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鹊的故事
在生活态度上，庄子是顺其自然的。他认为如果一心一意去算计人家，必然会导致物物相残的后果。庄子这种想法，见于一个有趣的寓言上：
庄周到雕陵的栗园里游玩，走近篱笆，忽然看见一只怪异的鹊从南方飞来，翅膀有七尺宽，眼睛直径有一寸长，碰着庄周的额角飞过去，停在栗树林中。庄子说：“这是什么鸟呀！翅膀大而不能远飞，眼睛大而目光迟钝。”于是提起衣裳，快步走过去，拿着弹弓窥伺它的动静。这时，忽见一只蝉儿，正得着美叶荫蔽，而忘了自身；就在这刹那，有只螳螂借着树叶掩蔽着，伸出臂来一举而搏住蝉儿，螳螂意在捕蝉，见有所得而显露自己的形迹；恰巧这只怪鹊乘它捕蝉的时候，攫食螳螂，怪鹊见利而不觉自己性命的危险。庄周见了不觉心惊，警惕着说：“唉！物与物互相累害，这是由于两类之间互相招引贪图所致！”想到这里赶紧扔下弹弓，回头就跑。恰在此时，看守果园的人以为他偷栗子，便追逐着痛骂他。（《山水》）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有名的典故就是从这寓言出来的。由这寓言引申出一个结论：成心谋算他物，就会招引别物来谋害自己。
因而，唯有泯除心计，乃能免于卷入物物竞逐的循环斗争中。
然而世人却往往一味追求欲念而迷忘本性，这就是庄子所谓：“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唯欲念是无穷的，而满足总是有限，这样必然会导致悲惨的后果。但这观点，现代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现代人往往沉湎物欲，一去而不知返。
贫穷的生活
提起庄子，多少给人一种神奇的感觉。他的家世渊源不可知，师承源流不清楚，生死年月也史无明文。在当时，没有人为他做传，也没有自述之文，因而他的身世始终是个谜。
幸好，在《庄子》书内，他的学生偶尔散漫地记载着他的一些行谊事迹，凭着这一鳞半爪的资料，也可在后人心中留下一个特殊的影像。
庄子生活贫穷，在《庄子》书中也有记述，例如一篇关于他向人告债的故事：
庄周家里贫穷，所以去向监河侯借米。监河侯说：“好的，等我收到地方上人民的租税时，我会借三百金给你，行吗？”
庄子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说：“我昨天来的时候，中途听得有呼唤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在车轮碾过成洼的地方，有一条鲫鱼。我便问它说：‘喂，鲫鱼！你在这里干啥呢？’鲫鱼回答说：‘我是东海的水族。你有少许的水救活我吗？’我说：‘好的，等我到南方游说吴越的国王，激引西江的水来迎接你。可以吗？’鲫鱼听了，心里很不高兴，沉着脸说：‘我因为离了水，失去了安身之处。我只要少许的水就可以得救。你说这话，不如早一点到干鱼市上去找我吧！’”（《外物》，下引只注篇名，不注书名）
这故事虽是以寓言的方式表述，但他的家贫，确是实情，另外一段记载也可看出他那穷困的样子：
庄子身上穿了一件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脚下踏着一双用麻绳绑着的破布鞋去见魏王。魏王说：“先生，你怎么这样疲困啊？”
庄子回答说：“这是贫穷，并不是疲困……”（《山木》）
事实上庄子是既贫穷又疲困，在那“昏君乱相”的时代，只有小人才能得志。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宋王派他出使秦国。他去的时候，只得到宋王给他的几辆车子，到了秦国，秦王很高兴，赏给他百辆车子。他回来后，见了庄子便说：
“住在破巷子里，穷得织草鞋，饿得颈子枯槁，面孔黄瘦，在这方面，我可赶不上你；至于一旦见了大国的国君，就得到上百辆的车子，这就是我的长处了。”
庄子回说：“我听说秦王得了痔疮，找医生给他治。谁能把痔疮弄破，就可得到一辆车子，谁能舐他的痔疮，就可得到五辆车子。治病治得越下流，所得的车子就越多。你是不是给秦王治过痔疮？怎么搞到这么多的车子呢？还是走你的吧！”（《列御寇》）
庄子后学所记的这些事例，如果是真的话，在对话中倒透露了一些庄子的生活实况：他“住在破巷子里”，饿得面黄肌瘦，这和“在陋巷”“单食瓢饮”的颜回，岂不成了难兄难弟吗？营养不足的颜回，可怜不到三十岁就夭折了；庄子倒真命长，一口气活到七八十岁，从文章的气势上看来，还好像精神抖擞的样子！
如果庄子真是只靠着“织草鞋”来维持生计，那和荷兰大哲斯宾诺莎（Spinoza）的磨镜过活，实有其共同的意义，他们都把物质生活的需求降到最低的程度，以致力于提升精神生活。
契友惠施
庄子这般旷达的心境，视富贵荣华有如敝屣。其高超之生活情趣，自然超离人群与社群。无怪乎在他眼中，“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既然这样，就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像庄子这样绝顶聪明的人，要想找到一两个知己，确实不容易。平常能够谈得来的朋友，除了惠子之外，恐怕不会再有其他的人了。他们都好辩论，辩才犀利无比；他们亦很博学，对于探讨知识有浓厚的热诚。
惠子喜欢倚在树底下高谈阔论，疲倦的时候，就据琴而卧（“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这种态度庄子是看不惯的，但他也常被惠子拉去梧桐树下谈谈学问（“惠子之据梧也……”），或往田野上散步。一个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便是在他们散步时引起的：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
庄子说：“小白鱼悠闲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
庄子回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
惠子辩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准此而推，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了。”
