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中国人要是提起头发这档子事，简直等于是一部“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伤心史。
鲁迅先生在《呐喊》里，写过一篇《头发的故事》，讲清末民初在东京留学时剪辫子的风波。作为一个中国人，会为头顶上这些无关宏旨的毛发，演绎出如许麻烦的故事来，先生不禁感慨系之地说：“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往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这一席话，道出了中国人“头发观”的一份深刻体会。
要说起头发的功能，我怀疑，人体的这一部分，还有其生理性的功能吗？早在冰河期，我们的老祖宗，的确是要靠厚厚的头发来给脑袋保暖防寒的。到了冷兵器时代，在面对面的交手战时，处在袭来的武器和即将命中的头颅之间，头发还稍稍能够起到一些缓冲作用。所以，那位知识水平并不甚高的上帝，在造人时，能设计出类似保护伞的头发，使脆弱的脑袋瓜子得以躲闪突如其来的攻击，也还是了不起的。
到后来，人类发明了盔甲，头发就可有可无了；再后来，人类发明了火药，武器运行的速度加快，头发的防范的作用更不存在。上帝给人类造出来的头发，便也如他老人家给我们造的阑尾一样，逐渐蜕化为无用累赘之物，剪去或者留下，已经到了悉听君便的阶段。所以，头发的功能，自从人类的祖先，走出了茹毛饮血的与动物无甚差异的原初社会，生理的功能便消失殆尽，只剩下一些心理的精神的社会的功能了。没头发又如何？君不见和尚、尼姑、阿兵哥，脑袋都剃得光光的，照样过得很好；西方世界里有一位女模特，别出心裁，将一头秀发剪掉，刮一个光溜溜的秃头，甚至更具吸引力呢！
但是，中国人一谈头发，便不能不勾起往事。我不知道外国人有没有为头发吃过毫无价值的苦，更不知道西方社会有没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统治者给全国的男性公民发出一份考卷：你是要头发，还是要头？如果你要头发，你就得付出头，如果你觉得掉了头，吃什么也不香了，那你就只好让人家将你的头发剃掉，这就是发生于十五世纪中叶，满清入关，在中国大地上的一道充满血腥味的选择题。
若是外国人，断不会傻到放弃脑袋而保全头发的，道理很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中国人不，生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宁可掉我头，不可剪我发，表现出选择死亡的勇敢。外国人被包围了，打不赢也走不脱，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武器，举白旗投降，没有二话。中国人则不，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关云长在土山降了曹操，是他一生的污点，张飞为此要杀掉这位兄长。外国人看重生命的价值，第一位是个人，第二位才是其他什么。中国人则是把国、把家、把个人，联在一起考虑问题的，头发虽小，却关乎忠君报国、气节大义之事。于是，把脑袋伸出去，砍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满地滚的都是血淋淋的不肯剃发的明朝脑袋，那场面，够恐怖！
但外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偏执，一言不合，誓不共天，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方肯罢休。最近刚纪念过的普希金就是一个例子，这位意气用事的诗人，一听有位近卫军军官讽刺他，说阁下戴的绿帽子，可是圣彼得堡今年冬天最流行的样式咧！这还了得，诗人马上怒发冲冠，于是，为这句带有污辱意味的话，下帖子挑战，要求决斗。我想，中国人碰上这样的场面，绝对表现出比普希金高得多的涵养。哪怕有人赤裸裸道出乌龟王八绿帽子绿头巾之类的话语，也不会大发雷霆，发指髭裂的。这也许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了，中国人讲大是大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家都不要了，老婆算什么，至于有关个人的一切，那就更是小事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说你的，我装听不见，然后顾左右而言它，甚至还会嘟哝，听喇喇蛄叫唤还不种地呢！
