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实话，我是冲着沈从文而去凤凰的，但是没想到熊希龄却给了我最大的震惊与感动。
熊希龄的家——现在的“熊希龄故居”，在凤凰城北文星街内的一条陋巷中：一座砖木结构的民居，一个不大的院落。居共四间，一间作堂屋；最东边一间是厨房，里面一口柴灶，一口水缸，一副水桶，还有几件农具，其他别无长物；西边两间是卧房，最里面的一间，据说当年熊希龄与朱其慧女士完婚回乡时就曾居于此，内有花板床一张，还有几件普通橱柜木箱之类。导游解说，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除了一些对联与展览的图片外，其他都与当年无多大差异。
在凤凰城里鳞次栉比的高楼重檐中，“熊希龄故居”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这不能不让我非常震惊，又非常感动！要知道，“熊希龄是个什么人呵？”
——当导游说“下一个景点是‘熊希龄故居’”时，我们一行中有人脱口而出的便正是这样问道。
“熊希龄是什么人呵？”的确，对于一般人来说，熊希龄这个名字有点陌生。
“这是凤凰出过的最大的官，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导游说。
“哦！那倒要去看看！总理的府上一定很豪华吧？”
“一会儿去看了就知道了！”
……
凭以前对熊希龄的了解和导游的这话，我对于这位内阁总理的府上的朴素多少还是有了一点心理准备，但是竟会是这等模样，无论如何还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
我第一次知道熊希龄这个名字实属偶然。那是十多年前，我的一个出身于民国官宦之家的朋友，家里存有不少祖辈遗留下来的旧信札，他想搞清楚哪些有保存价值，哪些可以处理掉，便让我帮着看看。那是些很老的信札，纸已又黄又脆了，字迹也已褪色，有的已十分模糊，但是其中一封署名“熊希龄”的信，一下子让我的眼睛一亮，因为那字写得真是漂亮！虽然我当时孤陋寡闻得并不知道这“熊希龄”是何许人，但我还是让他好好保存这件信札。从此以后，我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起这个名字了。
当然，我对于熊希龄的兴趣并不在他曾经亨通的官运，以及他曾拥有的各种吓人的头衔上。清末民初的中国，真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坛更是像走马灯一般，这造就了太多太多的吓人头衔，而顶着这些吓人头衔的人，其中的庸常者其庸常的一生实际上并不曾因为这些头衔的吓人而有丝毫的改变，当然也不能改变他们被历史淹没的命运。我对熊希龄感兴趣的是，几乎是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为什么反而终没被历史的烟尘所淹没？
我是个俗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一段风流韵事。
的确，风流韵事（现如今多改称其为绯闻了），是个可让人“流芳百世”的好东西——当其时也，它可以造就新闻，可以吸人眼球，可以将主人炒成社会焦点；而今天的社会焦点，往往便是明天的历史事件呵。所以，君不见在如今这样一个炒作的时代，许多明星和非明星，实在没有炒作的资本了，便都不约而同去炒作绯闻！甚至连绯闻也没有，就自编一段并自我爆炒一番！
熊希龄当年可是有一段实实在在不大不小的风流韵事的，而且还有三角恋之嫌。
而立之年的毛彦文，从美国学成回国，才貌双全，是一位十足的江南名媛。同样才貌双全的北大名教授吴宓，为了她毅然抛妻弃子，正向毛发动着猛烈的爱情的进攻。而当时已年过花甲的熊希龄，竟然最终击败了吴宓，以六十六岁的年龄与三十三岁的毛彦文终成眷属，让吴宓一壶老醋一喝几十年，直喝到死。时人有联曰：
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
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
那是一段怎么样的风流，我们不难想象！或许这段并非虚构的风流，的确为熊希龄被历史记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若说这是唯一原因，随着我越来越走近熊希龄，越觉得这太有失公道，因为有一个道理很简单，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风流韵事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但毕竟真能成为历史的并不多，为什么熊希龄的风流韵事能成为历史呢？
——这本身又成了一个问题。
二
历史学家们归纳一个人被历史记住的原因，总是或现民族大义，或益江山社稷，或建千秋功业，或留不朽杰作；当然，抑或相反，或罪大恶极，或祸国殃民。这样的归纳当然不错，但这样的归纳因为剔去了历史人物的血肉，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及其人生抽象成了几个概念间的推断，这常常会让人觉得不太可信。我们是凡人，也是俗人，我们更希望知道某个历史人物，长得多高多胖，他（她）是不是也与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小时候是不是也尿炕，发起火是不是也骂娘，脚气发作了是不是也抠脚丫，伤风感冒了是不是也挖鼻孔……
因此，我参观一些名人故居时，常常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与周边的百姓聊一聊，因为他们往往能告诉我一些有关这个名人的穿开裆裤时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一定是高悬于祠堂式故居里的“生平事迹介绍”之类中所绝对没有的，而这些在我看来反而更接近名人作为一个人的真实面目。
当导游不遗余力地向游客添油加醋地讲解熊希龄六十六岁时与三十三岁的江南名媛毛彦文恋爱结婚的风流韵事时，我则在门口的一旁与一个打草鞋的老者攀谈了起来，并听到了另外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说，熊希龄出生的那天晚上，凤凰城里满街都清香扑鼻，人们由此断定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朝友清官。还有人们听到这婴儿的啼哭声特别响，街邻们都说，这孩子哭声大，长大必成大器。
