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意思是说，九百多年前统治杭州的极苛酷的钱鏐虽然死了，但像钱鏐这样的人那里仍有。与其到杭州去，不如到更旷远的地方去。在那里，倒是“风波浩荡足行吟”啊！可惜郁达夫没有听从鲁迅的劝阻，他还是去了杭州，以至于后来这对当年的“富春江上神仙侣”，在再次回到富春江边后不久反倒分道扬镳，演绎出一段爱情婚姻的悲剧；也正是因此，后世善良的人们，在一面惊叹于鲁迅对于人生和社会超强的洞察力之强之余，总是无比惋惜地想——假如郁达夫当年听了鲁迅的话，那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了吧！然而，人生是没有假如的，历史也没有假如，一切都似乎是命定。
三
鲁迅为什么要劝阻郁达夫去杭州？有人说是因为鲁迅不喜欢杭州。
的确，鲁迅似乎一直不喜欢有着“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1924年，他“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便高兴地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文章开头后他就写下了这么段话：“（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通过这段话就可以看出，鲁迅对杭州及西湖似乎早无好感。1928年，鲁迅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不但明确表达了他对杭州的西湖没有好感，而且还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在这儿，鲁迅表达了他不喜欢杭州西湖的原因是：“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
然而，这里鲁迅仅仅只说出了一个原因，也是表面原因，另一更深的原因则与社会政治有关。
辛亥革命后，杭州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都在这场革命中得到的洗礼，但是由于杭州是鲁迅家乡的省会，他的许多朋友都在那里生活与工作，他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那里因革命而牺牲，同时也看到不少人，也在那里是如何的镇压革命、出卖战友，为此鲁迅写过许多以此为题材和为背景的小说与散文。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实行文化戒严和文化迫害，当时的浙江当局竟趁机发出通缉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堕落文人”。正是因为这些，鲁迅对于自己家乡的杭州，可谓因爱之深而恨之切。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郁达夫要移家杭州时，鲁迅才竭力劝阻，先是口头相劝，后又以诗相阻，且这首律诗也写得章法别致：一般律诗都意思上常常是四句一转，分上下两层，但这首七律，鲁迅竟然连用六句写了杭州的种种不是，道明目的的只有最末两句。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旧体诗研究最深、创作水平最高的作家，对于鲁迅这首诗的内容和深意肯定是一目了然的，更何况这首诗鲁迅虽然是写给王映霞带回家的，但郁达夫一见后便说：“他（指鲁迅）这意思早与我说过。”
然而，郁达夫终究还是没有听鲁迅的劝阻。
后世的多数研究者主要将其归因为政治气候，因为郁达夫离开创造社并与之发生论争，又加上当时风传上海国民党当局要搜捕郁达夫，所以他才不得不离开上海。然而这看起来很有道理的归因，其实并不太合逻辑：一是如果确是这样，那郁达夫只要离开上海就行了，为什么一定去的地方是杭州呢？二是为了躲避风传的搜捕而投身到曾经发出过通缉令的地方去，显然也说不通。
其实郁达夫移家杭州的原因是多重而复杂的。
1932年11月10日晚，临时去杭州的郁达夫住在一间旅店里，孤寂难眠之际给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的妻子王映霞写信——仅仅小别几日，竟就忍不住要写信对妻子嘘寒问暖，这本身足可说明，他们那时夫妻关系还如胶似漆——将自己在杭州的活动作了一番告知后，或许是郁达夫发现杭州的房地产市场较有前景，在信的后半部分他告诉妻子王映霞说：“《弱女子》（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名作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
十天后，郁达夫又在一封给王映霞的信里说：“我将有一篇东西（短篇小说《瓢作和尚》）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千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
《她是一个弱女子》20000多字，最终郁达夫得稿费1000元（大洋），《瓢儿和尚》8000多字，郁达夫最终得稿费只有80元。两相比较起来，那1000元的稿费对于郁达夫来说，无疑是得到了一笔巨款。得到一笔较大的收入，想到投资，这是人之常情。郁达夫首先想到的是买地建房，或买房。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为什么要到杭州来买呢？便宜！
