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间隔年,一个女孩在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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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印度:好还是不好,去了才知道(2)

“你看那边。”杰米抬手一指,大厅的一角有个巨大的玻璃柜,里面塑着一尊圣母玛利亚像,底座上摆满了亮闪闪的首饰和挂表,旁边围着一圈燃烧的蜡烛。只是……为什么塑像的眼睛里一直在流出红色的液体呢?这是血液吗?这尊圣母玛利亚塑像跟我以往看到的任何一尊都不一样,我感到惊悚,不敢多话。

杰米掏出钱来给那个女人,表示要捐赠,女人的脸顿时变了,她非常生气,“不要钱!”她把我们往外赶,我赶紧跑出房子。回去的车上,我小声地问杰米:“这是什么?”

“这是流血的玛利亚。”他说。

从那个房子出来后的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这是我第一次在印度生病,隔壁房间的两个德国女孩病了很多天了,我怀疑自己跟她们一样吃坏了肚子。

我病恹恹的,听得阳台上有人在大声辩论,英国人斯科特在商店里挨了宰,花5000卢比买了张纸画,他付了1000卢比定金后就后悔了,跑了回来,有人在给他出主意,教他如何去演戏拿回他的定金。杰米反对:“你不要为了这1000卢比撒谎,他们是混蛋,但是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你觉得贵的话,就不要去买那张画了,也不要试图去要回1000卢比,因为你去,你必定要撒谎。”

“可是这样他就失去了1000卢比!”那个人叫道。

“他只不过少了1000卢比,他什么都没有失去。”杰米说。我觉得杰米说的是对的。我在床上躺了一天,一个荷兰女孩端来了牛奶和土豆泥给我吃。杰米咚咚地敲门,他手拿《圣经》,跟我说怀疑我生病是因为“邪恶的力量”,他在我的床头跪下,手按着我的额头,翻开《圣经》开始念祈祷文,杰米离开后,我继续昏睡,当我醒来时,烧退去了。

我在科钦堡已经停留了一个星期,这是一个舒适的地方,沿海的餐厅出售60卢比一份的塔利(thali,印度传统套餐)。我在印度别的城市吃的塔利都辣得难以入口,但是科钦堡上的塔利十分地美味。

岛上到处是精致的洋房,玫瑰街上还有瓦斯科·达·伽马的旧居,这个伟大的航海家开辟了从欧洲到印度的航线,最后事业未竟,卒于科钦,葬在圣法兰西斯教堂。我无所事事,毫无目的地游荡,不知道下一站去哪。

杰米给我看了一部叫《最后的嬉皮时代》的纪录短片,拍于20世纪70年代的果阿,片中的人在海滩跳舞和冥想,赤身裸体。金钱消失了,他们过着物物交换的生活,我甚至在片中看到了披头士乐队的成员!

“当时我也在那里,曾经我也是个嬉皮士。”杰米轻描淡写地说。我在片中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未曾想到生活也可以是这样子的,我艳羡杰米曾经经历过那么辉煌的时刻,恨自己生不逢时,然后就动了去果阿的念头。

“如果你期待看见片子里的场景,你就会失望,果阿完全不一样了。”

杰米说。我又一次陷入了迷茫。“为什么不去加尔各答呢?”“我听说那里乱糟糟的。”“你知道加尔各答的垂死者之家吗?”“知道一点……”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那里做义工,我曾见过特蕾莎修女本人。”“好吧,我可能会试试。”“你是个冷漠的人,加尔各答会对你有帮助。”

我沉默不语。“璐璐,爱和奉献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杰米说。

夜色里,我看见杰米的眼睛里闪着亮光。我想起我之前的生活,想起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似乎谁都没有眼前这个叫杰米的老头教我的多。我的学校只传授一些枯燥的知识,我的家人只希望我找一份好工作,我的朋友们迷恋于物质生活,他们只讨论衣服车子房子,每个人都想着挣钱,每个人都陷在现实里挣扎。没有人教我怎么看待金钱,而这应该是人生中重要的一课,也没有人会跟我说“所有的罪恶都源于自私,只有分享才会让这世界更美好”这样的话。我看着眼前这个白头发的老头,我确信他是我来印度后碰到的第一个导师。

