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0年，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因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最初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21年创办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接管。由于在创办之初就号称要将协和建成“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因此无论是医院等级还是医疗水平，协和医院在中国医院中的确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然而住进协和医院的梁思成及其家人似乎心里总不踏实，因为40多年前，梁思成的父亲、近代中国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便是在这家医院接受了一个并非高难的手术后去世的，年仅56岁。梁启超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数十年来一直是一个谜，而对于梁家人来说，更是一个抹不去的阴影。
因为是名人和名人之后的双重身份，医院自然对梁思成格外关注，为他安排的主治医生是一位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医师。天下竟然真是无巧不成书！一段时间下来，梁思成有意无意间竟了解到，自己的这位主治医生竟然是当年参与过对父亲梁启超手术的医师之一。当梁思成与他的这位主治医生双方都了解到这一点后，可想而知作为医患之间的他们各有着怎样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最终，或许是这位医师再也忍受不了因当着患者家属隐瞒真相而受到的良心折磨，竟向梁思成证实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这里之所以用“证实”二字，是因为对此数十年来一直多有传闻——梁启超当年真正的死因竟是一场医疗事故。
一切都得从头说起。
1923年春，梁启超发现自己尿中带血。由于此时正值他妻子刚刚病逝，他便以为是自己悲伤过度机能紊乱所引起的，或许过些时间便会好，并无大碍；再则他不愿在家人刚经历大悲之余又为他担心，于是便秘不告人，直到1926年1月仍不见好转，他便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于是到德国医院检查。名医克礼诊断他得了尿血症，但又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于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于3月8日住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发现其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患结核，需要手术将左肾摘除。
3月16日由取得过博士学位的外科医生刘瑞恒主刀做了手术。可是手术后梁启超的尿血并未能停止，协和医院随后采取“保守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梁启超便出院边工作边接受治疗。其间病情多有反复。
1928年1、2月间，梁启超因觉不适再入协和住院治疗，医院经过为期三周的补血等一系列治疗措施，病情似又有所好转。出院后，梁启超于6月辞去了清华研究院的工作，住到天津租界内休养，尿血似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10日，梁启超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26日梁启超觉得已不能端坐，遂于27日又入协和医治。在医院的几天里，他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等出院日期便于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继续撰写《辛稼轩年谱》，但到12日便因无法执笔而停下，随之卧床不起。
11月28日，梁启超再入协和医治。12月17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24日，“注血200毫升，反应甚剧”。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一代思想大家永远停止了思想。
一种本不该致命的病，经号称“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医治后，怎么就会这样莫名其妙地夺去人命了呢？
当时就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就在梁启超术后不见病情好转后不久，著名文人陈西滢（陈源）在1923年5月9日的《现代评论》上公开发表文章，爆出惊人之语：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并没有好……
原来是医院医生在手术中错将好肾摘去了而留下了病肾！协和医院一下子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然而，面对如此涉及医院声誉的质疑，协和医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反驳，这种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超常的缄默，本身就很有意味；更有意味的是，这种情况下最先站出来说话的倒反而是作为当事人和受害者梁启超本人。躺在病床上的梁启超，口授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为协和医院辩护。
作为当事人和受害者的梁启超如此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对协和医院的质疑舆论很快便平息下去了。也从此以后，协和医院究竟在对梁启超的医疗过程中，有没有发生如陈西滢所说的那种荒唐的事故，也不仅成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更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那么梁启超当时何以如此呢？难道是梁启超自己觉得协和医院的医疗很好，并无过错，他是站出来替协和说句公道话吗？不！对于真实的情况，其实梁启超自己也早已知道。他在1926年9月14日给梁思成等子女们的一封信中写道：
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化，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那么梁启超为什么既已知道真相，可还要在公开场合为协和开脱呢？因为陈西滢在质疑协和医院的同时，更进一步指责说：“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
陈西滢的文章一经刊出，社会舆论立刻大哗，不但协和医院成了人们一时攻击的对象，而且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当时附和陈西滢的人非常多，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他在5月29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声援陈西滢的“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说。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也发表文章说：“平实而论，余实不能认为协和医生之成功，只谓之为束手。”一时间内，人们攻击的目标已不仅仅是协和医院，而是整个西医。而梁启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说话的。他在文章中写得很明确：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其实梁启超并不仅仅是为协和医院辩护，而是为西医辩护，更是为科学辩护，他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临死之前，他又嘱咐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且在医院已私下认错的情况下，“不要求赔偿，不要求道歉”。
