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死亡和疾病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这是一个流传在南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传说。
他们说，上帝最初造人是使他们没有必要劳动的：他们既用不着房屋，也无须衣食。他们都能活到一百岁而不知道疾病为何物。
过了一些时候，上帝想去看看人们生活得怎么样了。这时候，他看到人们生活得并不幸福，倒是互相吵架，各顾自己，到了不仅感不到生活的乐趣、反而诅咒生活的地步。
这时候，上帝对自己说：“这是他们各自分开过活的结果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帝就把事情安排成这样：人们要过日子，就不能不劳动。现在，为了免去受冻挨饿之苦，他们就不能不建造住处，挖掘土地，莳弄果树和谷物了。
“劳动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上帝心想，“要是他们都是孤身一人，他们就造不了工具，伐不了树、运不来木材也盖不了房子，种不了地也收不了庄稼，纺不了纱、织不了布也做不了衣服。
“这就会使他们懂得，他们一起劳动得越愉快，他们的收获就会越多，生活就会越好；这就会使他们联合起来。”
过了一些时候，上帝又来看人们的生活情形，看看他们现在是否幸福了。
但是他发现，他们生活得比以前更糟。他们劳动在一起（那是不得已的），但也不是大家都在一起，而是分成一伙一伙的。每一伙都想把另一伙的活儿抢过来。他们互相掣肘，把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在斗争之中。所以他们的情况都挺糟。
看到了眼前这个情况还是不好，上帝就决定把事情安排得让人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死期，而随时又都有可能死；他还向他们宣布了这一点。
“要是人们知道自己随时都会死亡，”上帝心想，“就不会为争夺那些身外之物而浪费他们的有生之年了。”
但是事情却又大谬不然，当上帝又来察看人间的情形时，他看到，他们的生活还是跟从前一样糟。
那些最强的人，利用人随时会死这个事实，降服了一些较弱的人，杀掉其中一些人，又用死去威胁另外一些人。结果是，最强的人和他们的儿孙后代都不劳动，闲散得百无聊赖，而那些弱者却必须拼死命地干活儿，长年不得休息。这两类人都互相害怕，彼此憎恨。人的生活变得更不快活了。
看到所有这些情况，上帝就决定使出最后一招来补救了：他把各式各样的病魔派到了人间。上帝认为，当所有的人都有得病危险的时候，他们就会懂得，那些身体强健的人应该怜悯并且帮助那些患病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一旦生起病来，那些没有病的人也很可能转过来帮助他们呀！
上帝又走了；但是当他回来看看人们有了得病危险以后的生活情形时，他看到他们的生活甚至比以前更加糟糕。上帝的本意原是要让疾病使人们联合起来，现在呢，疾病却使人们陷于更大的分裂。那些强健得足以迫使别人劳动的人，得病时就强迫他们来侍候自己，但是临到别人得病时，他们却并不去照料别人。那些被迫替别人劳动、在别人生病时又被迫去侍候他们的人，工作是如此的劳累，以致他们都没有时间来将息自己的病痛而只好听天由命了。为了使病人的患病景象不致妨碍身体强健的人行乐，人们就把病人和健康的人的房子远远分开，而这些健康的人的同情本来是会使这些可怜的病人的心情快活起来的，现在这些病人只有在他们的房子里受苦，死在雇来看护他们的那些人的怀里了。这些雇来的人不仅没有热情，甚至还带着厌恶的心情。此外，人们还认为许多病是会传染的，由于害怕传染，他们不仅躲开患者，甚至把他们自己同照料病人的人都隔离开来。
