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这天翁同龢夜不能寐，因为这一天是他68岁生日，这让他对自己的一生想得很多很多。凌晨时，他听到天窗外下起了小雨，这让他想起了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的诗句，觉得这是个好兆头。有些年迈的翁大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早晨，他的政治生涯将戛然而止。晨起，他郑重其事地整过衣冠，然后乘上轿子，几乎是一路春风地入宫。先来到办公室批阅各地报来的奏折，向下属吩咐完一天的工作，然后去早朝，似乎一切如常。
如同往常一样翁同龢与各位大臣准备进入大厅，突然“中官止而勿入”。看着各位大臣鱼贯而入后，翁同龢独坐看雨，越发觉得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头，至此他才似乎明白了什么，于是将一些看过和未看过的奏折等共五匣交给苏拉英海。
大约半个时辰后，宫中太监走出大厅，向翁同龢宣读朱谕：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朱谕中所列的翁同龢获此重处的原因：一是“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意思可归结为三个字“不能干”；二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这简直就是头脑发昏，忘了自己的人臣身份嘛！岂止是不聪明，简直就是太愚蠢。
那么一世以聪明能干著称的翁同龢为什么会突然间变得如此窝囊和愚蠢的呢？
对此，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一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对他的诬蔑！那么谁要诬蔑他，谁又能诬蔑得了他？朝中只有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有这个能力；那他们为什么要诬蔑他呢？因为四天前光绪帝正式颁行的变法维新的《定国是诏》，正是由翁同龢起草的，翁无疑是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的，是维新派的代表；诬蔑和罢黜翁是慈禧为首的保守派在故意削弱“帝党”力量，为将来发动政变废除新法做准备——恭亲王奕与帝师翁同龢，素被人视作是光绪帝的左膀右臂，而奕十多天已死去，这等于光绪帝的左膀已去；再将翁革职，等于又将光绪帝的另一条右臂也斩去了。
如果真是这样，翁同龢倒是一个为维新而牺牲的英雄了。但我们别忘了一条人生规律，英雄多非聪明人，聪明人多半成不了英雄的，更何况像翁同龢这样一个聪明一世之人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翁同龢被黜呢？
我们再来推敲一下朱谕的所明写着的他的罢黜原因吧。
上谕开篇第一句便是说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显然，翁被免职的最直接原因是他“近来”工作实绩及效果不佳。那么这个“近来”究竟有多远？所谓“众论不服”之提出“众论”的人又是哪些人？而“论”又都说了什么？对于这些指责翁同龢是辩解，还是承认？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弄清翁同龢被免职的关键因素。
对历史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清朝“最近”的大事只有两件，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变法。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后究竟有哪些表现。
众所周知，翁同龢是甲午战争中“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如果是出于爱国热情而积极主战，这本身没有错——大概也正是因此，历史对于历朝历代的“主战派”多比较宽容，他们有时候即使失败了，也能落一个虽败犹荣的“失败的英雄”形象。对此，聪明的翁同龢自然是不会不懂得的。当然，他之所以主战的原因绝对不仅仅是这个，他绝对不会为了获得一个遥远的历史美名而忽略现实的利益。那么当时的现实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甲午战争前，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和不断挑衅，年轻的光绪帝莫名的激情一时被激发了起来。翁同龢于光绪二十年（1895年）六月十四日在日记中写道：
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去。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说光绪帝在甲午战争中的主战是受翁同龢的鼓动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说慈禧太后一贯主和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那么，光绪的主战不难理解，而一贯主和的慈禧这一次为什么会主战呢？原因有两点：一是众所周知，在此以前，慈禧曾将海军军费挪用于修建圆明园，如果她不主战，会予人以慈禧深知“昆明湖换了渤海”，海军不堪一击而不敢主战的口舌；二是慈禧六十大寿，希望能打一场胜仗为她的寿辰庆典增光添彩。一贯聪明的翁同龢对于这一切不可能看不出来，更不可能不懂得成人之美的道理与好处，更何况这人不是一般人，而是实际上掌控着整个朝廷大权的两个人呢！翁同龢是甲午战争中的主战派，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他主战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光绪帝与慈禧难得一致的主战，而使一贯聪明的他“顺杆子爬”而已。更何况，如此还可收到另一个特殊效果，这就是对一贯主和的“主和派”领袖、也是自己的一贯的政敌李鸿章形成排挤和打击。因此，翁同龢的主战实在是一箭数雕、一石数鸟的事情，至于主战的同时，更要对战争的双方做到知彼知己，做好必要的准备，并对战争的后果做到充分的估计等，在他看来都在其次。
呜呼，这样的战争，其结果可想而知！
甲午一战既大败，清廷不得不又一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面临着又一次割地赔款。这对于聪明的翁大人来说，真是机关算尽，但终究人算不如天算。更要命的是，这一切总得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呵！谁？皇帝吗？自然不会承担，也没有人敢要他承担；慈禧吗？更不可能，更何况她一看形势不妙，早已从主战变为主和了——又将李鸿章起用去和谈了。此时，人家不参你翁大人参谁？你不承担“近来办事多未允协”的责任谁承担？
除了“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外，那道朱谕中还有一点，“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这又是从何而来？