最疯狂的火车之旅

我决心去加尔各答。我先坐火车到了马杜赖,匆匆参观了“手持鱼眼的女神创造的宇宙”神庙,在马杜赖火车站,人们告诉我没有直接到加尔各答的火车,我必须在钦奈转车。我坐了一夜火车在清晨赶到钦奈,不料钦奈有三个火车站,在我从一个火车站赶往另一个火车站的途中,发往加尔各答的那趟火车开走了。“你们帮帮我。”我在钦奈的火车站的经理室央求着。“没有办法帮你!三天内都没有票了!”

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停留三天,一心只想去加尔各答,我感觉加尔各答在召唤着我。终于,一个看起来像长官的胖女人给了我一张无座票,我是等候名单第219号,她在票上写了几个数字,粗鲁地塞给我:“拿着这个!你会有一个座位!”这是当晚开往加尔各答的火车,我还是要在钦奈滞留一个白天,我非常疲倦,火车站里又热又闷,连候车大厅的铁椅都是烫的。钦奈的火车站非常特别,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物,铁轨一直铺到了候车大厅,火车鸣着笛轰隆隆地开进来,发出巨大的噪音。

我知道印度的每个火车站都会设有女性专用的休息室,我摸上火车站的二楼找了过去。一个工作人员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满了。”

我盯着她后面的那扇门。等她一走开,我过去推门看,里面有很多空位,一个女人走过来把我往外推:“你不能住这里,你是外国人,很麻烦。”我不想跟他们争论这种话题,我只是想找个地方睡觉,好吧,既然你们不让我进去,我就睡在门口。我往地上一躺,把包往头后一枕,做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

我才躺了五分钟,那个善良的女人打开了门:“进来吧。”这是我进印度后住过的最舒服的地方,一个大房间隔成了几个独立小间,洁净的床单,床头灯,风扇,空调嘶嘶地送着冷气,我洗了个热水澡,感觉像重生了一般。

钦奈到加尔各答,真是一段漫长的旅途,白天,铁皮车厢被太阳晒得酷热难耐,汗水和灰尘裹在一起,各种臭味交杂;夜晚,鼾声此起彼伏。我期待能看见一张背包客的脸,但是满满的车厢只有我一个外国人,甚至连女人也少见。为了防盗,我一刻都不敢离开自己的背包,就算上厕所也要背着去,因此我只能尽量少喝水。小贩上来叫卖食物,我不敢吃,只靠一点饼干充饥,有人友好地递给我一杯奶茶,也被我婉言谢绝。我形单影只,陌生人的食物绝不能碰。在这难熬的时刻,我几乎怨念般地咒骂起了自己,为什么要如此省钱,为什么不坐空调车厢,这样的苦行会有意义吗?

火车行驶了一天两夜,我从逼仄的车厢里跳出来,活像一条晒在阴雨天里的咸鱼干。从马杜赖到加尔各答,我挤在二等车厢里,在路上整整赶了两天三夜,这真是疯狂的旅途,我对自己发誓以后永不会再这么做。此刻,连豪拉火车站那灰尘弥漫又刺鼻的空气都显得如此好闻,我来到了加尔各答。

我在豪拉火车站寻找公交车去萨德街,我掏出10卢比递给售票员,他把5卢比放进票盒,剩下的5卢比镇定自若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是加尔各答的一个清晨,我嗅到空气中有一股腐烂的气息。雾气还没有散去,我穿过一条大路,街道两边是小山似的垃圾堆,发出强烈的臭味,无数的乌鸦发出嘎嘎的声音,在垃圾堆里啄食,在头顶盘旋。就在这些垃圾堆中间,在肮脏墙角和惨败的树荫下,横七竖八地躺着衣衫褴褛的人们,一块纸板或破布遮着干瘦的身躯,他们看起来憔悴不堪,毫无尊严又毫无顾忌,好像他们就是垃圾堆的一部分,只不过还能呼吸。