这时候，上帝就对自己说：“如果这一招还不能使人们懂得他们的幸福所在，那么，就让苦难来教训他们吧。”于是，上帝撇下人们不管了。
人们被撇下以后过了很久，这才明白，他们大家是应该而且也是可以过得幸福的。只是到了最近，才有少数几个人懂得，劳动不应该成为某些人的苦事，也不应该是为别人而干的苦役。它应该是使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乐事。他们开始懂得，死亡时时在威胁着我们每个人，大家唯一合乎理性的事就是在团结和友爱中度过我们有生之年的每分每秒钟。他们开始懂得，疾病绝不应该把人们分开，恰恰相反，它应该提供互爱团结的机会。
（林楚平译）
司机
［匈牙利］厄尔凯尼
派赖斯雷尼·约瑟夫是个汽车司机，开着CO75—14号牌照的瓦特堡牌汽车在街道拐角处的报摊前面停住了。
“我要一份《布达佩斯新闻报》。”
“可惜卖完了。”
“来一份昨天的也行。”
“昨天的也卖完了，不过我这里恰好有一份明天的。”
“那上面也登着电影节目吗？”
“电影节目每天的报纸都登。”
“那么给我明天的也行。”汽车司机说。
他回到汽车里，找到电影节目，稍一浏览，看到有一个名叫《黄毛丫头恋爱史》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在什塔齐奥街的“蓝洞”电影院上映，五点半开演。派赖斯雷尼听说观众对这部电影反响不错。
时间挺合适，还有一点空闲。他继续看这张明天的报纸。突然，一条消息跳进眼帘，说的是有个名叫派赖斯雷尼·约瑟夫的汽车司机，开着一辆CO75—14号牌照的瓦特堡牌汽车在什塔齐奥街上超速行驶，在离“蓝洞”电影院不远的地方撞上一辆迎面开来的大卡车。这位思想不集中的司机不幸惨死。
“岂有此理！”派赖斯雷尼在心里说。
他看看表，五点半快到了。他把报纸塞进口袋，发动了汽车。他开得比规定的速度快，在什塔齐奥街离“蓝洞”电影院不远的地方撞上了一辆大卡车。
他惨死了，口袋里装着明天的报纸。
（柴鹏飞译）
彬彬有礼的强盗
［巴西］安德拉德
我愿意为我们的男公民、女公民们开辟这个犹如窗口的专栏：
“一切都好，真的一切都好！”
不过，我认为要真正地说一切都好，那得在现在的年份上再加上四千年，即五九八〇年。到那个时候，谁还敢说巴西不是一切再好不过了。通货膨胀消失了，国家向古老的欧洲、亚洲出口高级产品；美国人摘下礼帽请求巴西发展银行给予贷款；苏联请求我们转让技术；我们拥有一位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德高望重的共和国总统；心满意足的人民个个身强力壮，衣冠整齐，他们各得所需，收入优厚。人们期望的这一切都应该也都会实现。到那时，没有互相争斗，只有欢声笑语；社会公德人人遵守，所有的社会职能都为集体和个人谋利，当然除了为那些已经永远消失了的恶势力……一切都好！这可能就是巴西的未来。这一天总归会来到的。
可现在，一九八〇年的八月，“一切都好”是相对的。坐在我旁边的若翁·布朗多说了句“一切都好”后，继续对我说：
“直到现在下午三点，我还没有遭到过什么抢劫。我刚从拐角处的书摊上买了本《巴斯金》杂志，那书摊上次没被炸掉，就因为有运气，一切都好嘛！”
我劝他要小心，别那么大声说话。现在才是下午三点，一天还没过去。许多意外的事情常发生在这时辰之后。确实，傍晚和夜间是某些活动的专用时间。
为了安全，我没有让他直接回家。因为住宅也不永远是公民不受侵犯的避难所。就在上星期，我的朋友布罗科希奥就遇到这样的一件事：他用钥匙打不开自己的家门，于是按了门铃。里面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
“谁？”
“主人。”
“对不起，请稍等一会儿。”
门终于开了，一个陌生人站在布罗科希奥面前发问：
“这么说，先生真是这房子的主人？”
“是的，先生！”
“那就请进。不过，不要看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正在打扫卫生。然后我们会把一切放回原来的位置。”
“是指所有的东西吗？”
