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傍晚我出门了。为安全起见我先到一个初中同学、三代工人家庭虚晃一枪。说起来可笑，她是我的好同学，照理我应该信任她，但毕业后我与她两个学校，根本就没有什么见面机会。而一年多的时间，是很能改变一个人的，尤其在这特殊的年代，我这个“黑崽子”，她会怎样看我呢？细腻敏感的个性使我早早地为自己披上了一层坚硬的外壳。她家住三层阁，我上到二楼就下来了。——我这样做实在是怕有人跟踪，实在怕给叶叔叔惹事。确定没人跟踪，我才迂回着到了叶叔叔家。
叶叔叔关切地问了我一些情况，我一一如实告知后说东西我拿回去。
他点点头，叫来了小女，嘱咐着让她去将姐姐找来。
我等了很长时间。心里直纳罕：找？难道丢了？看出我的不安，叶叔叔解释说，你知道现在什么地方都不安全，抄家时连马桶里都伸进铁条搅几搅。东西不是我的，受人之托我更负有责任。你别急……他越讲我越糊涂，一直到妹妹把姐姐找回来，他将长女从贴身衣服里拿出的带着体温的金镯接过再交给我，我才明白：他为了安全与责任，让长女将金镯带在身上整天在外面游荡。就这样长女带着它在街上逛了两天！我的泪水雨般滴落在这只金灿灿的镯子上。从此叶叔叔成了我终生的朋友、师长、父辈。
可母亲并没有好转，见到金镯，她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惊喜，反而惶恐不安说她不要了。我只得将它交给外婆收藏。我要离家回校，母亲惊恐地一把拉住我，说她害怕，让我在家陪着她。看她失神无助的样子，我就滞留在家了。过了几天，学校来了一张通知，让我回校参加革命。家里这个样子，从我的思想深处来说，我也害怕回校。我害怕那种疯狂、歧视与一种不可测的莫名的东西。后来听说学校停课了，我更有理由赖在家里了。
分析
叶叔叔的伟大人品和人格，在这里得到了升华：为了金镯的安全，他竟派大女儿“带着它在街上逛了两天”！
家里无所事事。所有的书都没有了。其实即使有书，我也没这个心思——母亲要么哭泣，要么呆坐，从批斗结束起不再出门。我呢，买菜帮外婆做家务之余，便看满街的大字报。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传单，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抄家是走资派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我顿时眼睛一亮，感到我妈有救了。当时我真的什么也不懂——只感到风云莫测世事难料，走马灯似的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必须救母亲！那么现在不是个机会吗？如果我能让我家平反，那不是万事大吉了？我的父亲早已成为历史，而且我家现在是工人家庭！
于是我书写了告状申诉信。为了安全保险起见，我又一次趁着昏暗的夜晚来到叶叔叔家。记得那是炎炎酷暑，天热得一点风也没有。叶叔叔将我引到亭子间，将窗帘拉拢，门关上，将台灯压得低低的，伏案看信。我看到汗水从他的脊背一颗颗沁出来、聚集、不堪承载时又连成一线向下直淌。我替他扇风……
看毕，他回过脸，我在他眼睛里看到的是沉重的忧虑与担心。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问我为什么不让母亲自己出面写？“她反正是个家庭妇女，最坏也坏不到哪里。而你青春年少，生命才刚刚开始。现在的形势谁也估摸不准。万一弄不好，你不是成了替反动家庭翻案的孝子贤孙？这辈子你还怎么做人？你再考虑一下，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抬起头，带着那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不用考虑了。母亲卧病在床，怎能以她的名义？再说，我以一个女儿、一个小姑娘的身份更容易将信写得动人。至于后果，我已经想过了：大不了死。真的，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
他讶异地注视着我，想说什么最终又什么也没说。接着，他替我改起来。一边改一边自嘲：我也只是做点文字游戏而已，到时如果出了事可以辩解。只是到那时，任何辩解都是无济于事的。
分析
在巨大的重负和灾难中，一个本来应该还是弱小的中学生的“我”，在母亲精神出了问题之后，承担起来不应有的责任。
那天我将抄好的信揣在口袋里，怀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走出家门。
那个工人造反组织的地址是早就打听好了的，在巨鹿路。但对一个穿梭于学校、家庭两点一直线的闭塞女孩来说，仿佛远在天边。又适逢什么人静坐示威，公交车不开，我只得一路走一路问过去。我记得从东到西，几乎穿越大半个上海，走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
我走上台阶，跨进门厅，见左右是红漆门。右边的屋子里人声嘈杂。我在房门口站住了，头倚在门框边朝里张望。红漆地板上盖着杂乱的脚印，但那种昔日的华贵仍顽强地从粗乱的尘垢中隐隐地显露出来。沿墙的壁炉架台上搁着一溜毛主席像。里面的工作人员三个一伙五个一堆正激动地议论什么，还有两个伏案在书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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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描写得很细致、很生动。
