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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社会大观(4)

这时,主持人恰如其分地提问:“教授,能不能谈谈您的经历。”

教授说:“好的。我生于1919年,也就是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那一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了华北,我跟着学校一路迁徙到四川、云南等地,那时的名字叫西南联大。1942年经胡适之——也就是新文化倡导者胡适先生——的介绍,进了美国加里敦大学读生命学,先后读完硕士、博士、博士后,又来又攻读博士后又后——这是一个只对极少人开设的学位——1949年,本来想像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样返回祖国,但因美国政府的阻挠,还因为课题一直没有攻克,国内又缺乏研究的基础就一直留滞在那里。但我从不向美国人透露任何的研究细节,愿望就是一定要把科学成果首先应用于祖国人民。”

热烈鼓掌。

主持人又问:“您在大陆还有没有亲人?”

教授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实行包办婚姻,父母给我找了一个童养媳,出国之前逼我完婚,因此就有了一个儿子,现在已经七十一岁了。”

主持人问:“他现在还健在吗?”

教授说:“在,而且也跟我到了直播现场。”

就听主持人高声喊道:“现在就请教授的儿子闪亮登场。”

音乐骤然响起,干冰制造的白色祥云中,走来一位颤颤巍巍的古稀老人。

大家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老头脸上,分辨他到底和教授有几分相像。几分?百分之百!虽然一个老年、一个壮年,那脸型、五官甚至表情,特别是那两个老鼠一样的啮齿都惟妙惟肖。

老头向教授恭恭敬敬叫声爹,然后坐在了主持人安排的座椅上。

主持人问:“老爷爷,您真是教授的儿子吗?”

老爷子说:“那还有假,不信我再叫一声,爹!”

主持人问:“教授,有了这么珍贵的成果,为什么不用在您儿子身上,让他首先返老还童?”

教授说:“这个问题提得好,一来是药品刚刚在动物身上完成实验,再就是我先让他以现在的模样做个参照,实际效果出来了才更有说服力,等再次露面时,你们会见到一个全新的他。”

过了不长时间,也就是两个月左右吧,教授又来到直播现场,儿子又在音乐和烟雾中闪亮登场。这是一个二十岁的青涩少年,眉眼鼻子无不一样,也有家族标志性的大板牙,台上爸爸叫得比以往还亲。他现身说法,循序渐进、依次服用长生1234567,终于实现了返老还童,同时他还告诫观众,这种药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回到童年甚至婴儿时期。

药品热销,各大药店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有人加塞被打死的事件发生。

这时,在一处海滨高级别墅里,有这么祖孙三代正在享受着天伦之乐。

老板牙说:“大水(生于1963年,故名),你就缺大德吧,当着那么多人让我叫你爹。”中板牙也就是“教授”说:“爸爸,你是受了委屈,我这就给你操持个老伴。”老板牙说:“过五十的我可不要。”小板牙撒娇地说:“爸爸,我功劳也不小,我要买台法拉利。”

老板牙有些好奇心地问:“加里敦是所什么大学?”

中板牙说:“就是家里蹲着。”

青岛啊,青岛

刘兆亮

青岛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我那时认为它恰如其分的美丽是因为父亲去了那里。

自从父亲去了青岛,这个离我八百里的地方突然有了亲和力和感召力。尊敬的青岛市民也好像一下子都成了我的亲人,我特别挂念青岛,想念他们。

父亲是去青岛干建筑小工的,抬水泥、搬石块、挑砖头是他的工作。但这是次要的,父亲在青岛生活和工作了,这是让人感恩的事。

那时我正上高三,父亲带着家中最破的被子和那顶漏雨的安全帽到县城坐火车。因为还有四十分钟的空闲,父亲就到学校去看我。但他并没有见到我,他的脚刚好踩到上课铃声。父亲就给看门师傅留了一张字条,写道:“儿,我去青岛干活儿了。青岛好啊,包吃包住一天二十块钱。你好好念书,争取考到青岛去。”落款是“父亲亲笔”。

