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盛宣怀，江苏常州（武进）人，创办过许多堪称近代中国“第一”的轮船公司、电报公司以及矿山、铁厂、银行、大学等，是近代著名的洋务派实业家……
说实话，对于盛宣怀的了解，我在那顿午饭之前，大体上就是这些，甚至连他的字号，我除了印象中有许多个以外，竟然一个也不曾记得。
那顿午饭只是一顿普通的工作餐，我是与常州市教育局有关领导还有几所中学的校长一起吃的。饭店很小，但是因为它坐落在一个叫“盛家场”的街区，席间便自然说到了盛家；说到盛家，便自然说到了盛宣怀；又由于饭店大堂中的电视机里正播出的一条“高中校长可推荐学生免试上北大”的新闻，有人因此而表示出对于教育公平性的担心；又由这种担心说到从前科举虽有百弊，但大体上还算公平；最终又由这再次说到盛宣怀，说到了他的一则轶闻：
盛宣怀曾以朝廷的二品大员的身份于1872年8月和1876年8月两次参加乡试，但结果都是名落孙山。
这一则轶闻让我对这位盛大人兴趣陡起。
这倒并不是从盛宣怀的落榜，可以看出考官并没因为他已是二品大员便对他格外开恩，从而也见出考试的公平性；于是我由此而禁不住想：从前的书生，他们之所以受够了十年寒窗之苦后一次次义无反顾地走向科场，不就是为了将自己满腹的经纶，与帝王之家兑换得一顶乌纱或一副顶戴花翎吗？而这最终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吗？也就是不正如一句大白话所说的，为了升官发财吗？那么，已官居二品的盛宣怀，在官已升了，财也发了之后，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地走向科场，去博取一个所谓的功名呢？难道也与我们今天的许多领导干部一样，在当上了领导后，总要想方设法弄一张硕士、博士的文凭，一为光光面子，二为升迁添上一副翅膀？
就这样，盛宣怀开始从史料中走了出来……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生于常州武进龙溪，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号止叟，还有思惠斋、东海、孤山居士、须磨布衲、紫杏等号。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曾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法武昌道。盛宣怀兄弟六个，他居长。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应武进县童子试，双双成为秀才，可是第二年（1867年），盛宣怀参加乡试，却名落孙山；也是在此年，祖父盛隆又去世，如此祸不单行，让他不禁心情抑郁。乡试都过不了，即没有举人功名；没有举人功名，便连会试的资格也没有，更别说取得进士功名了。作为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官宦子弟，盛宣怀这样的科场成绩似乎是太说不过去了，更主要是太丢面子了！但是这似乎又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好在盛宣怀有着这样的官宦背景，他有机会在科场之外也寻得一条别样的仕途。
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盛宣怀怀揣着一封信来到了天津的直隶总督署。信是无锡杨宗濂京卿写的，信中他向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力荐盛宣怀。
盛宣怀来到直隶总督府的情景，会使人不由得想到一些落魄文人，走投无路中，得到一个什么人的推荐信便以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便怀揣着它摸到某权贵门下，希望谋得一个混口饭吃的差事。但是说句实话，此时的盛宣怀并没落到这步田地。
一是他落榜了还可以再去考，因为他还年轻，才26岁，在科举时代，这个年龄并不算太大。
二是就算他最终考不上，如果只是想当官，可以大大方方地交上一笔银子，捐上一副顶戴花翎——清朝有这个政策，也不必走什么人的门子；最重要的是，他家里也出得起这么一笔钱。
其实，对于盛宣怀的情况，李鸿章也基本是了如指掌，因为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与李鸿章是好友，他早就从僚属口中听说，盛康的大公子是个难得的经世之才。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为了逃避太平军对常州的进攻，盛宣怀随家人逃往江阴长泾，后又逃至盐城。当时他的父亲盛康为湖北粮道远在湖北，他便派人将一家大小接到了湖北。同治元年（1862年），盛康迁任湖北盐法道。上任伊始，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便摆在了盛康面前，这就是四川与淮北多年来一直互争引地，相持不下。这一问题如不能处理好，无论是对于盐业市场，还是对于盛康的仕途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盛康为此而很伤脑筋，没想到盛宣怀给父亲出了一个“川、淮并行”的主意，盛康依照实施，难题竟真的得以解决了。这件事情不但让做父亲的盛康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并从此更加注意勉励盛宣怀在以后的生活与学习中能学以致用，而且也在盛康的僚属间传为美谈。