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里头还登有好多外国画家的画，墨西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我不懂。我不敢说它不好。奇奇怪怪的眼睛和脑袋，乱长的嘴巴，说老实话我有点怕，像推开一线门缝似的，我往往只掀开半页纸偷偷地瞟它两眼，很快地翻过去。我明白这是长大以后的画家看的东西，是有另外的道理的。
有一天，我忽然在《良友》画报上看到三四个人在海滩上赛跑的照片。打赤膊，各穿一条短到不能再短的裤子，没命地跑着。题目是《海滨之旅》。小字印着“左起叶浅予，张乐平，梁……梁得所……”（梁得所是谁？干什么跟着跑？）
远是远，不过都能理清面目。这三个家伙长得都他妈的俊；叶浅予高大像匹马，还有撮翘翘胡子；张乐平的鼻子、额头上撮起的头发都神气之极，像只公鹿；梁得所腰上有根细细的白带子跟着飘，像个洋神仙。
他们都这么漂亮。他们不好好画漫画，到“海滨”来“之旅”干什么？
画漫画的都要长得这么漂亮那就难了！我长大以后肯定办不到！我也不好意思穿这么窄的短裤让人照相，万一“鸡公”露出来怎么得了？
这倒要认真考虑考虑了，长大后到底画不画漫画？
不过，画“王先生”、“小陈”的叶浅予是这么副相，张乐平是那么副相，我可见到了。我会对街上的孩子和同学说：
“考一考你们！叶浅予、张乐平长得是什么样？”
我又说：
“……不知道吧！我知道！他们长得比你们所有的这帮死卵都漂亮！”
分析
写那些漫画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对自己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自己开始画画。
抗战了，打仗了，我在福建南方。学校搬到山里头。
学校图书馆不断有新书、报纸、杂志、画报寄来。
《西风》《刀与笔》《耕耘》《宇宙风》《良友》《人世间》《抗战木刻》《大众木刻》……记不住、说不完的那么多。
既然是抗战了，所以每时每刻都群情激昂，人声鼎沸。
接着图书馆里又涌来上海、武汉、香港、广州各个地区宣传中心寄来的漫画、木刻艺术的印刷品。
我们心中仰慕的那一大批漫画家都仿佛站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每一星期都看到他们活动的消息、新的创作。
学校一位美术老师朱成淦先生帮我们写信给浙江金华的野夫和金逢孙先生，各人交了八角钱，入了中国木刻协会。从那时起，我们的艺术世界扩大了，懂得自己已经成为艺术小兵的价值。
除了伟大的叶浅予、张乐平这一帮“家”之外，还有陈烟桥、李桦、野夫、罗清桢、新波另一帮大“家”。
“漫木”的概念，就是“漫画”与“木刻”的合称。
学校有壁报。我们自觉已经长大，能够自己画出漫画和刻出木刻来。逢有游行和集会，也懂得赶忙把那些出名的漫画和木刻作品放大画在布上用来布置会场，或做游行旌旗招牌。
这么一直忙碌、兴奋，为了抗战我们就这么慢慢活着，长大。
分析
黄永玉12岁离开家乡，随叔叔去福建厦门集美上学，但不久就碰上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学校从沿海迁入山区中的安溪。后又从学校离开，辗转各地，艰难谋生。其中的艰辛与苦乐，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写得非常细致、生动。但这篇散文是写张乐平先生的，所以这些内容作者都简单扼要地交代之后，从略。
张乐平和其他漫画家不同。别的漫画家难得见到速写功夫，张乐平时不时露几手速写。准确，生动，要害部分——比如眼神、手、手和手指连接的“蹼”的变化、全身扭动时的节奏、像京戏演员那种全身心的呼应。我既能从他的作品得到欣赏艺术的快乐，又能按他作品的指引去进一步观察周围的生活。
每一幅作品都带来一个惊讶和欢欣。他的一幅《打草鞋》的速写，我从报上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翻着翻着，居然翻得模糊不清了（堪怜当年土纸印的报纸）。