一只干瘦如柴的狗张着大嘴逼近,饥饿地用凶狠的眼神打量着我,我们对峙了足有三分钟,我把手中拿着的指南书举起,准备它一扑过来就砸过去,这时,一个睡在垃圾堆旁的人爬了起来,呀呀叫着朝狗丢了两块石头,它便跑走了。

为了摆脱萨德街上的旅馆掮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个企图索要小费的老头紧紧跟随着我,我被他的耐心所折服,他总是在我进旅馆询价之前就跑进去,这样我就变成了他带过去的“客人”,我要为此支付双倍的房费,我当然不干,我们斗智斗勇了一个小时,他终于被我打败了,失望地空手离去。

我在帕拉贡旅馆找了个120卢比的床位,这是个简陋又热闹的地方,墙上绘满了各种涂鸦,地上污水横流,这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

特蕾莎修女之家

一安顿下来,我就着急地赶去特蕾莎修女之家,它是我来加尔各答的目的。每周一三五的义工报名会在下午三点钟开始,我不想迟到。

加尔各答熙熙攘攘的街上,摩托车、汽车、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各种车挤成一团,发出巨大的噪音和热量,赤脚的人力车夫挥汗如雨地奔跑,疯狂的三轮车鸣着喇叭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各种动物,野狗黄牛挤在人群中间,在这里,走路也是件危险的事情,你随时都需要保持警惕。我跨过马路,看见老式的有轨电车从路的尽头驶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电车,这个英国殖民时期的遗物居然运营至今。

穿过两边挤满菜摊的小巷走上一条大路,路边一个不起眼的黄色小牌上标着:特蕾莎修女之家。报名在修女会所设的儿童之家的大厅里进行,当我进去的时候,大厅里已经黑压压坐了一片人,亚洲面孔占了多数,原来现在正值暑期,很多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学生组团来这里报名做义工。两个穿白袍子的修女在一张长桌前忙碌着,我在长椅上等待了很久,终于,修女叫到了我的名字,我整了整衣襟,坐到她跟前。这是一个美国修女,她面带笑容,看起来和蔼可亲。

“你好。”她用中文跟我打招呼。“你好,修女。”我也用中文回答。“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回答不出来,我学的专业在此毫无用处,我想病人不会需要我帮他们设计衣服、搭配颜色,也不会需要我帮他们煮咖啡,调饮料,我知道这里最需要的是医生和护士,但我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干,内心感到愧疚。“你会剪头发吗?”修女问。

“不会,但是……我可以试试。”“噢,我们可不会让你试的。”修女笑着说。我的脸马上红了,懊恼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期待着能和修女进行一场高尚的对话,猜测她会问我一些高深的问题,比如为何要来这里做义工,不料修女问的问题如此简单,而我一直在闹乌龙。

“今天已经有很多人报名去垂死者之家(khlighat,仁爱修女会下属很多收容机构,垂死者之家只是其中一个)了,你介意换个地方吗?”

“我不介意,修女。”“你愿意去残疾人之家(premdan)吗?”“当然愿意。”

修女低头工整地写好我的义工卡,举到嘴边亲吻了一下递给我,说:“谢谢你来到这里,璐璐。”

死亡是很轻的

清晨六点半我就起来了,从萨德街步行至修女会的总部需要15分钟,7点钟是义工的早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义工会在总部集合,早餐很简单,就是饼干、香蕉和奶茶。吃过早餐后还会有一个简短的祈祷仪式,然后大家就匆匆赶往各自做义工的不同的收容机构,每个机构都在不同的地点。这里的义工流动性非常大,早餐会结束后,老的义工都会举着写有不同机构名字的牌子,大家各自找到组织,由老义工带路去服务地点。

