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徐悲鸿故居”位于该市傅厚岗6号。我工作的办公地离那儿只一箭之遥，每天上下班我都要从它门前走过，每次走过时我几乎总会不自觉地看上它一眼—有时候目光只在它日渐锈蚀的大门上一扫而过；有时候目光会越过围墙，看到里面那几棵高大的榆树和广玉兰，还有那幢西式的小楼，以及它屋顶上立在瓦行间的瓦菲；有时遇大门偶尔开着，我会稍稍放慢脚步，让目光穿过大门，看见不大的庭园里有碧草、绿树、红花—每当此时，我又常会禁不住想，这样一个略显阴冷的小院内，如果能增加几株红枫，确实会生色许多、温馨许多。
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徐悲鸿曾将此住处名之“无枫堂”，且这小院内又的确曾种植过红枫。
1932年下半年，徐悲鸿这处住所落成后，他的一位学生为老师送上了一份别致的礼物：她让父亲从老家安庆捎来十多株红枫树苗种在了庭院里。这些树苗第二年春天都成活了，且长得都很好，这让徐悲鸿非常高兴，他想象着一到秋后，每天早上推开窗户，便都是一派“停车坐爱枫林晚”的诗情画意了。
可是没想到，第二年夏的一天，徐悲鸿去上海为张大千祝寿，再回到家里时他傻了眼：院中的所有枫树都被连根铲除得一棵不留。
不用问，那一定是夫人蒋碧微命人干的。蒋碧微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她要将一个在她看来十足的爱情阴谋彻底粉碎，并将之斩草除根。
后世的许多人只知道徐悲鸿这位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绘画大师、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先后有过两位妻子蒋碧微和廖静文，前者给了他一生中最初的爱，后者用自己的爱陪伴着徐悲鸿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并不太清楚在徐悲鸿的生命历程中还曾有过另一段爱情，也不知道这段爱情的女主角是谁。
1964年10月，蒋碧微以被遗弃者和被伤害者的身份在海外出版了她的《蒋碧微回忆录》；1984年6月，廖静文以承接者与忠贞者的身份在大陆也出版了她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在这两部回忆录中，两个前后成为徐悲鸿妻子的女人，都不约而同地回避了另一个女人，她们在各自的书中连她真实的姓名也不愿给世人留下，几处非涉及她不可的情节中，她的名字只是“孙韵君”和“女学生”等。然而，这位“女学生”绝不是一个在徐悲鸿生命历程和艺术历程中可有可无的角色，虽然她并不曾与徐悲鸿结过婚，但是对他的影响恐怕并不比与他结过婚的她们小，与此同时，她们的人生实际上也因为这个女人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二
徐悲鸿看到自家院里的景象惊呆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门了，眼前这个院子是自家的院子吗？只见松、竹、梅，桃、李、杏等观赏植物一应俱全，地面还植上了草坪，草坪上还撑起了两把巨型遮阳伞，伞下放有圆桌和藤椅……原来的一切都被连根铲除了，连一点影子也没了。徐悲鸿立在那儿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妻子蒋碧微则满脸堆笑地迎上来说：“大家都说我们公馆和院落风格不大协调，我一看也是，就没有和你商量，把它做了点儿小小的变动。因怕耽误你的创作，所以让园林工人抓了点紧，趁你不在家的几天，把它突击完成了。不少朋友来看了，都说有法兰西浪漫色彩。也确实，每每走在其中，我都有回到法国巴黎的感觉。”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态充满了虔诚，让旁人听来似乎对老公充满了爱意，且绝对唯命是从。然而徐悲鸿望着眼前这个与自己相濡以沫十几年的女人，似乎不认识似的，他绝没想到她竟有着如此的心计、如此的手段，同时他几乎看到了这个人内心原来有着一颗狠毒的心。徐悲鸿无言以对，愤怒无比，可又无可奈何，最终一闪身绕过了迎面的妻子，默默走上楼去，走进自己的画室。
等到徐悲鸿默默地上楼去了，蒋碧微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她知道自己又一次胜利了。他们夫妻间十多年来，每次发生争执，最后都是以徐悲鸿的沉默而告终，这一次似乎也是一样。
然而，蒋碧微哪里知道，这一次并非如此简单，爱情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哪是她如此简单粗暴之举便可以斩草除根的呵！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
走进画室的徐悲鸿，先是默默呆坐了一番，然后展纸濡墨，挥毫写下了三个大字：“无枫堂”，然后除落下了自己的名款、钤上了自己的名印外，又钤上了一枚他早已刻好却一直不曾公开用过的闲章，印文为“大慈大悲”，并从此以后将自己住处的斋号名之曰“无枫堂”。
千万不要以为徐悲鸿此举只是为那惨死的十多棵枫树苗而内心悲摧、祈天祷地，实际上他这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尚是自己妻子的蒋碧微，也向这个世界，表达着自己从今以后的一种态度和决心，即：将一直深埋于心的那段恋情不再埋藏，且从此为之矢志不渝。原来徐悲鸿这枚闲章中的“悲”和“慈”二字，取自于他自己名字中的一字和他当时深爱上的一个女人的名字中的一字—这个女人叫孙多慈。