我将头缩了回来，感到心跳得厉害。叶叔叔的叮咛又一次响在我耳边：你要慎重！那不是闹着玩的，关系你一生……害怕了？我问自己。一刹那，母亲的病态闪现在我脑际，我突然变得镇定与坚决。
我再朝里望了一眼。我不能这么不识相打扰他们的争论。那么能找的就是那两个伏案的人。迅速比较了一下，感到近门的那个似乎更和蔼一点。
我进门向他走去。“救救我妈妈！”我一开头这样说，而且声泪俱下。真的，这并不是我事先设想好的台词。我也不知道那个刹那，是什么使我完成了一个柔弱的女孩向成人的飞跃。英雄情结，还是情之所致？反正他听得专注，还让我不要哭。接着问我要书面材料。我呈上了我的信。也许我的文笔不赖，也许我的事例有其特殊性，也许一个小姑娘孤苦无依的眼泪能打动人，反正，他看得有点动情。我感到有了一丝希望。他将信收起告诉我让我放心，说他会想办法帮我解决的。我将信将疑。几天后，我家果然平反了。
平反的红榜没有改变母亲的病态。母亲仍在她臆想的惶恐中生活。幻听使她整天怀疑别人害她。她会偷偷躲在墙边听邻居家壁脚，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上了黑名单；会杯弓蛇影地怀疑楼下刚买来的收音机是发报机对她盯踪；还认为电是黑帮用来毁她打击她的工具，因此在房间里用床单后来甚至是绝缘的橡皮胶布密密围挂；她会半夜起床跳着脚跟臆想中的黑帮对着骂……当继父与我劝她上医院看病，她便骂我们头脑简单，她从不承认有病，当然拒绝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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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母亲的病，是恐怖时代造成的强迫症。这个时代的恐惧通过给母亲造成精神崩溃的方式，再进一步地对“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我的“胜利”也为我找来了无尽的烦恼。母亲看出了我的“才华”，逼迫我写那永远写不完的告状信。我千篇一律地写，写得手酸手麻，还得拿着信到处跑。我无法跟她讲清楚，只得拿着告状信在街上转悠，转到中午才回家，如果是下午，则到傍晚才回家。有时甚至在黄浦江边一坐半天，逢叶叔叔厂休则到他家，回来还得编一套“上面的”话哄她。
我想上学校，学校早已停课。我感到生活是那么无望与无趣，一种从没有过的厌倦在我心头滋长。
一次为母亲要我上京告状我与母亲争执起来。真遗憾，那时我对精神分裂症理解得不像现在那样深，我总试着跟她讲道理，总试着将她从混沌迷蒙中拉出来。母亲是个个性极强的人，又因为古戏看得多，将子女的“孝”看得最重。我的劝说在她眼里是不可恕的顶撞，她勃然大怒，对着我吼道：“你给我滚！我养你这么大，还跟黑帮联合起来害我！”
个性也强的我，起身就走。她追着我的背影叫：“有志气出去别回来！”
我觉得自己的路断了。我来到黄浦江边，泪眼迷蒙地望着滚滚江水，这个世界上还有我留恋的东西吗？外婆的爱，那么温柔那么慈祥，但她挡不了母亲的刀言剑语；叶叔叔义薄云天，但无补于我的困境，却使我感到世间患难与共的温情是何等珍贵。霎时，我家平反前后我与他相处的节节幕幕在眼前一一涌现——他在记忆深处搜索唐诗宋词，他说一句让我跟一句，用浩瀚的文化滋润我的心灵并帮我打发无聊的时光；在我迷茫悲观时他用青松的精神鼓励我直面人生……我得向他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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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本来是相依为命的，但时代的重压让这种本来应该是很健康的关系崩溃了，我被这种崩溃的关系所击垮，差点要跳黄浦江自杀了——一个高中女学生，她所受到的压力该有多大！但她仍然没有崩溃，因为下面写到的人格伟大的“叶叔叔”那勇敢和无私的关爱。
我将内心的波澜与决定压入心底，和叶叔叔聊了两个小时。在他留我吃饭时我辞别了。我实在吃不下，也怕露马脚，因为我感到心中一股酸酸的东西直往嗓口冲。也许是我对久失的父爱的向往，也许在心底里我已将他当成父亲，在他送我出门时我竟破天荒地叫了一声：“爸爸！”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了。因为再迟一点，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他一愣之后快步追了上来，一把将我扯住，“发生了什么？你得告诉我！”于是他连拉带扯地将我拖回家，在他的小亭子间里他苦口婆心与我谈了整整五个小时。最后我告诉他我不会再回家了。他说可以，他收我当养女，就住他家。
我理解叶叔叔的真心，可现实吗？在我被爱严密地保护起来时，我脑海里颠来倒去的都是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这些诗句。无寻处，但我求生不得求死也难。再说我已经答应他坚强。我必须突围——我不能给他带来麻烦，给他带来经济重负。他已有五个子女，已经是拿长期补助的困难户。
一星期后，我给杭州表姐写了信。求他们帮助找个工作。表姐回信让我到杭州从长计议。
到杭州后，他们告诉我杭州只有闲散劳动力才能找到工作。那就得先结婚。还问我认为表哥如何？表哥已满三十，是个好人，他的忠厚老实透进骨髓写在脸上。跟着他不会吃苦，这我知道。但这不是我憧憬的爱和婚姻。继而我又想到，小时候不是跟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几年？那么再跟他一起生活也没什么的。重要的是我可以有工作！
于是我在不懂爱情时就有了婚姻——我像一只狂风骤雨中的小鸟，找到了栖歇的屋檐。