这是一个大院子,盖了几幢简单的二层水泥楼房。我以为这里只是残疾人之家,后来才发现垂死者之家也在这个院子里。原来的垂死者之家因为屋顶年久失修,已经无法使用,政府这几年一直许诺修女们会修缮屋顶,却迟迟不见动工,于是垂死者之家的全部病人只能搬到了这里来。在门口的小房间里存好随身物品,系上围裙,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洗衣服。一个义工拿着皮管捏成水枪状,冲洗着地上的一堆床单和衣服,我看到这些衣物上沾满了污物和粪便,甚至还有血渍,感到一阵恶心。冲完的衣服要放到盛有消毒水的大桶里浸泡,再扔进水槽,用清水清洗三遍。每次洗衣服都会变成唠嗑大会,一堆义工围在水槽边上说说笑笑,倒也干得很开心。

擦床。每张床垫要用抹布擦两遍,先用消毒水擦,再用清水擦洗。床垫上也总会有一些病人的粪便残留物。

搬床。把铁床一张张摆好,再搬床垫,铺上床单和塑料布——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大小便失禁,这个活并不比洗衣服轻松。一个西班牙女义工铺床单非常专业,她每次铺床我都在旁边观摩,她铺的床平整得可以摆到星级酒店里去,相比之下,我铺的床看起来就很智力低下,总是皱巴巴的。

给病人分饭。有些病人因为残疾而无法自己进食,就要一勺一勺地喂,等他们吃好饭后把饭盘收拢,装在大水盆里拉到水槽去洗。

只有极少数病人可以在义工的搀扶下自己走路去厕所,大多数的病人的下肢都没有活动能力,需要义工推轮椅或者抱着他们去上厕所。一开始,我总是逃避做这个事情,不想碰触病人的身体,有些义工会给病人擦护肤乳、按摩和剪指甲,我连这个也做不到,我总觉得这些即将死去的枯萎的躯体上充满了病菌。

既然我害怕接触病人的身体,那么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又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只为了来拿一张义工证吗?只为了让它有朝一日变成我的一个高尚的谈资吗?只为了有一天跟朋友们聊天时可以炫耀地说“我在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之家做过义工,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个有爱心的人”吗?我觉得自己非常地虚伪,我对自己感到厌恶。

中午,病人们都会集体在门厅里的椅子上坐好。我给一个病人喂饭,她的两只手都蜷缩成了一团,她吃到一半,身体前后晃动起来,嘴里啊啊地叫着。旁边的修女说:“她要去上厕所。”我环顾了周围一圈,每个人都在忙,这个是我的病人,这次我没有借口可以逃掉。

我拖着椅子往厕所去,所谓的厕所就是一个空房间,房间里摆了几张塑料椅,椅子上凿了个洞,把病人抱到椅子上,排泄物就顺着洞口落到地面。也就是说,当你进到厕所,你所站的地方就是粪坑。我双手环过她的腋下,试图把她抱起来。她太重了,我的力气太小,她的头无力地垂在我的肩膀上,她的嘴巴张开,口里的污秽物和黄色的黏液顺着我左侧的脖子滴滴答答地流下。我努力把头别到一边去,使出吃奶的劲,把她臃肿又瘫软的身躯挪到了椅子上,她拉出一坨稀屎,又嗯嗯啊啊地叫,原来印度人是用手洗下体的,她的手已经蜷缩了,没有办法洗,难道她想叫我帮她洗下体?

我傻了,愣在那里不动,站在门口的一个台湾女孩走过来说:“我来。”她淡定地拿起水瓢,一边倒水,一边麻利地用手帮她搓洗着下体。干完活,她走过来问我:“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连手套都没有戴……”“没有办法啊,不然能怎么办?”她笑了笑。我知道我跟她比起来太渺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