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初到美国时选择的专业是农学。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学这个专业更实用且实惠的了，果能学成至少可以让国人吃饱肚子，也只有先吃饱了肚子，然后才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笔救国”等等。但他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一条能从根本上救国的道路，于是一年后，他毅然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退学了。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在研究胡适的退学时，总是说这是因为他对农学失去了兴趣，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失去兴趣。要知道，胡适绝不是一个“偏科生”，他曾经是一个在上文学课时，用诗稿掩护着偷偷进行自然科学演算的学生，他对自然科学无论是学习的兴趣还是能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甚至有过“超过作诗”的时候。胡适转入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选择的专业是西方哲学，但研究的课题则是中国先哲诸子的思想。他日记中的这样一段话完全可以作为他改学专业的原因的注脚：
今日吾国之急需，不是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舟也：
一曰归纳的理论，
二曰历史的眼光，
三曰进化的观念。
他最后为自己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人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以此而受到他的老师、著名的哲学大师杜威的高度评价，并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便匆匆回国。
胡适是1910年8月去美国留学的，他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的时间是1916年8月，1917年4月27日写完，5月3日校定，5月4日上交，5月22日一次答辩并通过，6月9日离开学校，6月21日上船归国，7月10日抵达上海。
我这里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将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最后一段时间理得那么清楚，是要提醒一点，即胡适回国是急切的。有人或许要说，他在美国一待就是七年，怎么一拿到博士学位便回国得如此急切？他硬熬了七年，是否就是为了一纸博士文凭呵？
今天，提起胡适，许多人首先就会想到他曾获得过欧美多所大学授予他的博士头衔有三十五个之多，但是有一个事实是，胡适离开美国时，他的博士学位证书并没有拿，直到十年后他的老师杜威访华时，才为他补发。
胡适如此急切地回国，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他以为他已寻得了那条救国的“起死神舟”，他要让这条大船尽早地开回自己的祖国，至于博士文凭，那是并不重要的。因此，对于胡适的“救国”动机，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真诚，只是因为他我又常常想：“救国”当然崇高，但是欲要“救国”，总先得“自救”呵！从表面上看，胡适的留美首先就是获得了自救，因为他在出国之前，正是“一生中最荒唐的时间”：由于他读书的上海公学的分裂，使得他一度精神颓废、行为放荡，几乎是整天沉溺于吃喝嫖赌中很不能自拔，正是因为在师友的帮助下，他考取了留美官费，才使得他彻底摆脱了这种境地，重新安排自己以后的人生之路。从当初的“不良少年”，到现在学成回国的“留洋博士”，这难道还不算“自救”成功了吗！
然而，胡适回国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所有作为，相信今天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人都已从历史教科书中早已知道，前面也说得太多太多了！实在毋庸我在这里再作赘述。总之，很难说他已实现了从肉体到精神的完全“自救”，我以为！
对于胡适的人生我们一般人最为不解的有两点，即他的软弱与矛盾。胡适是软弱，这主要倒不仅仅因为他以一个堂堂名教授终究只能屈服在江冬秀的淫威下，而是在于他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总是表现出的“好好先生”的态度和“不抵抗”主张。但是我们也别忘了，当历史需要他作出“抵抗”的时候，他不是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了吗？而且他所投入的不仅是他的笔，而几乎是他的全部努力。
1937年7月，抗战不以胡适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本在书斋中的胡适，于1937年9月26日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赴美游说。1937年10月1日，他应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邀请，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说。在这篇讲话中，他一改以往“好好先生”的腔调说，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得用战争来消灭它。而且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三次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敦请其出任驻美大使。胡适认为“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并于1938年9月17日正式接任驻美大使一职，可谓是“奉命于危难之际，受任于生死之秋”。美国《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除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10月6日胡适到使馆正式上任，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在国事维艰之时，从事战时的外交工作。最终于1939年2月和1940年3月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两笔贷款，使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制日援华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就是所谓的“桐油贷款”。1939年6月29日，胡适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给在美国曾经的恋人韦莲司写信道：“这真是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我并未失去信心，我确信这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新秩序将更好也更持久。毕竟，今天只剩下3个侵略国家，这是值得欣慰的。”信中绝无一点儿女情长。此时的胡适似乎真如换了一个人似的，俨然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新星。
然而他终究只是个学者，随着宋子文以外交部长的身份驻扎华盛顿，胡适这个驻美大使实际上就做到头了。在政治上他哪里是宋子文这个老政客的对手呵！果然，他败下阵来了，从美国退回国内，退回到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回到原来的“不抵抗”状态中。从此以后，他一会儿“抵抗”，一会儿又“不抵抗”，甚至后来身上竟还发生过该“抵抗”时“不抵抗”，不该“抵抗”时“瞎抵抗”的事。