梁启超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捍卫了科学的神圣，但同时最后留下的又恰是一曲科学和生命的双重悲歌。
为什么是悲歌？
因为“这一事故攸关协和医院的声誉，其一直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直到四十多年后，才由当事医师向梁思成说出实情而最后证实；还因为那位为他做手术的刘博士，在为他做过手术后就“再也不是一名自信的外科医生了”，后又毅然辞去了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的职务，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当政务次长，且从此以后“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利用余生三十三年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更因为，常说自己可以活到80岁的梁启超实际最终竟死于非命而只活了57岁，终没能看到自己深情描绘和热切呼唤的那个“少年中国”出现于现实，以至其终成了他一个永远的梦。
的确，梁启超去世得过早了，似乎其生命的进程还没有全部展开和最后完成，以至于使今天的我在此反观其一生，便很容易发现其五光十色而又似眼花缭乱，丰富多彩而又似庞杂无序，与时俱进而又似变化无常；同时，亦使得我今天在此试图以一篇小文来重述他的一生时，不得不参照如今一些混文凭和评职称的所谓“论文”的样式，拟出几个关键词。
二
其实“少年中国”并非仅仅是梁启超个人的梦想，而是一个时代的梦想。
或许是因为鸦片毒害之深莫过于此地？或许是因为虎门销烟的烈焰早已将这方土地上的激情点燃了？或许是鸦片战争中牺牲的民族英烈不屈的英灵在南海上空不断地推波助澜？或许是因为随着舶来品一起东渐的西风先已在岭南未雨绸缪？这个“少年中国”的时代梦想便最先发端于这块热土——广东。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
当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中了举人时，有一个叫康有为的南海县人，正忙着为自己心中的那个梦想而以布衣身份上书朝廷、呼唤改良；还有一个23岁的叫孙文的香山县人，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医术，但他课余间往来于香港、澳门、广州间，热衷于发表各种激进言论，鼓动“勿敬朝廷”，被视为“大逆不道”。而此时的梁启超倒显得异常的平静，他在广州万海堂继续求学，准备下届春帏来临进京参加会试。若不是同学有意无意间的一个建议，说不定此后的梁启超，还会在那条传统知识分子已走了几千年的“正统”求仕的道路上走下去一段时间。
同学陈通甫对梁启超说：“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
陈通甫也是万海堂的高材生，他如此说话自然让梁启超对这位“南海先生”大感兴趣，于是前去拜访。此年梁启超17岁，康有为33岁。
梁启超的这次拜访，注定了无论是对于梁启超的人生，还是对于康有为的人生，甚至对于中国近代史，都是一个大事件，因为从此后，不仅“康”“梁”的名字将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而且它确确实实将对一段历史产生影响。
初次见面，二人竟然从早上8点聊到了晚上7点，真正的废寝忘食。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教育是，由祖父梁维清启蒙，11岁考中秀才后入广州万海堂深造；至于所学内容，自然是应付科举为核心的传统一套。所以他后来回忆那次见面，最初的感觉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是“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与康有为的长谈中，梁启超听到的都是他此前闻所未闻的东西：经世、维新、变法、立宪、洋务、科学等，康有为似乎是轰的一声，为梁启超推开了一扇大门，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他充满了难以拒绝的诱惑。此时心灵的感觉告诉他：就跟这眼前这个人，走新进之路，义无反顾！于是他当即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然而，此时的梁启超已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举人，而康有为倒只是一名监生，有点如今天一名硕士生倒要拜一名本科生为师——在一对狂人眼里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很快，梁启超便辞别了万海堂而入了康有为开办的万木草堂，成了一名真正的康门弟子。
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学习是短暂的，只一年时间，但是他晚年回忆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或许正是从此以后，梁启超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不但渐渐清晰，而且如何将它变为现实的途径也似乎渐渐清晰，那就是康有为说过的一套：经世、维新、变法、立宪、洋务、科学等。
1895年春，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二人共赴京城参加会试，此时的梁启超之于维新变法思想，无论是立场的坚定性，还是认识的清晰和系统性，比之其师康有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果然，考试结果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梁启超名落孙山，康有为反倒高中进士第八。据说其原因是，梁启超的应试文章中充满了维新思想的火花，这便让保守的主考官徐桐误以为这一定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的卷子而给枪毙了，以至于同考官李文田觉得非常对不住这位文采出众的考生，忍不住在试卷上批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然而此时，对于梁启超来说，一个进士功名没能得到虽也有一丝遗憾，但绝对是无关紧要，甚至对于康有为来说，虽然得了这个功名，也是无关紧要，在他们看来，最要紧的是他们代表1300多名举子给朝廷的上书，究竟是会有着怎样的结果！
其实无论是对于康有为还是梁启超，对这次会试本身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太多的心思。刚来到京城，就传来了《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及其内容。举国为之震惊和悲哀，康有为、康启超等云集京城正等待会试的各省举子们更是为震怒，于是在康有为振臂一呼、梁启超的推波助澜之下，1300多名举子联名上书朝廷，敦促朝廷改革自强。史称“公车上书”。
自从“公车上书”递交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回音和结果，相比之下，无论是会试本身，还是会试结果，都似乎变得不重要了。然而，他们等来的先是会试的通知，再有是会试的结果，康有为金榜题名、梁启超名落孙山，而“公车上书”倒一直如泥牛入海，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几乎在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的同时，另一位广东人孙中山选择了上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只不过他上书的对象不是朝廷，而是李鸿章；不过其结果也与“公车上书”一样，泥牛入海。
在热脸贴了个李鸿章的冷屁股后六个月，孙中山便毅然准备在上书之外走另一条救国的道路，仅仅六个月后他便在檀香山创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而康有为与梁启超选择的是在原来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