第二个故事是说，在熊希龄中举的第二年，逢花朝之日（阴历二月十二日，被当地认为是花的节日），当地知府朱其懿邀集官吏和新科举人在府衙内赏花，知府提议吟诗作画。于是济济名士各显身手，有的画牡丹，题曰“富贵风流”，有的画荷花，题曰“出污泥而不染”，有的画菊，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虽然个个切题，但也均不脱俗套。唯有熊希龄则画了一株棉花，旁观者都大摇其头，因为中国画史上，向来少有以棉花入画的。棉花为农家所亲，怎能登大雅之堂？但只见熊不动声色，画完后于留白处挥毫题写了七个字：“此君一出天下暖”。这七个字真如画龙点睛，当即震动全场。熊希龄借棉花言志，不仅使自己名声大噪，还意外收获了一桩美好姻缘：朱知府赏识他的才华，做主将自己的五妹朱其慧嫁给了熊希龄。
虽然，这两个故事是从熊希龄的邻人嘴里讲出的，但我这一次却很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太巧了——熊希龄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无疑是到处“送温暖”。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多灾多难的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只要哪里有灾，就会有熊希龄的出现；只要哪里有灾，人们也就会想到熊希龄。湖南是熊希龄的家乡，湖南省府当局，但凡发生了大灾，首先考虑到的便是向熊希龄求助，熊希龄总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渡过难关。他真是“霖雨苍生”式的人物，这四个字是他逝世后湖南省政府对他的赞语，似乎正应了这个故事中熊希龄的这幅画和这句诗。因此，我怀疑，这个故事原本就是好事者想要表现熊希龄的不非凡，而根据他的这一段人生，掉过头去附会出的故事。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倒是历史以另一种方式对他的记录与肯定。不是吗？有时候，也正是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故事，它们虽然扰乱了历史学家介绍历史人物的标准语言，为历史学家们所不屑，但是历史人物倒反而在这些故事中显得真切而生动，他们远比在泛黄的史册中更真实可亲。至少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是这样。
三
不可否认，在很长一个阶段，历史似乎已忘记了熊希龄这个名字连同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那个人。我读书时，无论是中小学历史课本中，还是大学历史教科书中，都很少提及他，以至于今天一般人根本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更别说对他有所了解了。
也不可否认，今天在中国文化坐标中的凤凰是属于沈从文的。自从沈从文写出了《边城》后，小说中那座如诗如画的边城在世人的心目中就是凤凰，凤凰就是那座边城！她既属于文学，也属于沈从文了。
然而我在与凤凰的普通百姓的攀谈中发现，他们似乎更在乎的老乡是熊希龄而不是沈从文，似乎熊希龄更值得他们骄傲和自豪，在他们的话语中，甚至觉得沈从文成了文学家有点阴错阳差。“沈从文没读过几年书！熊希龄才是文曲星下凡，是‘湖南神童’，他19岁就中秀才，21岁中举，24岁中进士、点翰林。”眼前这位天天以编织草鞋为生的老者，竟然对这位百年前的街坊的简历如数家珍。仅凭这一点，我觉得故乡凤凰倒真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乡亲熊希龄。其中的原因，我想不能否认有中国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在起作用。在一般人看来，作家再著名终究还是一介书生，一介书生怎能与一内阁总理相比呵，那可是相当于宰相！
但是，我又想，如果熊希龄一生就按部就班，按照那个时代多数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读书——科举——做官”这样的人生三部曲走完一生，哪怕他最终也能官居宰相，那么，他这位百年后的街坊还会如此对他的简历如数家珍吗？人们还如此记得他吗？
这让我想起了那年去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参观的情景。去以前，我们据旅游小册子上介绍，便知道了此村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此村因此而被称为中国“宰相村”。但是，等到我们参观了此村，跟着导游从一座又一座“相府”进进出出了一通后，似乎头脑中还是只有一个数字而已，那一个个当年一定是炙手可热的名字，在我们的感觉中还是那么的空洞——事实上也没能记住几个名字。至于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他们，又有谁知道他们中，谁长得高，谁长得矮；谁长得胖，谁长得瘦；谁有什么喜好，谁有什么恶习；谁喜欢吃辣，谁喜欢吃咸……我们都一无所知，因为历史并没能记住。
而熊希龄幸运地被历史记住了，但他的被历史记住，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做过内阁总理。
被历史记住的熊希龄，首先是一个维新人物。
然而熊希龄成为维新人物实在有点偶然。
1895年，熊希龄终于完成了他“读书——科举——做官”的人生三部曲，作为新科进士，官授翰林院庶吉士，春风得意于京城。而也就是这一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这位新巡抚大人不是别人，而是熊希龄的凤凰同乡。这位同乡前学，几乎是看着熊希龄长大，自然十分了解熊希龄的才华。此时他正力主“新政”，在湖南开学堂，办报馆，兴实业，正需要得力帮手，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这位小老乡，于是他便力邀熊希龄回湖南主持“新政”。1897年，熊希龄回到湖南，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在这期间，熊希龄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襄助，时务学堂一时成为新派人士荟萃之地。在舆论先行的基础上，湖南的教育、行政、实业都有了新的气象，一时间内全国闻名，成为全国“新政”的一个重镇，与京城内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变法维新”思潮遥相呼应。
而对于熊希龄来说，正是从这一段“新政”经历开始，便越来越偏离他原来设定的人生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