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我看到前面那个拎提琴盒的姑娘撒开腿跑起来。街上很黑，背后响起了脚步声。我想从两辆停靠得很紧的汽车中钻过去越过街道。可是太晚了，一只手臂从背后扼住我的脖子，一把折刀弹开了。我要挣脱开，想把我事先准备好的话对他讲。但是，我感到愤怒，我受到了虐待，我的人权遭到了践踏，我忘记了我想做的事，我觉得我在反抗。那把折刀架到了我的脖子上，但我比他更快，我忘了纽约警方的告诫，一口咬住他的手臂，夺下他手中的刀。远处响起拎提琴盒的姑娘的喊叫声和警车拐过街角开来的声音……
“您运气不坏，”第二天警察对我说，并把一张照片放在我面前问，“是这个人吗？”我摇了摇头。
这天下午我没去联合国大厦，到康内吉剧院退掉霍洛维茨音乐会的票，便乘出租汽车回家了。“不安全的岁月，”司机咕噜道，并将一张报纸在我眼前晃了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得活下去啊。”
（章国锋译）
卖花女郎
［法国］加尔科
“先生……先生……请买点花去吧。”
男人停了步，凝视着那在长椅子上一夜坐到天明的卖花小姑娘。
“什么花？”他问。
“这里，”可怜的小姑娘一面从破烂的背心里拿出干萎的两束堇花来，一面说，“就像我这样的花……都瘪得很的。”
“可以。”
“因为这是昨天早晨就拿着的。”
苍白的太阳已经上升了，充满着冬季的青光的克里西大街，在朝雾中模糊了下去。那男人将右手伸入外套的袋子里，摸出一枚小银币递给小姑娘。她接受了。
“哪一束好呢？”卖花姑娘马上问道。
“不，我都不要，你要的。”
“多谢，先生。”小姑娘说。
男人拔步寻汽车去了，小姑娘在人行道上拖着冷重的一双脚，从后面跟上去。她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黄金色的头发，同做生意的少女一样卷起来偏在前额上。毛线的外衣不过到得膝弯，露着一对瘦削的小腿，那黑色的袜子，还显出迷人的妓女模样来。
“先生。”小姑娘叫道。
她急急地走上去。男人回过身来，等她走近了，低声问道：
“什么事？”
“这，”她畏畏缩缩地说，“这一带找不着车子，我们还是到酒吧间去吧，怎样？”
“到酒吧间去？”
“是的，现在酒吧间已经开门了。在这等车的时间里，请我喝一杯咖啡可以吗？”
她的脸上浮着黯淡的微笑。不说别的，只抚着花朵。
“去吧。”男人爽快地说。
于是两个人走进了一家小酒店。睡眼蒙眬的堂倌正在擦着计算器。
“两杯加牛奶的咖啡。”卖花女喊道。
她用一双疲乏的蓝眼睛望着男人，一面低声地说。
“像我这样在外面过夜，真是很冷的。你总看得出吧，好在时常有些先生们邀约我……在那早晨……看完电影的时候……”
“哦！”
“真的。”小姑娘坚决地说。
男子感到不安，看着大路。他在这地方，被聚集的马口铁似的黯淡的阳光照得龌龌龊龊了。
“先生们。”他用奇怪的调子复述说。
“是的！”卖花女加以说明，“叫先生才高兴呢……我将花送上去，于是他便和我讲话。老实说，等候攀谈便是我的买卖。然而谈不下去的人却也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她一面学着得意的男人的惶窘模样给他看，一面说道。
“我……”男人说，“我不愿意……”小姑娘的脸上，又浮出黯淡的微笑来，但又即刻消失了。
“因为我的年龄不到呀。”她直率地说，……眼睛冷冷地发着闪……“要不然，那是为了种种的缘故，不中意我的，我便领先生们到这酒吧间里来，等到有电车走过的时候。但是，不跟我到圣图安街去的人，可真是少得很。……因为圣图安街我们的家里还有一个姊姊。”
她于是结束道——
“姊姊比我的岁数要大得多哩。”
（静川译）
马车上
［南非］旭莱纳
前几天，我乘柯布公司的车子上这儿来。在路旁一个小旅店里，必须把原来的大马车换成小马车。我们一共是十个乘客，八个男的，两个女的。我坐在旅店里的时候，那些绅士走来悄悄对我说：“那辆新马车容不下所有的人，快坐上去吧。”我们急急忙忙走出去，他们给了我最好的座位，并且用毡子把我盖起来，因为天上正蒙蒙地下着细雨。接着，最后上车的乘客跑到马车跟前来了——一个老太婆，戴着一顶漂亮的无边帽，肩上的黑围巾用一根黄别针别着。
“没空位子啦，”他们说，“你得等下星期的马车才行。”可是老太婆爬上梯磴，双手紧紧地抓着窗户。
“我女婿病啦，我得去看他。”她说。
“我的好太太，”一个人说，“你女婿病了，我实在非常难过；可惜这儿确实没你的地方了。”
“你最好下去吧，”另一个人说，“轮子会碾着你的。”
我站起来，打算把我的位子让给她。
“哦，不，不要！”他们喊着说，“这样做我们过意不去。”
“我倒宁愿跪着。”有一个人说，他在我脚边蹲下来；于是那个女人就进来了。
