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爱——自爱与人类的自我，其本性就是只爱自己并且只考虑自己。然而，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无法防止他所爱的这个对象不充满错误和可悲：他要求伟大，而又看到自己渺小；他要求幸福，而又看到自己可悲；他要求完美，而又看到自己充满着缺陷；他要求能成为别人爱慕与尊崇的对象，而又看到自己的缺点只配别人的憎恶与鄙视。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种尴尬，便在自己身上产生了一种人们所可能想象的最不正当而又最罪过的感情；因为他对于在谴责他并向他肯定了他的缺点的那个真理怀着一种死命地仇恨。他渴望能消灭真理，但既然是摧毁不了真理本身，于是他就要尽可能地摧毁他自己认识中的以及别人认识中的真理；这就是说，他要费尽苦心既向别人也向他自己遮蔽自己的缺点，他既不能忍受别人使他看到这些缺点，也不能忍受别人看到这些缺点。
毫无疑问，充满了缺点乃是一件坏事，但是充满了缺点而又不肯承认缺点，则是一件更大的坏事，因为它在缺点之上又增加了一项故意制造幻觉的缺点。我们不愿意别人欺骗我们；他们若想要得到我们的尊崇有甚于他们的应份，我们就会认为是不正当的：因而我们若是欺骗他们，我们若是想要他们尊崇我们有甚于我们的应份，那也是不正当的。
因此显然可见，当他们不外是发现了我们确实具有的缺陷和罪恶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损害我们，因为成其为损害原因的并不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对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摆脱一件坏事，即对于这些缺陷的无知。他们认识到这些并且鄙视我们，我们不应该生气：无论是他们认识到我们的真实面貌，还是他们鄙视我们，——假如我们是可鄙的——全都是正当的。
这就是一颗充满公道与正义的心所应产生的情操。可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心中有着一种全然相反的倾向时，我们对于自己的心又该说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真的在仇恨真理和那些向我们说出了真理的人吗？我们不是真的喜欢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让他们受欺骗，并且愿意被他们评价为我们事实上所并不是的那种样子吗？
这里面有一个证明使我恐惧。天主教并不规定我们不加区别地向一切人都坦白自己的罪过：它容许我们向其他所有的人保持秘密；但其中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对于这个唯一者它却要求我们坦白出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让他看到我们的真实面貌。世上只有这个唯一的人，它命令我们不得欺骗并使他有义务担负起一种不可侵犯的秘密，那就是使这种知识仿佛对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难道我们还能想象有什么更加慈爱、更加美好的事了吗？然而人类却是那么腐化，以至于他们还觉得这条法律太严苛；而这就是使得一大部分欧洲都要背叛教会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心是何等不公正而又不讲理啊！——我们只需对一个人做出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该向所有的人都做出来才能算公正的事，而我们却还觉得不好。因为，难道我们要欺骗所有的人才是公正吗？
这种对于真理的反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程度；但是我们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人都有的，因为它和自爱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恶劣的娇气，才迫使那些有必要责备别人的人采取那么多的曲折婉转，以免激恼别人。他们一定要缩小我们的缺点，一定要做得好像是原谅我们的缺点，并且要在其中掺进称赞以及爱护与尊重的凭据。尽管有这一切，这付药对于自爱仍然不会是不苦口的。自爱会尽量可能地少服药，而且总是带着厌恶的心情，甚至于往往暗中忌恨那些为他们开药方的人。
因此，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如果有人有某种兴趣想讨我们的喜欢，他们就会避免向我们做出一种他们明知是我们所不高兴的事；他们对待我们就正像我们所愿意受到的那样：我们仇恨真理，他们就向我们隐瞒真理；我们愿意受奉承，他们就奉承我们；我们喜欢被蒙蔽，他们就蒙蔽我们。
这就是形成了每一步使我们在世界上得以高升的好运道都会使我们越发远离真理的原因，因为人们最担心的就是怕伤害那些其好感是极为有用而其反感又是极其危险的人物。
一个君主可以成为全欧洲的话柄，但唯有他本人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惊讶：说出真话来，对于我们向他说出真话来的人是有利的，但是对于那些说出真话来的人却是不利的，因为这使我们遭人忌恨。可是与君主相处的人既然爱其自身的利益更有甚于爱他们所侍奉的那位君主的利益，因而他们就谨防给君主谋求一种利益而有损于他们自己。
这种不幸毫无疑问在最富贵的人们中间要来得更大而又更常见，然而就在下层人中间也并不能避免，因为讨别人喜欢总归是有某些好处的。因而人生就只不过是一场永恒的虚幻罢了；我们只不过是在相互蒙骗相互阿谀。没有人会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像是他背着我们的面所说我们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不过建立在这种互相欺骗的基础之上而已；假如每个人都能知道他的朋友当他不在场的时候都说了他些什么，那就没有什么友谊是能持久的了，哪怕当时说这些话都是诚恳的而又不动感情的。
因此，人就不外是伪装，不外是谎言和虚假而已，无论是对自己也好还是对别人也好。他不愿意别人向他说真话，他也避免向别人说真话；而所有这些如此之远离正义与理智的品性，都在他的心底里有着一种天然的根源。
