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
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本来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有些人偏偏不说他所应说的，而尽说与他的为人不相称的话。小孩子说大人话，已经引人不愉快了，却还可以原谅，因为小孩子善于模仿，这模仿又多半出于无心。奴才替主子说话，属员替上司说话，虽然有时听着讨厌，也未必不可原谅，因为他们多半为了生活不得不如此。最使人恶心、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心里尽量盘算着怎样募款自肥的牧师用传道者的姿态说古代传道者的话，心里只盘算纵横之术的政客用圣贤的口吻说圣贤的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只有从约翰的口里说出的是真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只有从孔子的口里说出的是真的。
若是这两句话从那些牧师和政客们的口里说出，纵使一字不改，也不会有一点力量。伟大的话必须和伟大的人格相匹配；一个渺小的人格如果专门说些伟大的话，可笑处无异于鹦鹉学说人语，其罪过则是欺骗，所发生的影响是使被欺骗的人不是化珍珠为鱼目，就是把鱼目当作珍珠。对于这样的人，“言行一致”早已属于另一个世界里的事了。
如果有一个人，他根本并没有什么实在的工作成绩，自己所想的也无非是私利和世故，一开口就是大道理，他所“关怀”的小则民族，大则人类，这样的人我是要躲避的。如果有篇文章，好像充满热情和真理，但略加玩味，就看出都是些空洞的言词，没有一字是作者真实的感受，这样的文章我是不要读的。有些法西斯的演说家之所以令人作呕，就因为他们类乎市场上卖野药的叫卖者，专门说夸大的谎话。反过来说，有些实事求是的政治家，既不回避他们的失败，也不夸大他们的胜利，因之取信于群众，他们的风度的确很朴实可爱。
他们一步步实实在在地做，实实在在地说，体现出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物。但是在我们社会里，尤其在报纸上、会场上，我们所闻所见的，夸大而空洞的话太多，实实在在的话太少了。听这些空洞的话比听一个饶舌的老妪在你耳边絮絮不休还讨厌。老妪的饶舌虽然琐碎，究竟总出不了她见闻的范围，而空洞的话则来自空虚，同时又想尽方法遮盖自己的空虚，更进一步欺骗听者。如果是空洞的话说得越多，越容易泄露出自己的空虚与欺骗。
在世界闻名的作家中，歌德要算最重要的一个。他极其丰富的著作里几乎没有一字不是认真想过、亲自感到过的。他自己曾说，他一生中所防御的莫甚于防御空洞的言词了。穷人说出一句空话，他觉得不能忍受：自己说出一句空话，他自信是不可能的。歌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有这真实的态度。若是大而不真实，恐怕会比任何一个讨人嫌厌的生物都丑恶。在中国的诗人里，也只有李白那样气魄宏大的人才写出“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的句子而不显得空疏。
可是唐代有个姓李的江湖浪人，到处模拟李白风格写些所谓豪迈的诗句，自以为可以与李白分庭抗礼，自称李赤。柳宗元还给他作过传，苏轼在《东坡志林》里也提到他：“过姑熟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不类太白。孙邈云，闻之王安国，此李赤诗。秘阁下有赤集，此诗在焉。赤见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为厕鬼所惑而死。”那些专门用些空洞的言词说话和作文的人总使我联想到这个狂妄的江湖浪人。我想他们也许逃脱不开李赤的命运吧。
一九四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