八十年代，那时还叫苏联，我有幸光顾过列宁格勒，在古色古香的涅瓦大街上，有一家门面不大的咖啡馆，主人邀我们进去，因为诗人是在这儿喝了咖啡才去郊外决斗的。我们当然要尝尝普希金喝过的最后之咖啡，其味绝香，绝苦，绝提神，也绝兴奋。也许，我是中国人的缘故，我想，我若是普希金，即使受到咖啡果的刺激，也决不采取这等决斗的做法。普希金够种，所以，他的诗永远燃烧着读者的心。他喝完了杯中最后一口黑咖啡，站起来，走出门去。几个钟头以后，在郊外林中雪地里，“砰”地一声枪响，诗人为他的名誉而倒下了。
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大话可以说得非常响亮，但身体力行，就不是人人能做到这样慷慨激烈的。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我所受到的屈辱，足够普希金去决斗一百次，也足够死一百次，甚至还要多。哪怕一条蠕虫，一个跳蚤，也要骑到头上来拉屎撒尿，以泄其卑鄙的私欲，但我不也只有选择苟活，像癞皮狗一样趴在地下任人践踏嘛，绝无拔出枪来要求一决雌雄的勇气。也许正因为这份怯懦，中国作家自杀率极低，为了一口鸟气决斗而死的，从未有过。缺乏激情，或许这也是中国很少产生大师级作家的原因，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人，尤其文人的软弱劣根性从封建社会起，就已经被统治者收拾得毫无骨气可言。没有骨气，激情何来？
满清政府看准了这一点，1644年，刚进山海关，就颁布了一道“薙发令”，因人心不服，曾暂缓执行。到了1645年，攻下江南，南明亡窜，政权稳固，重申此令：凡清军所到之处，限十日内尽弃明朝衣冠，皆以满族习俗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逃命之寇。凡违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十字方针者，一律处死。于是，一个帝国消亡，一个王朝开始，最倒霉的老百姓，每个人都得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是当顺民，伸出脑袋被人剃，是当逆民，伸着脖子被人砍，是当遗民，逃到深山老林。中国人为头发的这种功能，煞费苦心，伤透脑筋，不知如何是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独一份。
所以，鲁迅先生才有那样的感叹！
我小时听我祖母讲古，我想，她也是听她的祖母，一代一代传述下来的，说剃头的为什么可以敲堂锣，穿街过巷，吆喝生意，这是大清皇帝授予他的特殊权力。一般情况下，农村只有在重大事件发生时，才可筛锣的。剃头师傅的锣虽小些，据说也有权将居民召集起来，查看有没有留发不剃，尚未蓄辫的。所以，剃头的把那块荡刀布视为圣器，因为那上面贴有十字方针的圣旨，曾经神气活现一阵的。如同“文革”期间，红卫兵给五类分子剃阴阳头一样，也是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的。中国人的头发最可怜，永远是胜利者的刀下物，好在风光不多久，小将们就下乡当知青，只能在地头上晒太阳时，回味那按住脑袋强制剃头的快活和威风了。
后来，我到了北京，见胡同里的流动理发师，是用一支类似钢琴音叉的大型镊子，招徕顾客。那发出来的“铮”的一声，在幽静的小胡同里传得很远很远，竟能生出颇为回肠荡气的余韵，只有诗意，再无三百年前那留发留头的生死之虞了，可见时光是消磨个人和民族伤痛的最佳方剂。见此与我家乡调异的场面，我便怀疑许多神乎其神的传说，其实都是无稽之谈，不过人云亦云罢了。
但明末清初的中国人之视发如命，是与圣人的提倡分不开的，《孝经·开宗明义》里这样教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其实，帝国天下要改朝换代，王侯将相要改换门庭，知识分子要改弦易辙，既得利益者有可能丧失一切，因此，他们对新政权进行抵制是一种本能。我弄不明白，老百姓跟着瞎起哄个什么劲呢？谁来当皇上，您也是被统治的草芥之民。即使您为了明朝的头发，而被清朝割下脑袋，那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会发给你一个碗大的义民奖章吗？别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