这是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书信,是写在随手捡起的烟盒上的,烟盒上脚印清晰可辨,比父亲的字还工整。但父亲的字比它精神多了,撇撇捺捺都有把持不住的去青岛的激动之情。

青岛好啊!父亲这个赞美诗般的感叹也是听别人陈述来的。父亲没去过青岛,甚至他连比县城更大点儿的城市都没去过,但父亲那时去青岛了。看到父亲的留言,我很高兴。

从此以后,我的学习和生活便有了“青岛特色”。地理课本上的胶东半岛成了我的维多利亚港,历史课本上德国强占青岛的章节让我深刻铭记,青岛颐中足球队成了我心中的巴西队。而我的高考志愿上,打头阵的都是青岛的大学。

父亲在一个叫观海山的山上建花园。山不太高,但站在屋顶上可以看到海,下雨天不上工,父亲就上山顶去看海。看海是父亲最高级的精神生活。在他的物质生活方面,让他津津乐道的,是能隔三差五吃到两块五一斤的肥肉膘。父亲说,瘦的他们才不爱吃呢,青岛的肥肉真贱!父亲说,乖乖,青岛就是青岛啊!

但青岛没有及时给他发工资,这是堵心窝儿的事。父亲说,肥肉很香,但一想到钱就咽不下去了。

父亲走时只准备了二十五块钱生活费,父亲花了四十天。之后,他摸口袋时,兜里只剩下五个手指头了。当然,在他的内裤边,母亲还连夜为他缝进了五十块钱。但那钱不能动啊!

青岛怎么不发工资呢?老板解释说临时有点儿困难,让父亲等人顶一顶。父亲觉得那个李老板说的话不虚。以前李老板让父亲下山替他买的烟都是十多块钱一包的,现在下降到四块多钱一包了。

给李老板买烟是父亲难忘青岛的另外一个原因。

起初,父亲买烟买得一肚子得意,觉得老板还挺把自己当回事。等父亲戒烟了——实际是没有闲钱买烟了,他才感觉到买烟成了一种煎熬和痛苦。

父亲每次烟瘾上来的时候,都要到厕所尿一泡尿,每次进行的时间都很长。他低头思考着什么,最后还是使劲地捏一把那缝在内裤边的五十块钱,忍了。

但父亲经常把烟包放在鼻子下使劲地闻一闻。闻一闻烟又不会少,没事的。有几次他甚至就想把手中的烟往腰里一别,一口气跑回家,坐在田头再一口气抽光。边抽烟边看玉米生长,多美的事儿啊!

但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这也是老板习惯让他买烟的根本原因。父亲觉得自己挟烟出逃的想法太匪气了,也不切实际。父亲比较实际的做法是,爬山时多弄出点儿汗,递烟给老板时好让他酬劳给自己一根抽抽,但是没有。只有一次,李老板客气地说,剩下的三毛钱硬币不要了,看你累的,头上的汗珠子比雨点儿还大!父亲不收,两个人互相推让,干活儿的人都把手中的活儿停下来看他们。李老板生气了,大喝一声后又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拿着,对,拿着。父亲的兜里就多了三毛钱。

父亲想等下次再多出三毛,还有再下次,再再下次……

但李老板已经好几天没让父亲买烟了,也就是说李老板已经很少过来了。慢慢地,父亲他们就感觉到李老板可能在耍熊蛋了——他要跑掉了!

大家也很久没能吃上肉了,伙房的人也好久没接到钱了。

工程没完,老板就跑了,碰上这样的事,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父亲等人也不能干等着,就买了车票回家。父亲们都偷偷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有的与父亲一样拆开了内裤,有的翻起了鞋子,有的把被子里的棉花团弄开……那里是事先准备好的回家的路费。我们那里的习惯,路费多少就缝多少。

父亲把他在青岛的这些经历讲给我听的时候,我还在等青岛方面的大学通知书。青岛与我的关系还八字没一撇。

但青岛朝我走来了。我被青岛一所重点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录取了。

那天父亲把烟头抽得很兴奋,他满眼亮亮的,左手比画着青岛宽阔的马。路怎么走,还一个劲儿说,青岛好啊!青岛好啊!