从此以后，这两枚“无枫堂”和“大慈大悲”闲章常常被徐悲鸿公然钤在自己的画作上，由此见证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场旷世之恋。
三
其实，直到“枫树事件”发生，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的感情虽然已超越了一般的师生之情，但是对于他们双方来说，仍是茫然而矛盾。当然，因为各自人生阅历的深浅大为不同，其茫然和矛盾的程度还是各有着很大差别的。徐悲鸿虽然对于这份感情也时常茫然失措，但是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的是，这种茫然失措正是在面对一份不该产生的爱情所生出的无奈所致，所以他的心中矛盾更大；而孙多慈更多的只是茫然—她更多的时候只是将一直给予她种种关心和爱护的徐悲鸿当作是一位大哥哥，甚至是一位如父亲般的长辈。在得知徐悲鸿乔迁之喜的消息后，孙多慈想去送一份贺礼，但送什么好呢？她曾找自己的好友、同为中央大学同学的李家应和吴健雄商量：“先生要搬新居，我这个做学生的，总得要表示表示吧？可送什么好呢？一般的东西，先生看不上。太招摇太显眼了，让师母知道了，又会不容忍。你们脑子灵活，帮我给拿个主意吧！”
没想到她俩反而首先要孙多慈说说她与徐悲鸿到底算是什么关系。孙多慈面对好友老老实实地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绝没有外界传的那么浑浊，但也绝不是一潭清水。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说有‘爱’，不确切，说没有‘爱’，也是一句假话。”由此我们足可看出，直到此时孙多慈或许也并没能分清楚遇到的和自己心里升起的这份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到底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李家应与吴健雄觉得，既是这样的关系，她俩都觉得这礼很难送。她们帮着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什么结果，最终还是孙多慈自己说：“我倒是有个谋划，自知也还算是个绝点子，但不知……”
她俩自然急忙问是什么，孙多慈于是认真地说：“我盘算着，先生公馆有这么大的院子，送他一些枫树苗，让他栽在院子里，如何？”
孙多慈的话让李家应目瞪口呆了半天，说：“真有你的呵，简直太绝了！既特别又有新意。每到秋霜季节，徐大师或凭窗凝思，或庭院踱步，只要一看见这满树红叶，马上就想到你了。而且树会一年年长大，一年年长高，你这礼物也会一年年增值。甚至到你们，不，是我们都老了，甚至都不在人世了，你对徐悲鸿的这份心思，仍会留在这个世上！更重要的师母即便知道树苗是别人送的礼物，也绝不会想到是你这个小丫头，她一定只会猜想是某个老头。”
收到孙多慈的这份“大礼”，徐悲鸿当然很高兴，但是他立即想到的也只是“停车坐爱枫林晚”的诗句，而非“晓来谁染霜林醉”的意境，为此他还与孙多慈开玩笑地说：“你送我这礼物，是不是想让我再去买一辆车，一辆四个轮子的能满大街跑的车！”
其实，这三个小女人，虽然都是中央大学的高材生，甚至吴健雄日后竟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但是此时她们都低估了只是家庭妇女的蒋碧微，甚至连徐悲鸿也低估了。其实像她这样的女人，用张爱玲的话来说，她们绝对比多数知识女性和职业女性厉害，因为“她们日日以婚姻为她们的事业，岂能不厉害”！蒋碧微很快就知道了枫树的来历—那是一场爱情的阴谋，她一定要粉碎它！但是她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再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
蒋碧微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也选择了一个她自己以为合适的方式，又一次取得了一场爱的保卫战的完胜。像这样的完胜算起来这已经是她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取得的第四场了。
四
蒋碧微赢得的第一场胜利，自然是在刚回到家时与徐悲鸿的初战中。
1930年12月初的一天，远在宜兴老家的蒋碧微突然接到一封徐悲鸿的信，信中徐悲鸿说：“碧微，你快点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
看到这样的话，蒋碧微说实话并没太放在心上，也没有立即赶回南京，而更多地只是将此当作是夫妻间的一个小小玩笑而已，但想想还是决定再过一个星期后就回家。一个星期后，徐悲鸿收到蒋碧微从宜兴发来的电报，说第二天便到家。此时徐悲鸿突然间似乎又有点后悔让妻子这么快就回来，更后悔自己在信上写的那句话，因为他知道蒋碧微回来一定会因为这句话而兴师问罪的，他对于妻子的个性太了解，知道她不是个省油的灯，于是他在当天写给好友舒新城的信中说：“太太明日入都，从此天下多事。”
那么徐悲鸿既已知道蒋碧微的为人，可为什么还要不打自招呢？