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乌托邦》
·作者简介·
托马斯·莫尔（1477—1535），西欧第一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人文主义者、反异端作品的多产作家、政治家。莫尔生于伦敦一个法官的家庭，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拉丁语和形式逻辑学，后来改学法律。1501年，莫尔得到律师从业资格证，正式成为律师。1523年，他当选为下议院议长，并于1529年被任命为内阁大巨。后来，由于莫尔对国王的离婚案持有异议，并在教会问题上与国王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因此在1532年辞职。1534年，他被诬陷入狱，由于他坚决不承认英国国王为英国国教最高首领，在第二年被判处死刑。莫尔一生著述很多，其代表作除了《乌托邦》外，还有《关于异端的对话》、《国王理查三世的历史》、《驳斥廷得尔的回答》等。
·作品导读·
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社会生产和意识形态都陷入一种停滞不前的窘境而难以解脱。社会制度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封建农奴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者的积极性，社会经济始终在低水平上循环，已没有发展的前景。封建领主、国王和教皇政权多元并立，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土地被严格地控制在当权者手中。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也被基督教的教义束缚着，丝毫没有自己的空间。人性被过度压抑和扭曲，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活被扼杀。种种负面的社会环境迫使人们想方设法地想要突破困境，因此，文艺复兴便应运而生了。首先在古罗马的摇篮和中世纪神权统治的中心意大利兴起，然后波及欧洲其他国家。《乌托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了。
《乌托邦》是近代第一部尖锐批判资本主义的巨著，作品还设计出来了取而代之的空想社会主义，它第一次全面地幻想了人类的远景，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奠基之作。该书所反映的要从根本上废除私有制的思想超越了西方历史上贫富均化的社会历史理想，成为近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作品不仅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还表现出了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其中还涉及刑罚学、优生学、离婚、女权、农本位、成人教育、国家管理、宗教多元论和生态学等多个领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文学样式别具一格，以游记体裁和对话形式为主题，在隐蔽假托的字里行间表述了观点，语言生动形象，浅显易懂。
·作品概要·
作品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故事形式，书中以航海家希斯拉德在“乌托邦岛”的所见所闻，写出了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此外，由于莫尔所在的时代是全球化的开始时代，新航路、新大陆、新人民层出不穷，所以，这个航海家口里的“乌托邦”故事，十分成功地激起了读者的兴趣，他们几乎信以为真。
作品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批判当时的英国社会，揭露了当时资本的原始积累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在《乌托邦》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愤怒地指责当时的地主和贵族道：“你们的绵羊本来就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也很野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了。”莫尔的这句不朽的名言——“羊吃人”，是当时英国社会最简洁、最真实、最形象的概括。
§§§第二部分则主要描绘了“乌托邦”这个理想国度，它的完美与第一部分的罪恶形成鲜明的对比。乌托邦是个新月形的海岛，岛上有54座巨大而壮丽的城市，居民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法律制度。岛上的人不分性别差异，都以务农为主要作业。在乌托邦这个完美的国度，实行按需分配制度，财产公有，计划经济。一切行政长官均由选举产生，实行彻底的民主管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莫尔在书中深切地描写出了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乌托邦》中，他这样写道：“我深信，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度仍然保留下来，那么，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在这里，莫尔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规则——“完全废除私有制”。他认为，邪恶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因为受本性的限制，人们总是会犯错误的。此外，在乌托邦岛上实行的共产主义，远离了西方的邪恶势力，所有的公民享有完全的平等，唯独一夫一妻制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全部公民都信仰善良和公正的上帝，上帝统治着这个世界并在不朽的来世给人们奖赏或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