我不知道,当父亲赞美诗一样地感叹青岛好的时候,他的右手在口袋里把从青岛带回来的那三毛钱都攥出了汗!到了学校后我才发现,那三枚硬币,被父亲打进了我的背包——那是父亲在青岛赚取到的财富,儿子应当继承。

满票

孙方友

村中有一个小学校,学校虽小,但年代久远,据说开初伊始是村上一位乡绅办的。乡绅姓张,名毅斋,学校也就起名叫“毅斋乡小”。解放后,张毅斋被镇压,学校就更了名,改为“张广小学”。张广也是本村人,是位烈士,解放战争时期任共产党的第一任村长,不料当时反动势力猖獗,被反动派暗杀团杀害。因为张广是在小学校里被敌人活活钉死的,为纪念这位为革命献身的烈士,所以经政府同意,将学校改为“张广小学”。

校名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叫下去,岂料不久前张毅斋的儿子从台湾回来了。他见家乡小学校房屋破旧,院墙头倒塌,决心为乡人办点儿好事,捐款五万元人民币修建小学校,但也附加了个条件,学校修建好之后恢复原名:毅斋乡小。

老村长的独生子张郑原在乡政府里当书记,眼下离休在家安享晚年,一听说要更改校名,大发雷霆,气冲冲地找到村支书,说是坚决反对学校更名。村支书更是左右为难:改吧,烈士遗孤不同意;不改吧,这里为老区,经济困难,眼看五万元就要顺水漂走。万般无奈,他急忙召开村委会研究,干部们议论了一天,最后决定召开群众大会,让大伙用无记名投票来决定。

大会就在小学校里召开,一家一个户主,几百户人家全来了。村支书发下选票,宣布了两个候选名单,并说为照顾文盲,来个简单行事,只在选票上画圆或打“”。画圆者表示同意更换校名,打“”者就是不同意。

可做梦也未想到,投票结果,竟是满票——大伙都同意更换校名!

只是,大伙的情绪也非常低沉!

村支书大惑不解,悄悄问张郑说:“你为何也投了赞成票?”

张郑哭丧着脸说:“昨黑我儿子和媳妇、孙子给我吵了一夜,说我糊涂,说是对子孙万代有益的事儿你为何阻挡?名字算个鸟?爷爷的名字挂在上面就有点儿丢烈士的人!再过几年学校塌了砸死了学生是谁的罪过?孙子劝我说:爷爷你别难过,等我大学毕业挣了钱咱再把名字改过来!”

村支书面红耳赤,许久没说出话来……

谁能打我耳光

申平

按摩小姐阿红这天遇上了一个怪客:他要阿红打他耳光。

又是一个变态狂!阿红想,自己真的是很倒霉。阿红毕业于一所按摩学校,她所在的这个发廊搞的是正规按摩。可是偏偏有一些客人,以为按摩小姐都是干那事的,所以一进来总要动手动脚。他们不但千方百计在阿红等女孩身上找便宜,还有一些人更离谱,有个老头儿非要舔阿红的脚,有个中年人非要花高价买阿红的内裤……

这个客人也是个中年人,他相貌堂堂,穿西服,打领带,气度不凡。可他一进来就说:小姐,我不是来按摩的,我想让你狠狠打我几个耳光。

阿红说:这位先生,我打你干什么?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的。你躺下来吧,我给你按摩。

可是那人却只是坐在按摩床上,他看着阿红说:请你帮帮忙吧。你每打我一下,我就给你十元钱,怎么样?

阿红睁大眼睛看着这个干部模样的人,问:先生,你没病吧?

没有。啊,不对,我有!我的心里真是太痛苦了。你打过我,我就好了。

阿红问:那你能跟我说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吗?

客人说:让你打你就打吧,问那么多干什么?

阿红说:你不说清楚,我怎么敢随便打人啊!