其实徐悲鸿当时在信上写的这句话可谓是实话实说，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已有“恋爱倾向”，而他以为这都只是因为妻子不在家而产生的一种想入非非，所以他想让妻子早点回来，这样自己的那份想入非非便可自然结束了。徐悲鸿如此矛盾的举动正是他此时矛盾心态的反应。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徐悲鸿这一举动和心理，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他的“恋爱倾向”的产生，并非是主观上因为嫌弃妻子蒋碧微所致，也并非是想背着妻子搞“婚外情”；二是他也想尽快结束自己这种不该产生的“恋爱倾向”，更不想发展下去，至少是主观上不想。如果不是那样，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向妻子“不打自招”，更不会主动将她叫回家来给自己“添乱”。那么我们不妨一厢情愿地设想一下，如果蒋碧微回家后，能顺着徐悲鸿所希望的那样做，或许事情的发展未必不会真有一个他所希望的结果。徐悲鸿在给蒋碧微写信时一定相信妻子会顺着他的希望“帮助”他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妻子一定都是希望如此的。
是的，蒋碧微当然也希望如此，希望徐悲鸿不要拈惹外面任何的花花草草，已经拈上了也要尽快一刀两断、连根铲除，且刻不容缓。
她首先是立即审问徐悲鸿：“说，怎么回事？怎么我一不在家，你这感情就出问题了？”徐悲鸿自知理亏，支支吾吾道：“你也别太着急，听我慢慢向你解释，好吗？”
并没等徐悲鸿解释一句，蒋碧微已声泪俱下了：“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是一个只需要家庭生活稳定的女人！悲鸿，难道这么一点小小要求，你都不能答应我吗？”此时徐悲鸿更是陷入了自责，非常真诚地说：“我既然能向你承认感情出轨，就说明我对这件事已有悔意！”
蒋碧微边哭边打断了他的话说：“自从当年……”一听此言，徐悲鸿无话可说。是的，他能说什么呢？这是他们夫妻间感情的起点，也是他们夫妻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十七年最牢固的基础。
那时候徐悲鸿只是一个从宜兴来到上海滩一面靠为一些杂志社画插图谋生、一面刻苦求学的青年，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时为复旦大学教授也是宜兴同乡前辈蒋梅笙的赏识，为此徐悲鸿常去蒋府，一来二去便认识了蒋梅笙的千金蒋棠珍。渐渐地，这个早已许配无锡大户查家公子的蒋小姐，竟对徐悲鸿生出好感，并于1916年改名蒋碧微，随徐悲鸿私奔去了日本，后又于1919年去了法国巴黎，害得蒋梅笙一张老脸无处放，只好对外宣称女儿暴病身亡了，还装模作样为她办了一场丧事，在棺材里放了几块石头抬出去埋了才算完事。不过也有人据此推断，这一切都是蒋家父女合演的一出双簧—蒋梅笙其实也看中了徐悲鸿，但由于已将女儿许配查家在先，因此平时就常当着蒋碧微的面感叹，“我要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蒋碧微这才“心领神会”。不过实情究竟如何，今天我们已难以搞清楚了，但我们清楚的是，从此以后，蒋碧微的确与徐悲鸿在海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生活，直到1927年回国。那时他们生活非常艰苦，感情却十分融洽。据说有一次，蒋碧微在巴黎的一家商场里看中了一件风衣，试穿后也觉得非常满意，店里的老板和店员都说漂亮，怂恿她买下，并说可以优惠，但蒋碧微最终还是因为囊中羞涩而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可是哪知道她离开商场后心里又放不下，事后她竟又多次去那家商场看那件风衣。徐悲鸿知道此事后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蒋碧微怎么说在家也算是个阔小姐，竟然跟随着自己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他那时能做的唯有刻苦学习、努力绘画。不久，他终于有一幅画卖了一个不错的价钱，拿到钱后徐悲鸿立即去那家商场买下了那件风衣。当蒋碧微穿上这件风衣时，她眼泪扑簌簌直掉，但是心中却充满了喜悦。蒋碧微与徐悲鸿便是如此相濡以沫走过了十七年，其间感情有多深，想来夫妻双方都是不用提而非常明白的；且对于徐悲鸿来说，多少他还另怀有一种对蒋碧微的歉疚。
或许蒋碧微也正是因为明知这一点，所以每当夫妻发生争执，她总以此为撒手锏来攻击徐悲鸿的软肋。徐悲鸿自然是每次都无言以对。
徐悲鸿再次无语。蒋碧微却不依不饶：“我最恨的，就是你现在这样！一到关键时刻，就缄口不语。你不说话就是看我不起，看我不起你就会移情别恋……”
“碧微，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事才刚刚开始，我会好好地把握它，不会任它自由发展的。”徐悲鸿的态度仍十分诚恳。
“我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女人，我也理解我不在南京的这段时间，你作为男人，内心必然产生的空虚。但你必须告诉我，这个女人是谁，你和她是如何开始的，现在已经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然而徐悲鸿怎么能轻易说出那个女人呢，更何况她在他看来还只是个孩子，他要对她负责，即使仅仅是老师，他也有保护她的责任。
但是尽管如此，这一场初战，应该说是以蒋碧微的胜利而告终的。虽然徐悲鸿最终并没肯“交代”那个“第三者”的名字，但是这在蒋碧微看来是小菜一碟的事情，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要在下一步掌握其“罪证”。
五
不久，蒋碧微果然利用一个机会，有意无意间便又赢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那是在1931年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