他还画了一套以汉奸为主人翁的《王八别传》的连环画，简直妙透了、精彩透了！笔墨挥洒如刺刀钢枪冲刺，恨日本鬼，恨狗汉奸，恨得真狠！而日本鬼的残酷凶暴和狗汉奸的无耻下流也实在难找替身。
他想得那么精确传神，用笔舒畅灵活且总是一气呵成。看完这四幅又等待下四幅，焦急心情，如周末守候星期天，茫然心情是十天半月后的等待。
这种等待、这种焦虑、这种迫切的遗痕，在我今天的国画写意人物刻画和笔墨上随处可见。我得益匪浅。如有遗憾，那只是我当时年幼无知领会不深。
分析
写对张乐平先生作品喜欢得特别，并以画家特有角度来写：“比如眼神、手、手和手指连接的‘蹼’的变化、全身扭动时的节奏、像京戏演员那种全身心的呼应。”
在学校，我有个读高中的同学李尚大。这人与宰相李光地是同乡。他是学校有数几个淘气精的偶像。胖，力气大，脾气好，能打架，有钱，而且是个孝子。
暑假到了，同学回南洋的回南洋，回上海的回上海，回广东的回广东，回四面八方的回四面八方，剩下七八个有各种理由不能回家的人留在学校。那么空荡荡的一座文庙，一出去就是街，就是上千亩荔枝、龙眼树，就是蓝湛湛的一道河流，漫无边际的沙滩，太好玩了。
就缺个领导人。
当然是李尚大。可惜他也要回去。他家离城里百八十里。他常邀一二十个高中同学步行回家。我们想去，不准！嫌小，半路上走不动怎么办？
他家是我们想象中的“麦加”，听说房子又好又大，住五六十人也不要紧。妈好，煮饭给大伙吃，从不给儿子开小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像是大家的妈。
忽然听说他这个暑假不回家。
你想我们多高兴？他胖，怕痒，我们一拥而上挠他的痒，他要死要活地大叫，答应请我们吃这个那个。
我们是他的“兵”，他出淘气的主意，我们执行。他会讲出其不意的故事，一句一句非常中听。
听说梅雨天气放晴之后，他妈就会在大门口几亩地宽的石板广场上搬出一两百个大葫芦，解开葫芦腰间的带子，一剖两半爿，抖开全是大钞票。她晒这些发霉的钞票。
想想看，又有钱，又会打架，又喜欢跟我们初中生在一起，脾气又好，我们怎能不服？
晚上，大成殿前石台上一字排开，他教我们练拳脚、拉“先道”、举重……我想，他也自我得意，也喜欢我们，要不，干吗跟我们在一起？
有年开学不久，祸事来了。学校一个教员在外头看戏跟警察局长太太坐在一排出了点误会，挨打后鼻青脸肿逃回学校。让大同学们知道了。这还了得？打我们老师！出去将警察局巢穴踏了，局长、股长……齐齐整整，一个不漏地受到一两个月不能起床的“点化”。
事情闹大了。政府有政府的理，学校有学校的理。架，是帮学校打的；打警察及诸般人等又是违法行为。学校的后台硬，政府说到底也奈何不得，做了个“面子”行动，开除三个同学，一个是坐在我后边课桌的同班同学，两个高中生，其中之一是李尚大。
学校这么做，人情讲不过去吧！开除这三个同学布告贴出，接着是为他们开了个欢送会。
李尚大走得静悄悄，几天后我们才知道。可以想象，多么令人惆怅！
就那么走了！一走五十年我们才再见面，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李尚大走的第二年，我也打坏了人，头上流血，有三个伤口。这一场架一不为祖国，二不为学校，百分之百地为自己；学校姑念是“战区学生回不了家”，“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
我原本就不喜欢上课，成天在图书馆混，留了无数次级已经天地一沙鸥似的落寞，再加上来这么个仅让我留一口气的处分，意思不大了，人已经十五六岁，走吧！就这么走了。
……这个李尚大在哪里呢？他不可能再念书了吧？方圆一千里地的著名中学他哪间没念过？那么，找到他岂不是没一线生机？他四方云游去了，找不到了。此念绝矣！
分析
日寇入侵时黄永玉在厦门集美念书，随学校搬迁到安溪，相关的记忆，他后来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写得更详细。这段写黄永玉自己人生的突变，包括短暂学校生涯的结束，以及同学校中的一些“神人”，都极其生动、活泼。