在那辆马车里，我们一共有九个人，只有一个人表现了骑士般的眷顾——那就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
有一天我也会变老变丑的，我也会寻求男人们的骑士般的帮助，可是我不会得到。
蜜蜂在采完蜜以前，对花一直是爱护的，以后就是从花上飞过，也不再理它们了。我不知道那些花感激不感激蜜蜂；要是真的感激，它们就是大傻瓜。
（郭开兰译）
十八英里的惩罚
［西班牙］杰森·班卡多
我成长在西班牙南部一个叫伊斯蒂普纳的小社区里。十六岁那年的一个早上，父亲说我可以开车载他到一个叫米加斯的村庄，大概十八英里之外的一个地方，然后我需要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去加油。那时候，我刚刚学会开车，并且我几乎没什么机会可以操练。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开车把父亲送到了米加斯，说好下午四点再来接他，然后我去了附近的一个加油站，把车放在了那里。因为我还有好几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我决定去加油站附近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然而，我完全沉浸在影片的情节之中了，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当最后一部影片结束的时候，我看了看手表，下午六点。我迟了整整两个小时！
我想父亲如果知道我一直在看电影的话一定会非常生气，他肯定不会再让我开车了。我决定告诉他车出了一些毛病，需要修理，可是他们花了太长的时间。然后，我把车开到了我们约定的地点，父亲正坐在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我首先为我的迟到道了歉，再告诉他我本来是想尽可能快地过来的，但是这辆车的一些主要部件出了毛病。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他看我的眼神。
“对于你认为你必须对我撒谎这一点，我感到非常失望，杰森。”
“哎，你说什么呀？我讲的全都是实话。”
父亲又一次看了我一眼，说：“当发现你没有按时来接我，我就打电话给加油站问是否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告诉我你一直没有过去取车。所以，你瞧，我知道车没有任何毛病。”一阵负罪感顿时袭遍了我的全身，我无力地承认了我去看电影的事实以及迟到的真正原因。父亲专心地听着，一阵悲伤掠过他的脸庞。
“我很生气，不是对你，而是对我自己。你看，我已经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其实是很失败的，如果这么多年你仍然感觉你必须对我撒谎的话，我很失败。我养了一个甚至不能跟他的父亲说真话的儿子。我现在要走回家去，并对我这些年做错的一些事情进行谴责。”
“但是父亲，从这儿回家有整整十八英里。天已经黑了，你不能走回去。”我的抗议，我的道歉，以及我后来所有的语言都是徒劳的。我不能阻止父亲走在车外，并将要上完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课。
父亲开始沿着尘土弥漫的道路行走。我迅速跳到车上并紧紧地跟着他，希望他可以发发善心停下来。我一路上都在祈祷，告诉他我是多么难过和抱歉，但是他根本不理睬我，继续沉默着，思索着，脸上写满了痛苦。整整十八英里的行程，我一直跟着他。
看着父亲遭受肉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痛苦，我难过极了。然而，它同样是我生命中最成功的一课。自此，我再也没有对父亲说过谎。
（佚名译）
盲人教我看东西
［美国］大卫·明勃尼
我们的公司在曼谷。某日，董事长派给我一个任务：陪一位重要的中国商人到泰国观光。我瞪着乱七八糟的办公桌，气得七窍生烟。我已经好几个星期连续工作七天了，但我仍有大量的积压工作。我心里嘀咕：“什么时候才能把文件理清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一位彬彬有礼的男子会合。游览了一天后，晚上我们去吃晚餐，并参观一场我看过多次的表演。他和其他游客闲聊时，我在黑暗中和坐我前面的男人礼貌地交谈起来。他是比利时人，能说流利的英语。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他的头总是奇怪地侧着，而且一动不动，好像正在沉思。后来我看到他身旁那根灰色的手杖，才恍然大悟：他是个盲人。这个人告诉我，他在十多岁时因为意外而瞎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单独的旅行。
