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写“母亲”，李承鹏因为有感而发，所以文章能用平实的词语，写出一个平凡母亲的动荡不安的一生。她原本是可以过上好日子的，她原本也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戏曲演员的，但是，所有这些美好的未来和梦想，都被那个可怕的时代摧毁了。
李承鹏在这里写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母亲”。他不“控诉”，只是讲述，让那些动人的细节塑造母亲的形象。她虽然被险恶的命运所摧残，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直燃烧在心中。母亲不是激烈者，也不是革命家，她只是被大运动毁掉的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个，她最大的梦想是回到红墙巷39号。也可以说，“红墙巷”是她心中一片未被毁坏的“桃花源”。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刘瑜，女，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经在剑桥大学政治系担任讲师，目前任教于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在《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媒体上写过专栏。在中文互联网上，刘瑜用醉钢琴的笔名发表的一篇叫作《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的文章，被广泛转载。她的随笔集《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都受到广泛的好评。
兼听则明，见微知著。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刘瑜
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春藤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00万纽约人因为三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3000美元，同时还享有终身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500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岁。哥大一般的文科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助理教授一般年收入就是六万美元左右——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十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分析
一开始就写美国的“怪异现状”——做个地铁售票员比当博士生更有吸引力，做一个公交工人，收入、待遇甚至比当常春藤大学的助理教授更好。这有违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觉得工人不能跟教授比。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八点上班，五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分析
继续深入写美国“工人”的“怪异现状”，原来，在工会的保护下，美国“工人”活得相当地“大爷”。这似乎也颠覆了我们旧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的固有认识。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20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12月20日凌晨3点，“地方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依赖公交系统的700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摄氏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分析
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因与都市交通局谈判没有取得共识，坚决不妥协而发动纽约交通工人罢工，给严重依赖公交系统的700万纽约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是“无产阶级”与资本家代表作斗争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20号的声明中说：“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4％、6％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将要背上十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分析
纽约交通工人的罢工，在给几百万市民带来不便的同时，也让组织者“地方100”遭到了批评。作者在这里写的是一个具体的事例，从而让我们看到，工人罢工，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100”的母工会“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势下，“地方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
分析
问题的解决出乎意料。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务，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大面积占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33%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分析
作者从美国交通工人在纽约发动罢工这件事情中，得出了与美国有关的一些看法。一是没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拍板，二是工会势力出人意料地强大。美国行业工会是维护工人利益的强大力量，同时，这种力量强大到过头、维护工人的利益过头时，也会反过来造成美国产业缺乏竞争力等问题。透过事件看问题，这个真的可以“一分为二”，并非“工会”都在起良善作用，起码从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过度的保护导致了行业的溃败。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700万人的安宁。
分析
得出结论，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换个角度看世界
选入刘瑜博士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有些“换个角度看世界”的意思，也是俗谓之“换位思考”。我们通常对于美国、欧洲等地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各种各样抽象的概念论定，但不太能深入地思考这些社会的运转模式，也不知道他们如何达到社会的改变。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通过纽约工会组织“地方100”发动交通工人大罢工造成700万纽约人的生活困境的事件出发，开始分别讲述都市交通局、工会、工人、市长以及市民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而这些不同态度的共同合力，在不断地发酵之下，形成了一种斗争/谈判双方“重回谈判桌”的结果。这个结果，对双方可能都不是最爽的，但是最实际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功利主义。为了解决问题，对立双方需要学会平抑冲动，理性思考，各自退一步，相互进行利益妥协，从而得出一个基本的解决方法。虽然双方都可能不能十分满意，但这才是真正的社会有效的、温和的、渐进的甚至是正能量的博弈，也是作者总结时说的，“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美国政治社会中，最爱用的一个英文词是compromise，这个词我们通常翻译成“妥协”，但不是很精确。这个词不仅是双方进行利益的让渡，而且还有协商的意思。如果不协商，则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和平解决。一个合理的、有序的公民社会，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是靠协商之后的双方作出compromise而得到的。
这不是抒情散文，而是一篇政治随笔。作者拈出一个事件来加以分析，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这类文章要说服人，必须立论清晰，叙事明白，展开有条理，以理服人。写好“随笔”很不容易，但“随笔”，无论是政治随笔还是科学随笔，都是很有用的一种文体。
《民主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