世界上还有谁呢？
张乐平！
认识张乐平吗？当然认识！那么多年，熟到这份程度，怎能说不认识？只可惜他不认识我。
报纸上说他在江西上饶漫画宣传队当副队长，叶浅予走后他当正队长。找到他，不让我当队员当个小兵也行。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嘛！我又不会抢他的队长位置。
江西上饶怎么走法？有多远？钱不钱倒是不在乎，我一路上可以给人画像、剪影，再不，讨饭也算不得问题吧？又没家乡人在周围。我如进了漫画宣传队，就像外国人爱唱的那两句：
“到了拿波里，可以死了！”
张乐平这人也怪，几年来，他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先是南京，后是武汉，又是江西上饶三战区，一下金华，一下南平，一下梅县，一下赣州，也不知是真还是假。我如果下决心跟着追下去，非累死不可！于是老老实实在德化做了两年多的瓷器工人，在泉州和仙游做了两年多战地服务团团员，半年小学教员，半年中学教员，一年民众教育馆美术职员。这几年时间里，画画、刻木刻、读书、打猎、养狗、吹号、作诗，好像进了个莫名其妙的大学，人，似乎是真的长大了。懂了不少事，凭刻木刻、画画的身份，结识许多终身朋友。
分析
重新回到张乐平。但张乐平远在天边，不知道去哪里找。黄永玉少年辍学，开始了“人生大学”的历程，“凭刻木刻、画画的身份，结识许多终身朋友”。
稍微稳定之后又想动，好朋友帮我设想一个方案：“军管区有团壮丁要送到湖南去，你不如跟他们一起去，虽然说步行三个省路程稍微远了点，你省钱啦！一路上有个伴啦！先回老家看看爹妈，歇歇脚，再想办法到重庆去，那近多了是不是？到重庆后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进徐悲鸿的美术学院，一个是设法到延安去，那地方最适合你，到时候我再帮你忙。我这里有三封信，江西赣州剧教队曾也鲁、徐洗繁一封，长沙一封，重庆一封，你要放好。事情是说不定的，若到半路上出意外，你就留在赣州剧教队。赣州是两头的中间，留下来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再说吧！”
从永春县出发，凄风苦雨开始，一千里？二千里？三千、四千、五千难计算，就靠两只脚板不停地走。那时候，两眼务必残忍，惨绝人寰的事才吞得下去，才记得住。半路上，营长、连长开始在我背后念叨，指指点点。非人生活，壮丁急剧减员；看那些眼神和阵势，似乎是要热烈邀请我参加壮丁队的行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教育部剧教二队在赣州城边的东溪寺。
为什么一个演剧队会驻扎在寺里头呢？因为它根本不像个寺；毫无寺的格局和章法。东一块、西一块，顺逆失度，起伏莫名，不知是哪位粗心和尚的蹩脚木匠朋友的急就章。正如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瞧哪儿哪儿都不顺眼。”没一间正经房子，没一个正经角落，楼梯不像楼梯，板墙没板墙样子，天井不像天井。绝望之至，霉得很。
幸好剧团的人都有意思，极耐看。
和我有渊源的是徐洗繁兄嫂；算得上老熟人的是陈庭诗（耳氏）兄；谈得来的是殷振家兄、陆志庠兄。我在队里太小，无足轻重，是个见习队员。实在说，根本没有我做得了的事。留下我，是看那两封信的面子，小小善举而已。
分析
黄永玉少年流浪世界，用脚板行走几千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其中艰苦自不待言，但文中却快速过去，过滤了很多细节，让叙事的速度变得节奏飞快，只是一句话的概括：“那时候，两眼务必残忍，惨绝人寰的事才吞得下去，才记得住。”
耳氏打手势告诉我，张乐平也在赣州。
“啊！”我像挨电击一样。
他又打手势说：
“就住在附近伊斯兰小学里。”
“啊！”我又来了一下。
一天之后，耳氏带我到张乐平家。
东溪寺队部出大门左拐，下小坡，走七八步平坡，再下小坡，半中腰右手一个小侧门，到了。