据史料记载，1898年5月，德国亨利亲王来华访问，在讨论礼节安排的问题时，翁同龢竭力反对皇帝与亨利亲王行握手礼；事后又由于亨利亲王谒见光绪皇帝时，皇帝采用了其他革新派官员的建议，与亲王行了握手礼，翁同龢便对光绪帝大放怨词。还有一次，当光绪帝招待亲王饷宴时，大臣理应坐陪，而翁也不屑为之。
那么，朱谕上所言是否是指类似这些事情呢？不是！说这些事情表现出了翁同龢多少有一点“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还勉强说通，但绝不会到“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的高度。再则，如果翁同龢真是因为这些小事而被黜，那么黜他的人是光绪帝呵，这不与“后党迫害”一说相矛盾了吗？那么到底朱谕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呢？这不能不说到翁同龢在戊戌变法前后的种种表现。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最早是由翁同龢引见给光绪皇帝的。后来尽管新法在慈禧太后的政变下只实行了103天就被废止，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只百日便宣告失败了，但是康有为一直将翁同龢尊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因此，在很长一个阶段，我一直对这位翁大人充满了崇敬：一个年逾古稀之人，竟然有着开放的思想；一个位居高位的重臣，竟然有着如此不怕牺牲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甚至我以为，之于戊戌变法来说，之于中国人民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作出的努力和牺牲来说，翁同龢形象的光辉几乎可与谭嗣同媲美。为此我头脑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当戊戌六君子被押向菜市口悲壮地就义时，一个古稀老人正孤独而落寞地走出京城走向江南一隅。
然而，有时我又会疑惑，戊戌六君子的就义是在新法被废以后，那翁同龢的走向江南是在新法颁行后的第四天，当时新法正被推行得貌似轰轰烈烈哩，因此，即使仅从这一点来看，翁同龢似乎也不应该与六君子同日而语呵！
那么翁同龢真的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又不得不再次回到翁究竟是为什么被黜这一问题上来。
翁同龢的被黜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在四月初七日和初八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之书，会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中。
这里有几点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此时光绪帝已有欲重用康有为等人变法的用意，但是翁同龢此时反倒对康有为及其主张很反感，很不希望光绪帝接受康的一套，其中有着怎样的原因？二是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且在皇帝面前还表现得如此固执？这似乎并不符合翁同龢的性格和一贯作风。三是顶撞皇帝，被皇帝训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记进日记，且他的日记在晚年时曾作过删改，而这两则为什么没被删改掉？
有太多的史料记载都表明，翁同龢不仅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主张，而且也正是他向光绪皇帝推荐了康有为，从而使维新变法运动在经历了几多曲折之后终于在1898年正式开始。翁同龢是康有为的发现者，没有翁同龢，即便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运动仍然会以某种形式、在某种时候变成现实，但绝不会是已经发生过的这个样子。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更易的事实。
翁同龢的这一反常言行不能不使光绪皇帝莫名其妙，因为光绪皇帝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不但在每天的课堂上在讲授儒家经典的同时“日讲西法之良”，而且还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光绪帝不得不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帝莫名其妙，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是，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读了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年轻的光绪皇帝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第二天光绪帝又向翁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和同样的问题，翁同龢竟然也同样应对和应答。这使光绪帝异常愤怒。而翁同龢面对皇上的盛怒，竟劝告皇上如果一定要康的著作，最好请总理衙门通过正式渠道进呈。而光绪帝这时也一反常态，说即便要总理衙门进呈，也必须由你翁师傅转达给军机大臣张荫桓。这时轮到翁同龢莫名其妙了，张荫桓每天都可以见到皇上，你皇上为什么不能当面交代，而何必一定要难为老臣传话呢？但光绪帝执意如此，翁同龢只好乖乖地向张荫桓转御旨。
在这一事件中，光绪帝与翁同龢都对对方的言行感到莫名其妙，然而实在是都各出有因。
1898年春天，正是清廷重臣恭亲王奕弥留的日子，他在临终前明确地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说，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对于翁同龢，奕明确说，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清王朝。
恭亲王奕的这一临终遗言，作为正当红的军机大臣、帝王之师的翁同龢，即便不知道细节，也肯定知道大概。他更不会不知道，奕此话不会不对慈禧与光绪产生影响——翁已看到，奕死后，与奕关系本并不密切的慈禧竟令对他的后事礼待有加。正是因此，当光绪帝向翁同龢问及康有为时，他便竭力抹杀自己与康的关系，并指责其“居心叵测”。这实在是翁对于自己的一种本能的保护。至于翁同龢为什么要将这一事件详细记载在日记里，目的也不难推测，那就是将来某一天康有为真的出了事，此可作为他与康有为等人并无多大关系的证明，因为几乎众所周知的他以前与康有为几次直接的接触，在他的日记中都没有记，或是后来被他删去了。我们不能不佩服翁同龢的聪明呵！但年轻的光绪帝哪知道他这位老谋深算的师傅此言行背后所隐藏着的不可泄露的天机呢！因此他对于师傅的异常言行只能感到莫名其妙。
而聪明一世的这位翁师傅，对于学生的异常言行竟然只将其看作是一次普通的任性而未加重视，也真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