而当时先后担任湖北巡抚的是胡林翼、严树森等，他们都是晚清“经世派”著名人物，史称“湖北新政”便是在他们的治下而产生的。对于“新政”的内容和成绩，盛宣怀当时身在湖北，耳濡目染自是不在话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事事研求，并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对于这一切，作为盛宣怀父亲盛康好友的李鸿章，自然也有所耳闻。现在，看到站在面前的盛宣怀，果然一副精明的江南才子模样，李鸿章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只简单地问了几句，便委他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一责，相当于机要秘书，可以随侍李鸿章左右。盛宣怀当然也不负众望，他向李鸿章递上了一本《上李中堂书》小札子，里面提出了修铁路、开矿山、办轮船、通电线等一系列经世主张。这更让李鸿章不但对盛宣怀刮目相看，而且还有点与这个来自江南的毛头小伙子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他没想到，就是这么个毛头小伙子竟然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
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列强以武力相威胁，炮舰云集津门，并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清政府自然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应付：一是急令还在病中的曾国藩“赴津查办”，二是调李鸿章率部开往河北备战。盛宣怀当然也随行，在军中，他每日与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讨论军事，史载，此间他“磨盾草檄，顷刻千言，同官皆敛手推服”。随着在军中历练日深，他自然也声誉日起，不久，即被奏调会办陕甘后路粮台、淮军后路营务处等。又不久，再以议叙主事改候选直隶州。从军一年多后，又在李鸿章的举荐下，任保升知府，升道员，赏花翎二品顶戴。1872年5月，盛宣怀又受李鸿章之命，“会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兼管运漕、揽载”。总之，此时的盛宣怀，可谓是官运亨通、大权在握了。
然而，正是在这期间，盛宣怀却两度不惜冒名落孙山、丢人现眼的危险，入闱参加乡试。看来，盛宣怀实在是太想获得这个功名了！
二
对于盛宣怀来说，他的发迹，多亏了李鸿章，甚至可以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盛宣怀；而对于李鸿章来说，对盛宣怀可谓是知人善任，他说盛宣怀是“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所以，李鸿章既给他“大事”办，也给他“高官”做。
与此同时，李鸿章对盛宣怀的这一评价，也可谓是对其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的一语道破。
“学而优则仕”既是天下千千万万书生的梦想，也似乎是他们要走的人生必由之路；而所谓“仕”，说白了就是做官；只有做得了一官半职，才能手握权柄；只有手握权柄，才能办成“大事”，甚至威震四方、号令天下。这种力量感、成就感和快感，是无权者所难以体会的。的确，一个没有权力的人，任凭你的武艺再高强，肌肉再发达，拳头再厉害，一拳打将出去，你能打出多大的一片天地呵？而且，你的拳头打出去之前和之后，还有一个合法与非法的问题要解决。只有手握权柄，不仅你个人的力量可以无限放大，而且你所有的意志、语言和行为，甚至包括所有的杀戮、挥霍和泄愤，便全被合法化了。因此，权力总让人对它心生羡慕，进而不择手段地去攫取它。而在种种权力中，唯有以国家的名义赋予的，不但其力量最大，而且最合法、最合理、最光荣。因此，当盛宣怀第一次听到有人叫自己“盛大人”时，一定在心里说不出的受用。然而，他在心里受用的同时，也有点儿心虚，因为他知道，国家权力的获得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自己获得的似乎太容易了一点。
封建时代，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初获得，当然是通过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或者变相的黄袍加身之类；而在和平时代的科举制度，无疑是为人们在世袭之外开辟了一条正当获得这种国家权力的途径，且在很长一个阶段是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认可的唯一的途径。这样一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途径之外的任何途径，在人们眼中似乎都是旁门左道，而通过旁门左道获得的权力，其合法性常常会遭到人们的质疑。盛宣怀或许正是深知这一点，才如此的看重功名，看重得在实现了“做高官”的梦想后，还要一次次地去补这一课，确切地说是补这一“考”。
遗憾的是，盛宣怀始终没有能补上，这便注定了他只能走先“办大事”后“做高官”的路子，这也便注定了盛宣怀一生最大的幸运与不幸。