“当然是指家具，大家伙。我们只带走一些感兴趣的东西。你请便吧！”
一共是三个人。他们让他坐在椅子上，似乎想和他聊聊天。
“你的威士忌可真不错。来一杯吧，自己倒。”
布罗科希奥没有瞧见任何武器，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威胁。他们只是和他聊天，关于什么爵士音乐，他们认为值得欣赏；关于最近的美国大选，他们似乎对卡特和里根的要求都很苛刻，认为两个人谁也不配；关于正在时兴的超短裙，等等。仿佛他们想多待一会儿，或者——天晓得？——想和主人一块儿住下。
八点钟的时候，有一个人看了一下表，说：
“我们走吧，让这位绅士休息。我们再去干点别的。”
他们彬彬有礼地告了别，其中一位说道：
“看到我们没有带武器吗？和英国一样。”
另一个接着说：
“很高兴认识你，先生确是位言行谦恭的人。”
布罗科希奥差点要说“谢谢”，不过他还是没有说。如果那样，他也许还该说：“真不错，以后再来。”
他们带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包裹走了，消失在黑暗中。
若翁·布朗多听完了故事，议论说：
“是呀，一切都好！如果强盗是有教养的话，也就不叫抢劫了，而是一次来访。”
（喻慧娟译）
我何以不参加国际冠军赛
［加拿大］斯·里柯克
世界拳击锦标赛已告结束，世界网球冠军业已决出，世界缝纫冠军赛也已发过奖，如今世界垒球赛又即将来临。此时此刻，理应有人出来唤起大家对这种世界冠军惊人的发展予以注意。
眼下的局势已发展到：除非是具有世界性的，再也没有人对任何成就、竞赛或比试感到满足了。往日，一个人即便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也能博得名声，并引为莫大光荣。
我认识一个人，只由于他在安大略约克的棋艺比赛中得了个亚军，生前及死后就都备受尊敬。
我还认识一个人，他在佛蒙特州贝洛斯福尔斯得了个跳远冠军，从而出了名。要是那人读到在君士坦丁举行的那场由各地跳远运动员参加的百万元奖世界跳远赛的消息，又将作何感想？
这种世界冠军赛把人们对规模较小的各种比赛的乐趣一股脑儿剥夺了。这里，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个人经历为例。一年以前，我相当发福，胖得很舒坦，并为之自豪。可是一家报纸登载的下列这段话顿使我的欣慰之感荡然无存。
依阿华胖童世界冠军
来自依阿华州锡达福尔斯的胖小子爱德华·阿斯匹列雄·斯密斯获得世界胖小子锦标赛的冠军。爱德（爱德华的昵称）在本州出生并长大。年仅十五，体重已达450磅。他在此读了三年中学，每学年增长100磅。今秋，经人敦促，他参加了在依阿华州印第安人峡谷秋季博览会上举行的胖人比赛。全世界人人均可参加。谈到自己取得的成功时，爱德颇为谦虚，说他父母的功劳不下于他本人。我读了那段记述之后，认为我的任何努力均属徒然了。这个恶少随时都可以把我击败。我增加一磅体重时，他毫不费力地就能增加十磅。世上既有爱德·斯密斯其人，我甚至无心在我那条街上去当个胖子泰斗了。
如今，我只能满足于从报端读到爱德华·阿斯匹列雄·斯密斯在世界上一次接一次的胜利，读到他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泛美胖子比赛中获得奖章，以及总统将对他说：“哦，爱德，你可真壮！”然后，他又去伦敦把所有的参加者击败。乔治国王将对他说：“哦，爱德，你可真胖！”随后他再去巴黎参加世界胖子比赛。普恩加来先生将对他说：“啊，爱德先生，你个儿可真大！”
在爱德华·阿斯匹列雄·斯密斯的整个经历中，我能做的只是在他每次比赛时去同人打赌。我们这些无资格参加世界比赛的两亿芸芸众生——体重不足420磅，不能在空中跳八英尺高，不能唱歌给一万人听，又不能在十二万人面前一拳把谁打成肉泥的我们，也只能如此。我们只能打赌，我们就打赌。我们充其量也只能如此。
