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首届军艺文学系
朱向前
一个电话帮我“捡了大漏”
1984年暮春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原福州军区文化部王炳根干事的电话，他先是不无神秘地透露，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艺术学院决定创办文学系，秋季开学，目前正在全军物色学员……最后，他郑重说道：“经研究，我们军区拟推荐你和XXX同志，请尽快准备两部报考作品，并立即着手文化考试复习。如无意见，正式通知即日发出。”
当时我嘴上哼哈却心头撞鹿，凭直觉感到与我人生重大相关的历史机遇来到了，但又确实不了解文学系，既不易权衡，更难以深思，便脱口而出两个反问：“学制？学历？”
王干事稍显迟疑了：“好像是两年学制，可能是大专学历。”
“啊？哦，这个，这个……”这下轮到我含糊了。因为我当时已读了四年电大，听课虽少，却把中文本科课程和教材都拉了一遍，光古典文学就学过六个学期，还背过《诗经》、《离骚》和若干先秦散文，写作考试多次名列福建省第一，并被评为全国优秀电大学员。这眼看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就要到手了，再退而求其次去读“大专”，有必要吗？
那头王干事显然猜到了我的心思，不由也急得语无伦次起来：“朱向前，你不是渴望深造吗？渴望名师指点吗？学历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军艺文学系有多么好，但我知道它肯定能解决学历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敢说你一旦错失良机将后悔终生，一失足成千古恨……”
结果当然是我奉命行事，欣然赴考，而且凭着四年电大的底子，以当年福州军区干部考生第一名、军艺文学系考生文化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成了福州军区唯一的幸运儿。入学报到后，我才发现这下真搞大了—所谓军艺首届文学系，实乃全军作家班，面向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十大军区，总共招了35人。其中最著名的同学如1982年就以《高山下的花环》名动天下的李存葆，其他获得过全国文学奖的还不在少数，至于军队或省部级奖的就稀松平常了，只是因为各大单位分配名额，才让我在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了将军，用古玩行的一句话说，算是捡了大漏啦！
开学伊始，著名老作家、总政原文化部老部长刘白羽先生就来给我们作动员。他在系主任徐怀中先生陪同下走上南阶梯教室讲台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白羽先生身材魁伟，脚穿布鞋看上去也足有一米八五，虽年近古稀却鹤发童颜，面如朗月，腰板笔直，慈眉善目中透出一种威严，十足大将风度里又显出九分儒雅。他的动作、语速略显迟缓，但高瞻远瞩甚至有些居高临下的思考与谈吐，分明又显示出一种扎实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学修养、很高的美学眼光和领袖群伦的风范，以及一种“居高声自远”的恢弘大气。他从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作代会致辞中提出的“文艺的春天”到王蒙由衷地欢呼“文学的黄金时代”，讲到军事文学的异军突起，既和“前17年”遥相呼应但又差距甚大。要深刻、持久、全面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军队，目前军队的作家队伍、文学阵地和体制机制都还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因此，我们下决心办军队的作家摇篮文学系，办自己的大型期刊《昆仑》，并分批组织作家深入南线战地采访……这是战役行动，更是战略决策；我们既要及时出击，集团冲锋，更要养精蓄锐、厚积薄发。同学们都风华正茂，来自军队第一线，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经历，但由于“文革”的耽误，大家缺的就是读书修养与文化底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啊！这就是把各位请来的初衷，就是要让你们更快更好地加油、充电，听课、读书，反思提高。未来更大的舞台等待着你们，全军广大官兵在注视着你们，军事文学的未来属于你们。好好努力吧，同学们！
应该说，此时此刻，我才真正认识到文学系的意义，她正是军队高层和刘白羽、徐怀中诸公深谋远虑的战略举措。自己无意中走进了时代的潮头、同时也就走进了历史。听着刘白羽先生的谆谆教诲，我一边不时跳出来提醒和感叹自己的幸运和幸福，一边又渐渐将这种暗自庆幸升华为一种庄严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朱向前啊朱向前，你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前辈作家的厚望与厚爱！
同时，我也常常感念王炳根先生的那个电话。
“密集型轰炸”的“天才式教育”
1984年北京的金秋，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我整天陶醉在庆幸和惊喜之中，而天天都有新的惊喜接踵而至。说的就是课程设置和来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那真是个顶个的棒，一个更比一个牛。
