务,让商人们先存钱到榷货务,然后换新钞去产盐州取盐,旧钞全部作废。而新钞的价值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而且有些榷货务没有新钞,原先的钱通通化为乌有,有的人家辛劳奔波几十年存下的钱全部报废,早晨还是富户,晚上就要走进乞丐之群,投水上吊的不计其数。
此外,还有增价折纳法和和汆之法。折纳就是钱与物反复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和汆也是北宋末年,以备边积粮为名推行的一项聚敛措施。蔡京下令根据坊郭、乡村民户等第给钱,收成之后,以时价折粟入官。到后来又行均汆,即不论家里是否有存粮,都要摊一份官汆粮,使许多食不果腹之家也要交纳官粮。
张邦昌认贼作父
公元1125年,金太宗完颜晟一举灭掉辽国,紧接着便马不停蹄领兵南下向宋攻来。此时的宋徽宗却还在朝欢暮乐、寻花问柳、吟诗作画,做着太平梦,加之多年来对女真一直妥协忍让,并未采取任何军事防范措施。金军一路夺关斩将,如虎入羊群,很快就占领了离京城只有十几日路程的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到了此时,宋徽宗昔日的倜傥风流早跑到爪哇国去了,慌慌张张地把帝位传给太子赵恒,即宋钦宗,带着童贯、蔡京由东京至亳州,再辗转逃往镇江,把一个乱摊子丢给了他的儿子。
钦宗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登上皇帝的宝座,此时这个位子却不像太平盛世时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了,朝堂上下一片铲除奸贼、抗金卫国的呼声。于是钦宗罢免了蔡京、童贯、王黼等六贼,任用主战派中坚李纲守御京城,擢张邦昌为少宰,宣布亲征。这似乎为国势甚危的北宋带来了一线生机,不料却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培养了一个掘墓人,就是这位新任少宰——张邦昌。
张邦昌,宋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人。进士出身,官至司成。曾因训导失职,贬为提举崇福官,知光、汝二州。政和末年,由知洪州改为礼部侍郎。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任尚书右丞,后转为左丞,再迁中书侍郎。他虽心术邪佞,但因善于逢迎投机,一直官运亨通,深得徽、钦二帝宠信。
十几日转瞬即逝,金人已兵临城下。金人原以为宋朝君昏臣弱,取京城易如反掌,不想李纲守备有术,城池坚不可摧。统兵的宗望见一时不能得逞,又生缓兵之策,派贝勒吴孝民请来人议和。钦宗不辨真伪,派李税、郑望之等人入金营和谈。金人要挟宋方须奉上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缎百万匹;割三镇土地,许亲王、宰相为质方可议和。本来孤军深入,已犯兵家之忌,金人势必不敢久留,而且再拖延数日,大兵四集,里应外合,金兵就嚣张不了几天了。但宰相李邦彦、太宰张邦昌贪生怕死,不惜卖国求安,力劝钦宗答应这些屈辱的条件。李纲等一些大臣深为社稷担忧,向钦宗陈明利害:都城乃弹丸之地,百姓倾家荡产又如何拿得出那么多黄金白银、牛马匹缎?三镇更是国家赖以平安的坚实之屏,割之于金,立国何依?无奈自古皇帝都是爱拣好听的听,钦宗求和心切,只信张邦昌的谗言,根本听不进李纲的话,他派康王赵构和张邦昌为人质入金求和。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北宋大将姚平仲打算率兵偷袭金营,生擒宗望。不料,消息泄露,金人严阵以待,宋军大败而散。这下可惹恼了宗望,他提审康王和张邦昌,怒责宋方“背信弃义”违反和约,张邦昌以为宗望定杀自己无疑,吓得手足无措,涕泪交下,连说平仲夜袭绝非朝廷本意。大概宗望一来看张邦昌哭得可怜兮兮,心生了“同情”,二来觉得这个软骨头日后尚可为金人所用,就暂且饶了他。而钦宗还以为张邦昌辩白有功,给他升职太宰兼门下侍郎,并亲签了割三镇协议,送肃王赵枢为人质换回康王和张邦昌,又任命张邦昌为河北路割地使,罢免了李纲。
