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
这不是一个很多人都可能体验的世界。
而且很难举例、论证和顺序叙述。缠绕着自己的思想如同野草，记录也许就只有采用野草的形式——让它蔓延，让它尽情，让它孤单地荣衰。高崖之下，野草般的思想那么饱满又那么闭塞。这是一个瞬间。趁着流矢正在稀疏，下一次火光冲天的喧嚣还没有开始；趁着大地尚能容得下残余的正气；趁着一副末世相中的人们正苦于卖身无术而力量薄弱，应当珍惜这个瞬间。
一
关于汉字里的“洁”，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不加思索、不以为然，甚至清洁可耻、肮脏光荣的准则正在风靡时髦。洁，今天，好像只有在公共场所，比如在垃圾站或厕所等地方，才能看得见这个字了。
那时在河南登封，在一个名叫王城岗的丘陵上，听着豫剧的调子，每天都眼望着古老的箕山发掘。箕山太古老了，九州的故事都在那座山上起源。夏商周，遥远的、几乎这是信史仅是传说的茫茫古代，那时宛如还在眼前又无影无踪，烦恼着我们每个考古队员。一天天地，我们挖着只能称作龙山文化或二里头早期文化的土，心里却盼它属于大禹治水的夏朝。感谢那些辛苦的日子，它们在我的脑中埋下了这个思路，直到今天。
是的，没有今天，我不可能感受什么是古代。由于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我终于迟迟地靠近了一个结论：所谓古代，就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箕山之阴，颍水之阳，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压埋着的，未必是王朝国家的遗址，而是洁与耻的过去。
那是神话般的、唯洁为首的年代。洁，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后来，经过如同司马迁、庄子、淮南子等大师的文学记录以后，不知为什么人们又只赏玩文学的字句而不信任文学的真实——断定它是过分的传说不予置信，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古中国关于人怎样活着的观点。
今天没有人再这样谈论问题，这样写好像就是落后和保守的记号。但是，四千年的文明史都从那个洁字开篇，我不觉得有任何偏激。
一切都开始在这座低平的、素色的箕山上。一个青年、一个樵夫、一头牛和一道溪水，引来了哺育了我们的这个文明。如今重读《逍遥游》或者《史记》，古人和逝事都远不可及，都不可思议，都简直无法置信了。
遥远的箕山，渐渐化成了一幢巨影，遮断了我的视野。山势非常平缓，从山脚拾路慢慢上坡，一阵工夫就可以抵达箕顶。山的顶部宽敞坦平，烟树素淡，悄寂无声，在那荒凉的箕顶上人觉得凄凉。在冬天的晴空尽头，在那里可以一直眺望到中岳嵩山齿形的远影。遗址都在下面的河边，那低伏的王城岗上。我在那个遗址上挖过很久，但是田野发掘并不能找到清洁的古代。
《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了尧舜禅让时期的一个叫许由的古人。许由因帝尧要以王位相让，便潜入箕山隐姓埋名。然而尧执意让位，追许由不舍。于是，当尧再次寻见许由，求他当九州长时，许由不仅坚辞不从，而且以此为奇耻大辱。他奔至河畔，清洗听脏了的双耳。
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所谓强中有强，那时是人相竞洁。牵牛的老人听了许由的诉说，不仅没有夸奖反而忿忿不满：你若不是介入那种世界，哪里至于弄脏了耳朵？现在你洗耳不过是另一种钓名沽誉。下游饮牛，上游洗耳，既然你知道自己双耳已污，为什么又来弄脏我的牛口？
《史记·伯夷传》中记道：
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这座山从那时就同称许由山，但是在我登上箕顶那次，没有找到许由的墓。山顶是一个巨大平缓的凹地，低低伸展开去，宛如一个长满荒草的簸箕。这山顶虽宽阔，但没有什么峰尖崖陷，登上山顶一览无余。我和河南博物馆的几个小伙子细细找遍了每一丛蒿草，没有任何遗迹残痕。
当双脚踢缠着高高的茅草时，不觉间我们对古史的这一笔记录认起真来。司马迁的下笔可靠，已经在考古者的铁铲下证实了多次。他真地看见许由墓了吗？我不住地想。
箕顶已经开始涌上暮色，视野里一阵阵袭来凄凉。天色转暗后我们突然感慨，禁不住地猜测许由的形象，好像在蒿草一下下绊着脚、太阳一分分消隐下沉的时候，那些简赅的史料又被特别细致地咀嚼了一遍。山的四面都无声。暮色中的箕山，以及山麓连接的朦胧四野中，浮动着一种浑浊的哀切。
那时我不知道，就在那一天里我不仅相信了这个古史传说而且企图找寻它。我抱着考古队员式的希望，有一瞬甚至盼望出现奇迹，由我发现许由墓。但箕顶上不见牛，不见农夫，不见布衣之士刚愎的清高；不仅登封洛阳，不仅豫北晋南的原野，连伸延无限的中原大地，都沉陷在晚暮的沉默中，一动不动，缄口不言。
那一天以后不久，田野工作收尾，我没有能抽空再上一回箕山。然后，人和心思都远远地飞到了别处，离开河南弹指就是十五年。应该说我没有从浮躁中脱离，我被意气裹挟而去，渐渐淡忘了中原和大禹治水的夏王朝。许由墓，对于我来说，确确实实已经湮没无存了。
二