按说，当时文学系草创之初，只有系主任徐怀中带一个老师、一个参谋和两个干事，真可算得上是“白手起家”。可一张白纸，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没有师资，正好可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广招天下名士，“入我彀中”，为我所用。
系主任徐怀中时年五十有五，功成名就，德高望重，在中国当代文坛深孚众望，又深谙创作规律。可他经常只带一个参谋，上高爬低，登门造访，坦诚相邀。这种诚实谦逊，遇事端肃、亲切平和又一丝不苟的为人，感动了所有的应聘者。于是乎，丁玲、刘白羽、魏巍、汪曾祺、林斤澜、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洁、李陀、张承志等著名作家来了；李泽厚、刘再复、张炯、吴元迈、刘梦溪、刘锡庆、陈骏涛、雷达、曾镇南、何西来、刘纳、赵园、汪晖、季红真等著名学者们来了；吴组缃、吴小如、袁行霈、严家炎、谢冕、叶朗、乐黛云、徐晓钟、王富仁、童庆炳、孙绍振、洪子诚、钱理群、丁涛、赵德明、曹文轩等著名教授们来了……这都是当代中国一流的作家、学者和教授，其中如丁玲和吴组缃先生，都已多年不登台演讲授课了，但他们却把毕生的最后一次演讲留给了军艺文学系。一时间，京西魏公村风云际会，名动海内。各路神仙、十八般武艺，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耕云播雨、点石成金。直弄得我们天天如坐春风，如梦方醒，如醍醐灌顶，如浴火重生。徐怀中先生笑眯眯地看着这帮弟子们天天都在凤凰涅槃般地进行自我扬弃与更新，欣喜之下非常得意。他将这种集授课者毕生研究之精华为一次讲座的授课方式称为“高信息强输入”的“密集型知识轰炸”，称为“就高不就低”的“天才式教育模式”。就在这种信息密集而系统松散之中，体现了徐怀中的匠心：冲击学员们固有的文学观念，让他们迎着八面来风的洗礼，山高水低随形发展，保持个性，挖掘优势，“各行其是”，最终培养出非标准化的“天才”。
实践证明，当年徐怀中先生所倡导的“讲座式”是有先见之明的，今天早已为全社会广为欢迎。而他所网罗的那支院外名师阵容也基本成为了文学系一直沿用的固定师资队伍。其中，从学生到老师，我认为自己受益最多。当然，至今我也说不好上述三路名师、三类讲座，究竟谁家对我启发最大、教益最深、影响最远，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各领风骚。但有一个角度可以比较，那就是1986年我毕业留系任教之后，有意识地观摩学习各路大家的授课艺术，自以为有了一点心得，不妨在此略作披露。
以我在文学系先学生后先生的双重身份观之，仅以授课效果或授课艺术论，一般说来，作家一路富于激情和经验，而弱于理性和概括，虽然生动风趣，最具可听性，但不便记录，难以复述；学者一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逻辑严密，条分缕析，新见卓然，但容易流于刻板和枯燥，时间一长，学生们难免恹恹以致昏昏；比较之下，教授一路似有综合前二者之长而避其短之意思，既有逻辑的架构，又有知识的重点，既有理性的归纳，又有感性的表达，课堂效果普遍偏好。尤对我这个初登讲台的青年老师而言，较具可模仿性。譬如，吴组缃先生的幽默谈吐，袁行霈先生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孙绍振先生的快人快语一剑封喉，钱理群先生的激情与尖锐，王富仁先生的深刻与沉重，丁涛先生华丽的措辞与炫技，曹文轩先生夹带乡音的朗诵，以及王扶汉先生用漂亮的板书大段大段地默写先秦散文……都从不同层面和侧面给我以影响，使我在较短时期内潜心揣摩授课效果（包括练习书法以提高板书水平）而有较明显提高，课堂上常在鸦雀无声中爆出笑声，课后也常被学生包围和追问，很快就在军艺脱颖而出，留校第三年便获全军优秀教员称号。
从1984年到1997年，从学生到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戏剧两系合并为“文学戏剧系”，文学方面只配备了副主任，实际上是以副代正），我前后在文学系待了13年。13年中，无论是当学生、老师还是领导，凡有名师名家来讲课，我都始终如一在讲台下洗耳恭听。也许授课老师和内容多有重复，但我观察学习的角度却不重复，从内容到形式，从观点到例子，从声调到语气，从手势到眼神，从站姿到板书，总觉得有听头，有看头，百听不厌，常看常新。打那以后，我的授课经验也渐积渐多，授课范围愈来愈广。尤其近年来，我的专题讲座《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广受欢迎和邀请，从国防大学、北大、清华、中国传媒大学等名校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学术机构，从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月末讲座”到全国各地论坛，直至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周末开讲”，讲了100多场，还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虽说无心插柳、歪打正着、撞中了选题、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是主要方面，但我的演讲风采也要对得起他老人家吧。如果这也算一个缘的话，那就是在军艺文学系13年尤其是首届文学系两年听课听来的缘啊！
“地道战”与“借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