例如今天在古巴举行世界跑马赛。我正在下着赌注。现在世界名手正在横渡爱尔兰海峡——不，他淹死了。总之，必然有什么人在横渡什么海峡——世界驰名的海峡。他是为了世界性奖章什么的而泅水。反正我就把赌注押在他身上。我凭什么不呢？至于我自己，我连拉欣运河也泅不过去。所以，我只能打打赌。你也是如此。
聊可告慰的是：这些参加世界性比赛的人，都会自自然然地被淘汰。总有高手胜过他们。我准知道爱德华·阿斯匹列雄·斯密斯早晚会碰上一位比他本人还胖那么一点点的人。在洲际环球百万元比赛中，他将被来自中国山东的一名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小伙子击败——他比爱德的体重多了半磅。那半磅肉足以把爱德重新掷到底层。人们看见他，将嫌他太瘦。他所著的那本《我的发胖术》也将无人问津。这就是世界性比赛的弊病。
看来我们将有一簇高于我们大家的世界级比赛参与者了。我们坐在那里静观着。一天在一家纽约餐馆里，人们指给我看一位世界工资最高的管子工，正同野蛮装卸工世界冠军在共进晚餐。同席的还有获得世界选美冠军的女服装模特儿。我能请她与我共餐吗？不能。我是不入流的。
倘若事态继续这么发展下去。我就建议成立一个世界刺客协会，把他们都派出去。如果这样，我就警告查理·卓别林先生、范朋克先生和滕尼先生以及获得世界选美冠军的女服装模特儿，要多加小心。但是，唉，那又有什么用！我这个协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它就会举行一次比赛。会员中就必有拿到世界刺客冠军奖牌的，我又得在他身上下赌注了。
但是我至少想告诫公众，有些世界冠军的后果将是难以逆料的，也是万分严重的。以战争而论——这件事本身对世界来说与拳击、网球或选美竞赛一样不重要，可我们有打输的危险。不久以前，人人都满足于——十分满足于一两个国家之间的小型战争，在不牵涉局外者的情形下尽力而为。
例如，我们中间任何人都会满足于美国与英国之间进行一场精致的小型战争。双方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形下决一胜负。我们也许让法国人来观战，甚至让他们也参加一小部分，因为大家总是老朋友。此外，我们就别无指望了。
然而看看眼下的景况！我们在思想上过够了打世界大战的瘾，简直对规模较小的战争不感兴趣了。那天我同一名美国陆军高级将领谈话，他对我畅谈了他那一界人对前景的看法。
“要是我们灰心丧气，”他说，“那也怪不得我们。打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场世界大战的希望是微乎其微。自然，最近有几回我们几乎同墨西哥打起来。但我们那伙人说，绝不去上当。不值得。几年前，对于同日本打一场仗，倒颇有人跃跃欲试。可他们统共只有七千万人，而我们有一亿一千万人。两国加起来才一亿八千万——只相当于一个二流的棒球队！”
“至于世界大战嘛，”他接着说，“你简直没法叫他们参加，或者至少同意什么时候打。有些国家希望在圣诞节前打，有的则愿意等到新年过后——那时公众就没那么忙了。结果必然是：我们首先得知，根本什么仗也打不起来。”
好了，这就是我对现状的认识，以及促使我写此文的严峻状态。写完之后，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这篇稿子交给一家世界机构，由世界印刷商去排印。
（萧乾译）
预演
［苏联］诺·顿巴泽
我们是老同学，当时我们俩并排坐在最后一排课桌。当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们常在一起冲着他的背做鬼脸儿。我们还一起参加期末补考。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今天，我终于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四层楼……
不知道他是否能认出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