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他律的，我们总是会根据别人的看法调整自己的行为，又总是会用自己的看法去要求别人调整他们的行为。这种错位，造成了我们心里有一种负担。我们害怕别人不认可自己，同时，也担忧于别人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在这两者之间摇摆的人们，头脑中的那根弦一直是紧绷着的。
这根紧绷着的弦，让我们焦虑、让我们纠结，也让我们时刻处于过度紧张当中。我们身处人群中会紧张，害怕自己说错话，从而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我们作为看客的时候也会紧张，纠结于那人说了我们不喜欢的话，从而心生怨怼，让自己情绪波动，产生无来由的愤怒。
可以说，过度紧张，不仅是我们的情绪状态，更是我们的心理基础。由于它的存在，我们总是做些自相矛盾的事情。当我们自己做事的时候，常会考虑别人的看法和感受，如果觉得他们会不同意或者会议论我们，便做出调整。这时候，我们是没有主见、没有自我的。可是，如果看到别人做了我们所不能忍受甚至仅仅是违背我们的认知让我们情绪上不适的事情时，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从而出言相劝，甚至会严厉指责。这时候，我们又是一个执着而又强势的“自我”主义者，处处干扰着别人。
这些，都是由于我们过度的紧张。这份紧张，时时伴随着我们，处处影响着我们。它构成了我们日常行为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身处不同环境的时候，它便会以一种不同的样子出现。这导致我们总会身处矛盾而不自知，从而做些自己不喜欢的事，会做出很多前后冲突的事。
中国人的过度紧张有以下七种心理基础：托熟，找人情，拉关系；两性关系上对女性的控制和占有；乞食心态，在穷疯了和饿怕了之后自我意识的丧失；欺骗，渴望不劳而获；赌徒心理，好高骛远，幻想一飞冲天；报复，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就疯狂地报复曾经的自己；帮凶，见利忘义的掮客心理。
中国的文化内核是他律，因此别人的看法，就成了我们行事的基础，这导致了我们做事时常是先接受后理解的。面对一件事物，尤其是群体认可的事物，我们总是先去无意识地接受它，然后慢慢地去了解它，最后，在了解中，逐步强迫自己喜欢它。
这一点，在古代的夫妻关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古时候的婚姻都是父母主宰的，子女们对婚姻只能是先做出一个愿意接受的姿态，然后尝试着在之后的共同生活中彼此了解，最后，还要强迫自己喜欢上对方，跟对方过完自己残缺的一生。
这种先接受后理解的两性关系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相处日久而生出来的彼此感激之情或者依赖之情。因此，处在其中的人们自然是难得真正的幸福的，不过也没办法，古时候，联姻从来都是家族的事而不是当事人的事，人们对男女结合的定义向来就是传宗接代大于两个人的相互偎依。在古代，如果一个人竟然想要自己决定婚姻，那么全家都会紧张。
因此，与其说父母给儿子找的是爱情伴侣倒不如说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家族找一个生养后代的工具。所以，古时候很多青年男女结合之前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因为这种文化氛围下，“根本不需要他们见面，只需要他们的生殖器见面就足够了”。这样的两性关系，必然产生无数压抑而又紧张的个体，但这压抑和紧张又不能表露出来。因为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同样的氛围之中，一旦表露，便会受到来自外界的惩罚。他们不能表达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也不能对包办自己婚姻的父母表示出怨恨，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变成没有情感、没有自我的生育机器。他们完全丧失了精神追求，开始欲望泛滥。这时候，处在社会顶端的男人们，欲望会被无限放大。他们的目标便开始从性的满足变为性的扩张，此时，他们不仅热衷于拥有处女，还开始追求所拥有的女性的数量，于是贞洁观、男人纳妾、狎妓等就应运而生了。
这是一种畸形的婚姻观念，它不是出于对爱的渴求，而是一种欲望的宣泄，以占有或者占有过为目的。有这样想法的人，享受的不是从异性那里得到的爱，而是从同性那里获得羡慕和赞美。他们的爱，是有炫耀目的的，有时候只是为了跟身边的人说，看，我拥有的爱比你多。这就将爱情彻底低俗化、欲望化了，同时，也去幸福化了。很多男人之所以追求和占有更多的女性，不在于他是一个多情之人，而仅仅是因为这样能满足自己的控制欲，还能让身边的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这一点，在如今的社会还有很大的遗存，许多秉持着传统思维的男性依然在意自己的另一半是否是处女，依然会将曾占有过的女性的数量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当然，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男人同样还会招来同性们的羡慕。
然而，不管积压的欲望是否得到了宣泄，不管过度的紧张是否得到了缓解，不管男人们占有了多少女性，其内心中的积郁总是要抒发的。对于父母操控自己命运的做法，子女们内心中一直都有不满。这不满受限于他律的社会环境中不敢直接表露出来，就会寻求另一渠道散发。这样，人们就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帮凶的身上，他们不敢苛责父母，便把所有的恶意都释放给为自己的婚姻搭桥的媒人。媒人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帮凶，但受到的“惩罚”却比“主犯”更重。因此，媒人这个群体就背负了很多的压力，成了耻辱感氛围中的彻底失败者，也成了我们文化中的绝对紧张者。
从古至今，媒婆的名声一直都是不怎么好的。不过她们实际上也未必就有那么坏。媒婆可以搭桥，但却没有决定权。真正能决定两个人是否在一起的，还是他们的父母，不过是人们迫于礼教不敢直接向父母表达不满，因此拿媒婆来背黑锅罢了。在媒人身上，这种惩罚“帮凶”思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思维扩散之后，就是人们对教育体制和老师的过度讨伐等。
然而，媒婆虽然从古至今不受人待见，却又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所以如此，源于我们特有的情爱特性。他律文化中的人们，其性格注定是内敛的，其情绪注定是紧张的，这紧张导致人们不太敢也不太善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即使有了自己喜欢的人，也很少直接开口，大都要通过别人的介绍。即使是现在，年轻的男女们有了中意的对象，也有很大一部分不敢直接表达，在请对方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拉上一位“陪衬”，以缓解自己的紧张，也让氛围不那么尴尬。这“陪衬”起到的自然就是媒人的作用。当然，这还是较为前卫的做法，更多的连他们都不及，还是需要人介绍。
内敛的性格，导致了我们有话不能好好说，不能直接说。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直接就是一种罪过，含蓄才是美德。在谈论男女情爱的时候更是如此，大都一副紧张样，吞吞吐吐的。只有明确了双方的目的之后，才敢大胆袒露。
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宁可相亲失败无数次，也不敢主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表露自己的爱，跟自己喜欢的异性表达。他们选择相亲，是因为在相亲的时候，由不在场的媒婆给两个人营造了一种隐性的氛围。大家都心知肚明彼此的来意，有了这层铺垫，紧张自然得到了缓解，含蓄的人们才敢于正式地有目的地就感情进行沟通。所以，今天虽然很少再有职业的媒婆，但媒人却无处不在，这也是为何相亲节目那么火爆的原因之一。它是内敛人格者释放积压于内心的积郁的极佳渠道，它是缓解我们紧张情绪的最好方式。
在我们的社会中，因为紧张、不敢表达而错过的爱情比比皆是。所有种种说明了今天的我们，依然还遗存着很多传统的古代观点。
在两性关系上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未真正正常。就比如，今天虽然青年男女之间的婚前浪漫行为和性行为有增加甚至有普泛的倾向，但其原因往往并不是出于两个强势的个体人之间的相互欣赏，而更像是被欲望控制下的以占有为目的的一种欲望的宣泄。这，还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