钦宗的屈辱投降之策激怒了众多的爱国之士。太学生陈东率太学诸生在宣德门下伏阙上书,要求恢复李纲之职,数万人群起而应。钦宗惧怕众叛亲离,在无可奈何中又恢复李纲的职务。金人忌惮李纲的智勇,又顾虑耽搁日久,援兵到来,得了钦宗亲签的割地协议就撤兵北归了。经过这一场风波,钦宗和张邦昌在对待金人的态度上越发情投意合了。
金兵撤走后,钦宗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徽宗也回到了东京,又花天酒地起来。他们并没有居安思危,整顿军备,以防后患。果然好景不长,宗翰又开始厉兵秣马犯中原,北宋再度陷入危机。主战派为阻止钦宗再续割地议和之议,纷纷上书指责张邦昌私敌,乃社稷之贼,钦宗万般无奈,贬张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停止割地之议。疆场上的局势也日益恶化,那年冬天京城被全面攻陷。徽、钦二帝逃到青城。金兵将东京洗劫一空,又乘胜拘系了二帝。
金人觊觎大宋江山已非一日,但因劳军远攻,力量有限,又怕宋军民不服,揭竿而起,故而不敢贸然称帝,在第二年春派吴拜、莫俦持文书归宋营,令推举一位道德隆茂、众皆推服、长于治民的异姓官员在军前备礼册命。然而这一切都是金人骗人的把戏,他们的心目中早有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张邦昌。只可惜张邦昌既非道德隆茂之辈,又非长于治民之臣,众人当然不会推服。留守孙传等不奉此命,请求仍立赵氏为主。金人大怒,再遣吴拜、莫俦催促火速复命,并拘系了孙传,任王时雍为留守。王时雍也是贪生怕死的人,他连忙招集百官商议,众人面面相觑,计无所出,恰巧尚书员外郎宋齐愈自外而至,众人问他金人意下如何?宋齐愈取出一张纸,写下“张邦昌”三个字传视众人,一些心中无主见、善于看风使舵的人为保全性命,表示愿意拥戴张邦昌。而刚直不阿、坚持己见的人都被金人掳至军中。
王时雍设计将百官骗集到秘书省,等百官一到,他立即命人将大门紧闭,让侍卫持刀荷枪围住秘书省。范琼向大家晓谕了金人的意图,王时雍首先在署状上签了名为百官做榜样。这时有的人唯唯诺诺地随之签了名,有的人不知所措默不作声。一个太学生发言抗命,范琼唯恐他动摇了众人的主意,厉声斥责,把他押回学舍。还有一个叫寇庠的人也凛然宣布宁死也不肯附议。监察御史马伸也慷慨陈辞:“我身为朝廷谏臣,绝不能默视社稷易主不吐一辞,我愿另拟议状,要求保存赵氏!”观文殿大学士唐格自尽殉国。还有的人退隐山田,有的人逃入太学。金人闻之,怒不可遏,一下拘捕了数十人,再命速做劝进张邦昌的议状。
这时张邦昌做万般痛苦无奈状,假装要自杀,有人一针见血地嘲讽他:“相公前日不死在城外,而今死在这里,是想涂炭一城的生灵吗?”张邦昌只好收起这套把戏。
不久,吴拜、莫俦等人向金人递呈了劝进表,吹捧张邦昌“学通天人,位冠家司,身兼众美,伏望以苍生为忧而不以细行自饰,以机政为虑而不固避自嫌,上体大金择立存抚之意,下符国人拥戴为主之望!”
金人阅罢这些夸夸其词的劝进表,非常满意,认为这一番苦心的铺垫可以告一段落,于是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奉册宝至,张邦昌向北方叩拜受册。金人宣读册文:
“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姿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傒,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做藩臣。”
就这样,这个荒唐而短命的伪楚皇帝粉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天,天气阴霾,日月无光,愤怒的狂风咆哮着掠过东西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