他转过脸来对着我，慢慢伸出一只绵软的手，轻摸我脸上的五官。我后面有个人扭亮了一盏灯，于是我看到了他：一头浓密的银发，面容清癯，神情坚毅，眼睛深陷。“晚餐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他问，“假如你肯稍微描述你看到的东西，我会很感激。”
“很乐意效劳。”我回答。
我们来到餐厅，找到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等候饮料时，盲人说：“这音乐听起来很迷人。麻烦你形容一下乐师。”
舞台一侧有五个男人在为这场表演进行暖场演奏，这之前我一直没注意他们。“他们盘坐在那里，穿宽松的白棉布衬衫和宽松的黑裤，扎鲜红色腰带，在用弓拉奏一种大提琴形的小乐器。”
他微笑：“这些乐器是用什么造的？”
我再细看了一下，“木头……不过球的共鸣箱是用椰子壳做的。”我说，同时压制自己的惊奇。
灯光逐渐暗了，他又问：“其他游客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肤色和体形的都有。穿得讲究的没几个人。”我低声说。
我进一步放低声音并靠近他的耳朵说话，他立刻热切地把头朝我靠过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
“我们旁边是位日本老太太，舞台上的灯光照出了她的部分侧影，”我说，“再过去是个大约五岁的北欧男孩，金头发，有个可爱的翘鼻子。他身向前倾，在日本老太太的侧影之下成了第二个轮廓分明的侧影。他们两人都纹丝不动，等待表演开始。那是童年和老年、欧洲和亚洲完全和谐的活生生的写照。”
“对，不错，我看见他们了。”他平静地说，脸上带着微笑。
舞台后方的帷幕拉开了，六名十三四岁的女孩出场，我描述了她们穿纱笼般的丝裙和附彩色肩带的白色罩衫，头上有王后冠状的金色头饰，头饰上的尖角是软的，会随着她们舞蹈的动作有节奏地晃动。“她们的指尖套着金色的假指甲，也许有十厘米长。”
他微笑着点头：“多么美妙——我真想摸一摸这些指甲。”
夜渐深，我描述得越多，他兴奋地点头越频繁，我发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回到旅馆的大堂，我那位中国客人还在和其他游客闲聊，我的新朋友伸出大手，热情地抓住我的手。过了一会儿，那只手慢慢向上移动到我的手肘和肩头。他的手杖“咔”一声掉在大理石地板上的时候，许多人好奇地转过头来看。他没有去捡手杖，而是把我朝他拉过去，紧紧地抱住我。“你让我看到了每一样东西，实在太美妙了，”他低声对我说，“我感激不尽。”
稍后我才领悟：说感谢的应该是我。瞎眼的其实是我。他帮助我掀开了那块在这个喧嚣红尘中遮住我们的眼睛并迅速扩大的帷幔，让我看到以前我视而不见、未曾赞赏的所有那些美好的事物。
那次旅行后大约一星期，董事长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接到那位中国大亨的电话，表示对那趟旅游非常满意。“干得好！”董事长笑着说，“我早知道你能够点石成金。”
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被点化的是我。
（佚名译）
不能进入
［巴西］保罗·科埃略
在西班牙奥利特附近有一座荒废的城堡。我想进去看看那个地方，但当我站在城堡前面时，守在门口的一位老头儿说：“你不能进入。”
直觉告诉我，他说这话纯粹是为了说“不”的乐趣。我解释说我来自远方。我想给他一些小费，尽量做得和蔼些。我指出，毕竟这只是一座荒废的城堡。突然，进入这座城堡对我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
“你不能进入。”老头儿又说了一遍。
此时只有一个选择：继续往前走，看他是否会用身体挡住我，不让我进入。我朝着城堡大门走过去。他看着我，但什么也没做。
在我离开城堡的时候，又来了两位游客，他们也走了进去。老头儿并没有设法阻止他们。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的抵抗，老头儿决定不再做出荒谬的规定了。
有时候，世界要我们通过搏斗，才能获得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有时候某些规定是需要打破的。
（陈荣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