分析
“于是我在不懂爱情时就有了婚姻”这段话我看了如被一枚针刺中一样疼痛。为什么选这篇文章？就是想让我们现在的年轻读者读到，在那样一个非正常时代，同样年轻的作者早早地遭受到了多么可怕的人生打击。如果没有叶叔叔的关心，如果没有在极端年代金子般珍贵的爱与善，“我”肯定早就投入黄浦江了。
我逃离了。可是继父无法逃离。可怜他1963年底与我母亲结婚只过了两年的幸福日子，便付出了整整30年生命的惨重代价——
喜欢热闹的继父，为了减少母亲怀疑，断了和一切亲友的来往；喜欢听收音机的继父，跟着母亲在幽微的烛光里过日子；为了母亲所说的自家的自来水有毒，每天跑近20分钟的路到老虎灶打水；每天半夜被母亲的叫骂声吵醒，还得跟邻居道歉；甚至在患了胃癌后，依照母亲的主意竟没有上医院作任何的治疗！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母亲在将亲人一个个送走后，又长长地过了十年，2003年死在精神病院。
最后讲讲我的外婆。1972年初夏的一天，母亲上床后为避免声响赤着脚上楼听壁脚，外婆一觉醒来上厕所，不见了女儿心里焦急。她本来血压就高，未醒透一急，叫了两声母亲的名字就倒在了地上。几天后去世了。
分析
母亲、继父和外婆的命运，在整个大时代中，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对“我”来说，是彻底的人生打击。
唯有真实切肤，所以感人肺腑
读这篇文章会给你带来一阵阵难言的悲伤，也会被巨大的同情心所攥住。通过简单的人物情感置换，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不正常时代来看，来感受作者所受到的可怕的重压——这种重压让一个还未成年的高中女生的人生濒临崩溃，她那受尽苦难的母亲真的精神崩溃了。
方凌燕并不是文学名家，她的文章是自由投稿寄给《收获》杂志，被编辑发现并送审的。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文革”亲历者的真实故事。唯其真实，唯其细节生动，所以感人，从而使得这篇“非名家”写的散文可以跻身于《散文分册》的名家行列中而毫不逊色。《逃离》我读过很多遍，它简单而直接地打动我，让我为文章中人物的命运而揪心，她无法承受母亲让她一遍一遍写告状信、以至于最后跟母亲大吵一架决心到黄浦江自尽，这些都让我紧张而难过。一个小人物可能在大时代中，随黄浦江滔滔江水而消失，激不起一个浪花。但方凌燕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却如同江面上的一个航标，在那些夜色中进港的船员眼中成为一个指示灯。不读这样的文章，就不知道我们的前辈在不太远的过去，曾有过这么困苦、悲痛的经历。而这个时代的各种坏“遗产”，还没有得到过有效的反思和估算。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这个时代给人造成的精神记忆、心灵伤害，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如果没有留下具体而鲜活的记忆，对这个时代的反思也是不彻底的。
我们现在无须为写出好文章而故意经历“动荡年代”，在非动荡年代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活经验。你作为一个少年，你作为一个孩子，你反思自己，一定会有难忘的记忆。或许是快乐的，或许是痛苦的，但这些记忆是你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部分。
《收获》杂志散文专栏结集、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亲历历史》。
晓剑，原名王建，河北南宫人，1952年生。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青春梦幻曲》等20部，中短篇小说集《山色》等十部，电影文学剧本《我们的田野》等七部，电视剧剧本《七品芝麻官》等十部。
不太遥远的“抄家”“破四旧”这些“文革”中可怕的事情似乎离开我们很远了，这篇“抄家亲历记”对比着上一篇《逃离》来读，会让我们重新进入那个恐怖的时代。
抄家的经历
晓剑
1966年8月8日，天气炎热，我和同班的5个男生和4个女生共10人，身穿老式黄布军装，腰扎两寸宽的武装带，佩戴“红卫兵”袖章，乘坐公共汽车从海淀区的人民大学附中来到位于东城区的西总布胡同，实施一次抄家的活动。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刚满14周岁，小的还只有13岁，在今天尚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范畴。但我们绝没有需要被谁保护的任何概念，反而仅仅有着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保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红色江山的冲动。
所谓抄家，和今天对贪官污吏家产的查封、对刑事犯罪分子窝点的搜查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今天需要搜查证，有时还需要有公安和武警的武装协助，而在1966年则无须任何手续，只要被我们这些“红卫兵”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武装协助的是我们自己的拳头和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