长久以来滋生了一个印象，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古典中，许由洗耳的例子是极限。品味这个故事，不能不觉得它载道于绝对的描写。它在一个最高的例子上规定洁与污的概念，它把人类可能有过的原始公社禅让时代归纳为山野之民最高洁、王侯上流最卑污的结论。它的原则本身太高傲，这使它与后世的人们之间产生了隔阂。
今天回顾已经为时太晚，它的确已经沦为了箕山的传说。今天无论怎样庄重文章也难脱调侃。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已经没有体会它的那种心境和教养了。
就这样时间在流逝着。应该说这些年来，时间在世界上的进程惊心动魄。在它的冲淘下我明白了：文明中有一些最纯的因素，唯它能凝聚起涣散失望的人群，使衰败的民族熬过险关，求得再生。所以，尽管我已经迷恋着我的先烈的信仰和纯朴的集体；尽管我的心意情思早已远离中原三千里外并且不愿还家，但我依然强烈地想起了箕山，还有古史传说的时代。
箕山许由的本质，后来分衍成很多传统。洁的意识被义、信、耻、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使中国人长久地自尊而有力。
后来，伟大的《史记·刺客列传》著成，中国的烈士传统得到了文章的提炼，并长久地在中国人的心中矗立起来，直至昨天。
《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它所收录的精神是不可思议、无法言传、美得魅人的。
三
英雄首先出在山东。司马迁在这篇奇文中以鲁人曹沫为开始。
应当说，曹沫是一个用一把刀子战胜了大国霸权的外交家。在他的羸弱的鲁国被强大的齐国欺凌的时候，外交席上，曹沫一把揪住了齐桓公，用尖刀逼他退还侵略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刚刚服了输，曹沫马上扔刀下坛，回到席上，继续讲话，若无其事。
今天，我们的体制派们按照他们不知在哪儿受到的教育，无疑会大声叫喊曹沫犯规——但在当时，若没有曹沫的过激动作，强权就会压制天下。
意味深长的是，司马迁注明了这些壮士来去的周期。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的意味，首先在于他是第一个被记诸史籍的刺客。在这里司马迁的感觉起了决定的作用。司马迁没有因为刺客的卑微而为统治者去取舍，他的一笔，不仅使异端的死者名垂后世，更使自己的著作得到了杀青压卷。
刺，本来仅仅是政治的非常手段，本来只是残酷的战争形式的一种而已。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更多地属于正义的弱者；在血腥的人类史中，它常常是弱者在绝境中被迫选择的、唯一可能致胜的决死拼斗。
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这种行为经常呈着一种异样的美。事发之日，一把刀子被秘密地烹煮于鱼腹之中。专诸乔装献鱼，进入宴席，掌握着千钧一发，使怨主王僚丧命。鱼肠剑，这仅有一件的奇异兵器，从此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并且在古代的东方树立了一种极端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从专诸到他的继承者之间，周期是七十年。
这一次的主角豫让把他前辈的开创发展得惊心动魄。豫让只因为尊重了自己人的惨死，决心选择刺杀手段。他不仅演出一场以个人对抗强权的威武活剧，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思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第一次攻击失败以后，他用漆疮烂身体，吞炭弄哑声音，残身苦形，使妻子不识，然后寻找接近怨主赵襄子的时机。
就这样行刺之日到了，豫让的悲愿仍以失败终结，但是被捕的豫让骄傲而有理。他认为：“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在甲兵捆绑的阶下，他堂堂正正地要求名誉，请求赵襄子借衣服让他砍一刀，为他成全。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形式和仪式的伟大胜利，连处于反面角色的敌人也表现得高尚。赵襄子脱下了贵族的华服，豫让如同表演胜利者的舞蹈。他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也许这一点最令人费解——他们居然如此追求名誉。
必须说，在名誉的范畴里出现了最大的异化。今日名利之徒的追逐，古代刺客的死名，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的现实，该让人说些什么呢？
周期一时变得短促，四十余年后，一个叫深井里的地方，出现了勇士聂政。
和豫让一样，聂政也是仅仅因为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尊重，就决意为知己者赴死，但聂政其人远比豫让深沉得多，是聂政把“孝”和“情”引入了残酷的行动。当他在社会的底层受到严仲子的礼遇和委托时，他以母亲的晚年为行动与否的条件。终于，母亲以天年逝世了，聂政开始践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