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中有一类是“怀念”。怀念亲故，浓重的情感出自作家内心深处，这种散文往往语言质朴、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在这些散文里能读到作家对亲人的爱、对友人的念，更有大时代的跌宕变化、人的悲欢离合。
生离死别是一种挚爱与思念，如巴金先生的文章《怀念萧珊》。每次阅读这篇文章，我都感到震撼。萧珊那么好的人，一个有爱的女子，却被邪恶的人迫害致死，不能与自己所爱的人一起走到人生的尽头。在“文革”动乱年代，以革命名义来迫害巴金和萧珊的那些人，身体里都住着魔鬼。巴金先生的文字火热，内心却是宽厚的：他沉痛怀念爱妻，愤怒控诉“文革”，却宽恕了迫害他的人。
怀念朋友是一种悠远的思忆，如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忆翔鹤》，回忆了自己年轻时代在北京的生活和朋友之间的情谊，因内心有理想、有激情，青年们贫苦而快乐着。青年翔鹤是一位友好、友爱、快乐、热情的朋友。这位热情的朋友，在“文革”中却被迫害致死了。沈从文先生行文平和从容，不见激越，却能见到情感起伏，暗流泉涌。
对忘年交大朋友的怀念，是另外一种风格，如黄永玉先生的《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黄永玉先生的文字诙谐有趣，对自己、对友人，都怀着天真的心，不怕挖苦自己和时代，叙事别具一格。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的漫画作品影响了还在湘西老家着急地盼着长大的儿童黄永玉，影响了到厦门集美学校念书、一个人闯荡江湖的少年黄永玉。一直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破了学生们的平静生活，青年黄永玉随学校从沿海的厦门转迁到山里的安溪县。后来离开学校，辗转谋生，他从福建来到江西，加入了一支抗日宣传队，结识了自己的偶像张乐平先生。这样结下的忘年交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散文中，各种艰难困苦如水般在黄永玉先生笔下流过，从逐渐变老但幽默依然的张乐平先生身上流过。这是对漫长友情的追忆，读来温暖、谐趣、悠然。
对老师的回忆，可读汪曾祺先生的《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经历坎坷，创作独特，是现代文学里的一流作家。他没有念过大学，却当上了大学教授。他在课堂上教授写作，面对像汪曾祺等一批各地前来求学的青年才俊，不是高高在上地训诫、教导，而是拟了题目之后跟学生一起写。这种具体的探索和互动，对学生的写作有直接而正面的影响。他教过的学生中，有汪曾祺这样风格独特的大作家。沈从文还是一个热心肠人，读到学生写出的好作品，就写信推荐给全国各地办刊物的作家和编辑朋友。西南联大时期各教授大多陷入经济困顿，沈从文先生也不富裕，却总拿出钱来替学生寄很多的信。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良师，而且是益友，更是急公好义的侠士。
本编一组四篇都是长文章，不是语文教材的标准短文，阅读时需要有些耐心。
语文教材的编写有自己的逻辑，因为篇幅限制大多数只能选入短小的抒情散文或记叙散文，这种语文学习容易培养学生的惰性。还有一种是裁剪长散文来削足适履，这对好文章是一种误导和伤害。很多中学生学过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课文节选版，却从未完整读过《我与地坛》；很多小学生学过朱自清的散文《扬州小吃》，知道他爱吃扬州干丝，写得很详细，像是个“吃货”，却不知道朱自清从未写过这篇文章。朱自清写过《说扬州》，还写过《我是扬州人》，这些文章回忆他自己在扬州的生活和记忆，对扬州的日常生活、人文生态，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扬州小吃”只是文章里写到扬州生活的一个章节。在学完这篇节选时有多处被篡改的《扬州小吃》课文后，再读完整版的《说扬州》，才会对作家的整体写作风格、对扬州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编选入这四篇散文，情感真挚、语言准确、表达自然，写亲人和朋友都细腻而生动，好好阅读，慢慢体会，所得必丰。
选择长篇散文，一是因为这些作品非常优秀，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遣词用句的优美、诚挚，还广泛涉及历史、文化、哲学、生活等方面内容；二是可以对中学生作有目的的阅读训练，让他们学会脱离教材体文章的约束，进入更加广阔而丰富的散文世界里。
在学习的黄金时期，中学生如果没有得到系统的引导和训练，如果除了读些教材课文外只是看些有趣的网络轻小说、轻散文，可能到大学毕业都没有多少阅读内容丰富的长散文的经验，无法养成阅读好文章的习惯与耐心。到大学毕业，很多人几乎就没有机会再读书了，对于人的一生，缺乏这种阅读经验是很遗憾的。
阅读这类长文章，要以中等速度一次读完，慢慢体会作品中情感和语言的表达，无须像语文老师教的那样划分段落，写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做寻章摘句的小雕虫。