郁达夫后来在杭州的“风雨茅庐”，据今天实测，占地1.8亩，当时花费5000元左右，其中1000元是地价，核算下来，杭州当时的地价每亩在556元左右。而据有关研究者考证，当时上海的地价比之要高得多。租界地价极其昂贵自不必说，每亩价格在150000元以上；即使是相比均价低了105倍的华界地价，也在1500元左右。所以根据郁达夫当时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在上海买得起地和房的。前面就已说到，由于种种原因，浪费如郁达夫者，此时也不得不为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所以他在得到一笔较大收入考虑投资时，不得不考虑效益，而选择移家杭州未必不是一明智之举；更何况王映霞本是杭州人，他的这一决定未必没有讨好爱妻的原因；至于有没有讨得王映霞的好，我们虽不能轻易断言，但是一个事实是，郁达夫的这项巨大的家庭投资也好，消费也罢，很快就不但得到了作为家庭女主人的王映霞的批准，而且事实上也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而这倒让人不禁想，如果郁达夫选择的移家地不是杭州而是别处，她还会同意和支持吗？
1933年春天，杭州场官弄的一座老房子里住进了一家五口。在邻居们眼里，这家的男主人个头一般，常穿一件蓝布长衫，喜欢去浙江图书馆；平时进进出出与人很和气，显得平易而普通，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瘦；倒是这家女主人显得很招眼，因她似乎是从月份牌上走下来的一般漂亮，虽然她平时只在家看孩子，与邻居们并无多少交往；倒是他的大孩子，在附近的横河小学读书，与他同学的孩子因此常到他家去玩。邻居们不久也便从那些孩子口中得知，那孩子叫郁飞，他爸爸就是著名作家郁达夫，他妈妈就是当年“杭州三美”之一的王映霞。
郁达夫一家是在1933年春迁至杭州居住的，“风雨茅庐”开工于1935年冬天，直到第二年春才竣工。也就是说，虽然早有买地建房的打算，但在最初的三年里，郁达夫一家是在杭州租住的。为什么没有立即建房或买房？不言而喻一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吧！郁达夫本书生气十足地想“只茅草代瓦，涂泥作壁”，建“五间不大不小的平房，聊以过过自己有一所住宅的瘾的”，不料他的想法却引出意外的回响：他那些建筑业界的朋友表示，“你若要造房子，我们可以完全效劳”；他那些有钱的朋友则说，你缺资金可以“通融”；还有那学过洋文懂些“风水”的朋友积极出谋划策，总之使他原本的构想有了很大的改变。而就在这样不断的改变中，建房的设想一直停留在“设想”中。
不过这三年里，郁达夫虽然不停地为写作挣钱，为心中的爱巢努力添砖加瓦，但生活倒过得平静而安详。这在他的一生中，似乎也算难得。正因为这样的生活，这三年也在他一生的文学历程中形成了一个创作的高峰。这一阶段他是写作游记为主，他们仿佛又成了当年那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杭州及周边的名山丽水上都曾留下了他携妻漫游的足迹，而他的那些游记，多数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珍品。因选进今天的中学语文教材而使得我们一般人很熟悉的《故都的秋》《钓台的春昼》等，便是其中著名的篇章。
然而平静的日子总是那么的短暂，且平静的只是表面。
王映霞后来在自己的自传中回忆说：“（回杭州）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的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旦角，捧场有我们的分；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子满月，父亲双寿，乃至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那一时期我们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招待，我也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
王映霞此话说的大体是事实，但是尽管她嘴上说对于这样的日子似乎厌倦，可事实上如此叙述的字里行间仍掩不住向往。当时与郁达夫、王映霞来往颇多的“湖畔诗人”之一汪静之说，那段时候“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或许正是在那种交际中，王映霞认识了郁达夫的两位老同学，一位是留日时期的许绍棣，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还有一位更是鼎鼎大名的“特工王”戴笠，此时他正在杭州办“训练班”。这便注定了看似平静的日子风雨欲来。
1935年底，杭州场官弄63号南侧的一块原来的空地上，一所中日建筑风格合璧的私家居所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