幸运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对于盛宣怀来说，旁门左道毕竟也是一条路，总不至于走投无“路”。
要知道，这一条“路”的出现实际上也并不容易，因为对于清廷来说，其本质上是并不想让李鸿章、曾国藩们“做大官”的，即使你考中了进士，甚至是状元、榜眼和探花也一样。为此，中过探花的张之洞还曾作过一首诗：
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
近随寒日到虞渊。
这首诗几乎是用一典故敷衍而成，字面上显得很含蓄，所以我在这里有必要稍作解释。诗中的“虞、文、陆”分别指南宋的几个虞允文、文天祥和陆秀夫，他们都是南方人。但是南宋统治者曾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用南方人为相，但是最后忠于南宋的这几个著名的忠臣，恰恰都是南方人。张之洞的这首诗，用南宋在用人上的南北之分，来暗喻清廷用人上的满汉有别，可见其字里行间充满了不平和牢骚。的确，在清廷看来，让李鸿章、张之洞们“做大官”，无疑有大权旁落到了汉人之手的嫌疑与危险；但最终为什么还是让他们做了呢？这实在是万不得已，因为与那些早已只会遛鸟、狎妓、抽大烟的八旗子弟相比，他们能“办大事”，说到底，能帮助清廷维护封建统治。
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想当初，李鸿章考得进士后，也只获得了个翰林院编修的闲职，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办成了几件“大事”后，才平步青云真正当上“高官”的：一是回乡办团练，建立了所谓的“淮军”；二是拉着这支“淮军”，与曾国藩的“湘军”一起，先打败了太平军，后又打败了捻军；三是与洋人一番周旋后订下了一系列的条约。总之，是李鸿章做成了这些“大事”后，清廷才不得不让他“做高官”的。岂止李鸿章，所谓的“中兴名臣”多是如此，在李鸿章之前，其老师曾国藩是如此，而在他之后的张之洞也是如此，都是最终凭着能“办大事”而真做到了“高官”。当然这一点儿也不是清廷的大方，而是它再不大方一点一切便会玩完了，两相权衡下来，送出几个顶戴花翎总比玩完要好！也正是因此，左宗棠、胡雪岩等也在盛宣怀之前做得了“高官”，而左与盛宣怀一样，几次科举都没能得中，而胡更只是个实质的商人，他从来连考场的门也没进过。
因此，与其说是李鸿章成全了盛宣怀，还不如说是时代造就了盛宣怀。
然而，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不难发现，盛宣怀的不幸与悲剧性命运实际上也已注定，因为他走的是“办大事——做高官”的路子，这说穿了，“办大事”并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为了“做高官”；但是清廷让你“做高官”，为的是要你为它“办大事”。二者明显是相矛盾的。或许在慈禧老太太的眼里，盛宣怀这个常州人，一直只是个能办事的商人，并不算个货真价实的“高官”。而在盛宣怀一方，正是为了使自己已经做上了的“高官”货真价实，便不得不一次次地补考，其中有着怎样的无奈与心酸，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最难办也最要紧办的“大事”不外乎两件：一曰教案，二曰洋务。
所谓“教案”，即面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宗教、文化渗透，一些地方爆出一些焚教堂、烧洋货、杀传教士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事实上为列强制造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上文提到的天津教案即属此。虽然类似的事件，每次在李鸿章等人的周旋下总能平息下去，但清廷每次付出的代价也总不会小，不是割地就是赔款，且“十赔九不足”，对方的胃口越来越大——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尽头？于是有人提出必须“强兵”；而欲“强兵”，必须先“富国”；而欲“富国”，则必得“分洋商之利”，并夺回民族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是当时的现实是，在洋商的渗透和垄断下，不但中国民族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危机，甚至还对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的威胁。例如，郑观应认为，长江上“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所以要“使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为此李鸿章决定办轮船招商局，“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盛宣怀也认为：“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李鸿章、盛宣怀们出于这样的目的而开办的实业相关活动，便被人们称之为“洋务”。
盛宣怀确实是个能“办大事”的人，他也办成了许多的“大事”，这第一件便是“会办”轮船招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