四篇文章中，《怀念萧珊》和《我少年青年中年暮年心中的张乐平》写人的一生；《忆翔鹤》和《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先生》写人一个时期的一些片段。在具体阅读时，可以体会其中的不同。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当代文坛巨匠，曾获意大利但丁文学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等荣誉。巴金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文革”期间曾受到非人道的迫害，晚年撰写五卷本《随想录》提倡人道主义，反对“文革”，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巴金的主要文学创作都在1949年之前完成，代表作为“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另外，他的长篇小说《寒夜》与中篇小说《憩园》等亦广受好评。巴金也是一位编辑家，曾推出戏剧大家曹禺的作品。1957年，巴金与靳以创办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并担任主编，刊发老舍的戏剧《茶馆》等名作，在中国文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作为一名翻译家，巴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赫尔岑的散文《往事与随想》，王尔德的童话小说《快乐王子集》等。“文革”刚结束，巴金就开始撰写《随想录》的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专栏上。这些情感真挚、心情沉痛的文章，提倡人道主义，呼唤人性复归，倡导讲真话，抨击虚假和丑恶，引起了全国读者和作家的强烈反响，是“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先锋和集大成者。
巴金的散文《怀念萧珊》是他的五卷本散文巨著《随想录》中最感人的作品。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等作品影响了当时的千千万万读者，其中有一位叫作陈蕴珍的18岁小读者，在与巴金通信半年后，1936年8月在上海见到了巴金。两人开始了长达8年的恋爱，到1944年5月结婚。从此相濡以沫，28年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她就是萧珊，巴金在怀念文章里，用深挚的文章，追忆比自己小14岁、有许多美好理想和梦想的爱妻，写她在“文革”中如何以自己文弱的身躯和非凡的勇气来保护巴金。
文章中写了人世间最值得珍视的爱，直面惨淡人生和邪恶时代的勇气则源自这种情感。
怀念萧珊
巴金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14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分析
1972年8月，年仅54岁的萧珊因为罹患肠癌得不到及时医治，而盛年早逝。一直爱用笔在纸上倾吐感情的巴金，在告别爱妻后的那几天里，“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为什么爱与痛的深挚情感无法倾吐？“难道给关了几年‘牛棚’，就真的变成‘牛’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被批斗，受侮辱，遭关押，备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知识分子被贬为“牛鬼蛇神”，关押在“牛棚”里——有些人肉体没有变成牛，精神上可能已经成了甲虫。思想不自由，则表达无头绪。“文革”结束之后，巴金精神重获自由，从“牛”形恢复“人”形之后，被压抑了六年的感情才喷薄而出。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样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进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分析
巴金在“文革”开始前就遭到批判了。那些“头头”们、“红卫兵”们，人人都对这位曾经受到广泛尊敬和赞誉的大作家呵斥、责骂、蔑视、唾弃、批斗。年轻时的萧珊该是一名多么骄傲的妻子，那时的巴金是多么受人尊重的大作家，他们在武康路的家里接待过国内外多少大作家和好朋友。“文革”开始，一切都崩塌下来，她要保护先生（额头上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还要照顾整个家庭，内心压力多么巨大。在这种艰难时世，她仍默默承受不公平的命运。在灰暗世界中，还努力鼓励巴金先生：要坚持下去！
这里写到了几件事情：1.为保护巴金去派出所求救，没有得到保护，反遭“红卫兵”殴打；2.两次被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并“陪斗”；3.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张贴着批判巴金及他家庭的大字报，还显眼地写着“臭婆娘”来攻击萧珊，“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4.遭受人们的白眼和冷嘲热骂，“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5.“作协分会”的头头、两个“工人作家”写了凶狠攻击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刊登在报纸上。她找到了报纸，“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