那是1949年4月29日，胡适的老朋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写了一封给胡适的公开信，发表在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又发表在香港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报纸上，6月间便有英文译本传到各地。信中介绍解放后北京各学校和学术界的良好情况，“很诚挚地”劝告胡适“正视现实”，“幡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这封信实际上应该说反映了中共对胡适及其他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的统战意向。胡适得读以后，发了“考据癖”，他先是认定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后又从信中有关书信日期有错误等，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借用陈垣的名义假造的，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等等。他的这一行为让他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也感到不解和愤怒，遂于1950年9月，发表文章，批判他父亲，声明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他的态度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硬说那文章是别人逼迫思杜写的。后来，他内弟江泽函给他写信，他收到信后也疑心是“他受人逼迫，抄了别人拟好的信稿，寄出来向我作宣传的”。他宁可在美国贫病交加地一面当着人家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一面遥控着《自由中国》不断说一些让蒋介不舒服的话，一次次冒犯他，甚至还企图阻止他连任“总统”，差一点为他所不容，也不愿接受祖国和人民最后伸给他的那一根橄榄枝。
正是因为胡适的种种不“抵抗”，成就了他的软弱；但又由于他有时的“抵抗”，使他的学术与言行显得矛盾；正因为他的矛盾，使他显得复杂；正因为他的复杂，使人一直很难穷尽他和真正懂得他。
1962年2月24日下午6点35分，胡适在为他最得意和欣赏的女学生、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举行的欢迎酒会上，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蒋介石送给他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谈到胡适，说了这样一段话：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蒋介石的挽联有点儿盖棺定论式的霸道，也有点儿抽象，还是毛泽东的话说得比较诚恳：“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大智慧如毛泽东者都“不知道”，我等又能真正知道多少呢？
五
我们在那紧锁着的门的门槛上坐的时间太长了，太阳已快要下山了。想到回去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路要走，我们准备离开了。而恰在此时，终于有一位老农模样的人抱着个孩子匆匆赶来，一面喘着气一面问：“是你们要参观的吗？”我们说是的，于是他欲将手上抱着的孩子放下，但孩子就是不愿意自己在地上站着，哭了起来，他只好赶紧又将她一只手抱起，一只手从身上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了那两扇漆黑的大门。
他收起钥匙，掏出了门票。我们买过门票，终于走进了门去。
我们好奇地问他：“这么有名的胡适故居，你们怎么连个招牌也不挂一个呵？”他连忙说：“有的有的！招牌怎么会没有呢？只是没挂，怕被人家偷了！你看这不是吗？”说着又一次放下抱着的孩子，将搁放在大厅一角的一块写着“胡适故居”的竖牌拿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挂到了大门外一颗现成的钉子上。我们眼看着他做完这一切，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感，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戴过三十五顶博士帽子的胡适的故居，居然像一些马路边的小饭店一样，看到食客的车开过来了，才挑出幌子招揽一下。
这时我们又问他，为什么那么多本村的村民竟然不知道村里有这么一座“胡适故居”。他说：“其实没有人不知道，是他们怕我们发了财！”我们又问此话怎讲？他告诉我们，这座故居，胡适在里面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时代。它是胡适父亲去世后由胡适二哥胡绍之，依据父亲生前所定“略事雕刻，以原存其朴素”的风格主持建造的，所以并无豪华气息；故居也不大，约两百来个平方米，两个三合院组成了前堂后室的格局。然而，毕竟是百年老屋了，又经过史无前例的运动，一度已很破落，几位村民在征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后，对它进行了必要的修葺，完工后对外开放，当初几个挑头修理者便成了管理者，但他们都是没工资拿的，报酬是从门票收入中提成，村民怕参观的人多了，他们提成多了发了财，所以便不愿更多的人来参观。哦，原来如此！我们对此真有点不知说什么好。
我们终于看清楚了胡适画像左上方的题款了，除了画家的大名和绘制年月外，还有这样十六个字四句话：“一代英才，迷途堪哀，风清月朗，魂兮归来。”难道这就代表了故乡人对胡适的最后评价吗？我们向那位为我们开门的老先生询问，他说他识不得几个字，哪有能力讲得清呵！但他又告诉我们，近来好像越来越多的参观者对这几句语有微词，看来他要对有关部门说说，把这画换换算了，因为它都已经挂了十几年了。
离开胡适故居，我们又回到了杨林桥边，因为我们的汽车停在那里。在那里，我再一次眺望不远处山坡上曹诚英那孤零零的坟墓，它在夕阳下显得更加的孤寂。正要登车，又有几个村民围了过来，向我们推销兰花及花籽。我因为并不种花，所以没要，但一阵熟悉的旋律因此而在我的耳边响了起来。车子启动了，我忍不住问同伴知不知道有一首叫《兰花草》的台湾校园歌曲，他们都说岂止知道，而且还会唱哩！我又问他们，知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一车人都说不知道。当我告诉他们作者就是胡适时，个个都很吃惊，然后很快又都说：“像！像！像！这内容和情调还真只有他能写得出。”说着说着，一车人竟不约而同地哼起了这首歌：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期过；
兰花却依然，
苞也无一个……
郁达夫可算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有朋友缘的了。
鲁迅、郭沫若、沈从文和徐志摩等，无疑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几座重镇，而郁达夫则是这几座重镇间的一座枢纽。这不能不说实在难能可贵！因为就是那几座重镇间，大多数时候都是鸡犬之声相闻而又是老死不相往来，偶有往来，常常都是刀兵相向。
郭沫若曾将“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的帽子扣给鲁迅，鲁迅为此也回敬过郭沫若一个“才子+流氓”的雅号，而郁达夫作为郭沫若的朋友与之曾一同发起成立了“创造社”，同时他又是鲁迅差不多唯一一位将友谊保持到了终生的朋友。
因为鲁迅曾将丁玲的求救信误以为是沈从文的，弄得沈从文至死都不曾与鲁迅交言，至于郭沫若，他曾经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郁达夫则事实上是沈从文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的伯乐和知己。
“新月社”是与“创造社”相对立的一个文学社团，徐志摩是其成员；他还曾亲口对周作人说过：“令兄鲁迅先生的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而他与郁达夫既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更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仅凭着郁达夫如此的枢纽作用，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更何况他本身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一座重镇哩！
郁达夫不但有朋友缘，更有女人缘；不但其笔下的小说迷倒了难以计数的怀春少女，而且其本人现实生活中似乎总是桃花运不断，对此他也从不拒绝——不但不拒绝，有时还主动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