客人叹了口气:那好吧。我呢,是个新提拔的干部,我手里有点儿权力。我一上任,每天都有许多人围着我转。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当个好官、清官,决不搞贪污腐化那一套。我都坚持一年多了。可是前几天,我一不小心让他们灌醉了,被他们弄到夜总会,稀里糊涂就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这还用说嘛!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有个小姐光着身子躺在我的身边,我知道糟了,穿起衣服就跑,可还顶什么用呢?

阿红冷笑了一声:这算什么错误,你们这些当官的,用不着假正经,得了便宜又卖乖。我不能打你。

客人就急起来:连你也这么说!可是我真的是想惩罚一下我自己啊!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阿红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应该去坦白交代才是啊!

客人说:我已经这么做了,可是没有用。我先是跟我一个最好的朋友说了,他说这算什么事呀,你可千万别犯傻。我又跟我的秘书说了,我的秘书说,你就当没这回事吧,你要出了问题,我也跟着倒霉啊。我接着跟我老婆说了,我老婆先是哭得死去活来,随后她又原谅了我,说下不为例吧。最后我找到我的一个上级领导,他可是管纪律监察的啊,我老老实实向他承认了错误,要求组织上处分我。可是领导却说,算了,不能因为这点儿事就毁了你的前程,再说这种事都是民不举官不究的,哪有自己告自己的?你以后注意就是了。你看看,我想找个人教训我一下都做不到,我的心里能不痛苦吗!

阿红说:你说的可是真的?

客人说:我骗你干什么?

阿红说:那好吧,那我今天就成全你!你知道我们老百姓是多么痛恨贪污腐败分子,多么盼望遍地都是好官呀!今天我也算是代表老百姓惩罚你了,你可坐稳了!

阿红说着,突然用力朝他的脸上打去,左右开弓,一连打了十下,把自己的手都打麻了。再看那人,嘴角流血,面颊红肿起来。

阿红说:怎么样,这回你的病好了吧。

那个人擦擦嘴、揉揉脸,点点头说:好,打得好。我会永远记住这十个耳光的!

客人掏出一百元钱递给阿红,临走时还说了一声:谢谢!

落棋有声

张新民

铸造车间主任的人选,通过民意测验、调查座谈,集中在大黄和小李两个人名下。要说工作能力、群众关系,两位各有千秋,不分上下。这可把干部科汪科长难住了。几经斟酌,决定不下来,他打算听听新厂长的意见。

厂长略一沉思,出其不意地问道:“还能告诉我一些题外的细节吗?”

“关于他俩?”科长疑惑了。他理了理额前的乱发,突然想了起来:“哦,这两位都是象棋高手。大黄连续三年蝉联全厂冠军;小李呢,虽没有大黄稳定,但去年也得了第三名……”

厂长颇感兴趣的站起身来:“好哇,我找他俩赛几盘!”原来厂长也是个棋迷。

为了知己知彼,厂长亲自找不少工人了解情况,最后正式下了战表。昨晚与大黄下了三局棋。大黄一向出手稳健,素有“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美誉。但昨天他下得不很顺手,接连三局都握手言和。厂长拱拱手,说:“真太过意不去,让你连让三局。”

今天上场的是小李。棋友们给他的外号是“程咬金”。据说他既有开局的“三斧头”,在遇到逆境时,又常常会像“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一样,走出一些出其不意的妙着,使对手防不胜防。两局下来,厂长就被他凌厉的攻势逼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第三局,下到得意处,小李一扫初进门时的拘谨,竟然拍起厂长的肩膀来:“老兄,十步之内,解决战斗。”

“唔?”厂长不买账,“要是赢不了呢?”

“这辈子不下棋!”

“一言为定?”

“当然!”

厂长毕竟还有两下子,他在太阳穴上抹了点儿清凉油,抖擞精神,沉着应战几起几落,终于和了这一局。他笑吟吟地开始收摊,小李猛然抓住他的手:“慢,再来一盘。”

“不是说这辈子不下棋了吗?”厂长用含笑的眼睛端详着小李,意味深长地问。

小李不服气地说:“不行,刚才漏了一着,不补回来睡不着。”

厂长朗声大笑:“你睡着睡不着我不管,反正今天我可以睡个好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