穿过黑、臭、霉三绝的“荒无人烟”的厨房，下三级台阶，左手木结构教室和教室之间有一道颇陡的密封长楼梯直上张公馆——一间小房。
第一次见到乐平兄嫂的心情，我已在慌乱中遗失了。好像我前辈子就认识他们，我心底暗暗地问他们：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两位的样子完全就是我想象中应该长的那个样子。在这个家中，我满脑、满胸的融洽。
周围是木板墙，小桌子，双人床，一张在教堂结婚的盛装照片（后来才说明那是用一张洋人照片改的），两张为中茶公司设计的广告，一个小窗。
后来我送了一副福建仙游画家李庚写的对联给他：
雨后有人耕绿野，
月明无犬吠花村。
他挂在中茶公司广告边上。
几个月间我常常上他们家去。有两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也常去串门，一个名叫高士骧，一个名字忘了。小高的笑貌至今仍是我们珍贵的想念。（小高你在哪里？）
分析
文章中铺势很重要，一切叙事艺术（包括电影等）中，铺垫和造势都很重要。《孙子》云：“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石头的威力，依靠它借的势来显示。小米手机的创始人雷军也有一句：“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这也是借势。但没有造势时，则需要造势。这篇散文写到现在，主人公张乐平才现身，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造势也。然而造好了这么大的“势”，劲太大了，不能直接扔出去，必须如《功夫熊猫2》里学会了太极的阿宝那样“转”而消掉。在文中，作者写了这样两句话来减势：一、好像我前辈子就认识他们。二、在这个家中，我满脑、满胸的融洽。对了，张乐平还没有正式露面。
那时候的老大哥、前辈，很少像今天这样有许多青年围绕帮忙。老一代的也很年轻，日子艰苦但身心快乐。年轻人对于贤达的尊敬很学术化，很单纯。对国难家仇和蒋介石的蔑视，大处看，是种毫不怀疑的凝聚力量。在群众生活的小处，即使曾经有过龃龉，上门骂娘，楼上楼下吵架，至今回忆，恩怨消融殆尽，只剩下温馨和甜蜜；连当年最遭人嫌弃的家伙，也仿佛长着天使的小翅膀在脑门前向你招手微笑。流光倏忽并非时人宽宏大量，而是上天原宥这些苦难众生。
乐平兄逝世很令我奇怪，其实活了八十几岁已经很不简单。我只是说，乐平兄怎么会变成八十几岁？就好像我有时也想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七十多岁一样。一切都活在永远的过去之中。
有人说，抗战时期，某某人如何如何受苦；有的人自己也说，如何如何受苦。他忘了，抗战时期，谁不受苦？幸福这东西才不公平，苦难却总是细致、公平地分摊在大家肩上。所以卡夫卡说：“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乐平兄在人格上总是那么优雅。没叫过苦，没见过他狂笑失态，有时小得意时，大拇指也跷得恰到好处，说一句：“这物事邪气崭格！”
分析
这段“感慨”还是“转圆石”，积蓄势能，引用卡夫卡的名句也恰到好处，不是卖弄学问的那种为引用而引用。
我这人野性得很，跟着他却是服服帖帖。那时，我没有什么值得他称赞的。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用泥巴帮殷振家兄做了个可以挂在墙上的漫画人像，还涂了颜色和微微发亮的鸡蛋清。乐平兄看了似乎是在为我得意，平举着我那作品，斜眼对振家兄说：
“侬哪能生得格副模样？勿是一天两天工夫格……”
回过头对我说：
“哪！侬把我副尊容也做一个！好伐？”
我一两天就做好了，送去伊斯兰小学。他见了很开心：
“喝！喝！喝！”又是平举起来眯着眼睛看：
“侬哪能搞起这物事来格？侬眼睛邪气厉害，阿拉鼻子歪格浪一挨挨也把侬捉到哉！”
他真的在墙上钉了小钉子，像挂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