庄子回说：“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云云，就是你知道了我的意思而问我，那么我在濠水的桥上也就能知道鱼的快乐了。”（《秋水》）
庄子对于外界的认识，常带着观赏的态度。他往往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惠子则不同，他只站在分析的立场，来分析事理意义下的实在性。因此，他会很自然地怀疑到庄子的所谓“真”。
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如果从“认知活动”方面来看，两人的论说从未碰头；如果从观赏一件事物的美、悦、情这方面来看，则两人所说的也不相干。而只在不同的立场与境界上，一个有所断言（“知道鱼是快乐的”），一个有所怀疑，（“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显然的！”）他们在认知的态度上，便有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惠子着重知识论的判断。这不同的认知态度，是由于他们性格上的相异；庄子具有艺术家的风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与惠子，由于性格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基本立场，进而导致两种对立的思路——一个超然物外，但又返回事物本身来观赏其美；一个走向独我论，即每个人无论如何不会知道第三者的心灵状态。
庄子与惠子由于基本观点的差异，在讨论问题时，便经常互相抬杠，而挨棒子的，好像总是惠子。在《逍遥游》上，庄子笑惠子“拙于用大”；在《齐物论》上，批评他说：“并不是别人非明白不可的，而要强加于人，所以惠子就终身偏蔽于‘坚白论’”（“非所以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德充符》上也说惠子：“你劳费精力……自鸣得意于坚白之论。”这些批评，庄子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而他最大的用意，则在于借惠子来抒发己意。
另外《秋水》篇记载：惠子在梁国做宰相时，庄子去看他，谣言说庄子是来代替惠子的相位。惠子心里着慌，便派人在国内搜索了庄子三天三夜。后来庄子去见惠子，对他讲了一个寓言，把他的相位比喻猫头鹰得着臭老鼠而自以为美。这故事恐怕是他的学生假托的，不过庄子与惠子，在现实生活上确实有很大的距离；惠子处于统治阶层，免不了会染上官僚的气息，这对于“不为轩冕肄志，不为穷约趋俗”的庄子，当然是很鄙视的。据说惠子路过孟诸，身后从车百乘，声势煊赫，庄子见了，连自己所钓到的鱼也嫌多而抛回水里去。（《淮南齐俗训》）
他们两人在现实生活上固然有距离，在学术观念上也相对立，但在情谊上，惠子确是庄子生平唯一的契友。这从惠子死后，庄子的一节纪念词上可以看出：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楚国郢人捏白垩士，鼻尖上溅到一滴如蝇翼般大的污泥，他请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挥动斧头，呼呼作响，随手劈下去，把那小滴的泥点完全消除，而鼻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那人站着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这件事，把匠石找来说：‘替我试试看。’匠石说：‘我以前能削，但是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自从先生去世，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谈论的对象了！”（《徐无鬼》）
惠子死后，庄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在这短短的寓言中，流露出纯厚真挚之情，能设出这个妙趣的寓言，来譬喻他和死者的友谊，如此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之。
鼓盆而歌
独来独往的庄子，仍然逃不掉家室之累。不过话又说回来，家室他是有的，但是否成为他的“累”，则不得而知。关于他家室的情形，我们无从知晓。书本上只记载了他妻子死的时候，惠子去吊丧，看到庄子正蹲着“鼓盆而歌”，惠子便责难他说：“相住一起这么久了，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不哭也罢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太过分了吗？”庄子却有他的道理：
“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没有感慨呢！可是我经过仔细省察以后，便明白她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全是顺着自然之理。人家静静地安息于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对于性命的道理是太不通达了，所以不去哭她。”（《至乐》）
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由于气之聚；人的死亡是由于气之散，他这番道理，姑且不论其真实程度。就以他对生死的态度来说，便远在常人之上。他摆脱了鬼神对于人类生死命运的摆布，只把生死视为一种自然的现象；认为生死的过程不过是像四时的运行一样。
庄子不相信死后的世界，也反对厚葬。有一段记载：
庄子快要死的时候，学生想厚葬他。庄子却说：
“我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赍送。我的葬礼还不够吗？何必要那些！”
学生说：“我怕乌鸦吃你呀！”
庄子说：“露天让乌鸦吃，土埋让蚂蚁咬，要从乌鸦嘴里抢来送给蚂蚁，岂非太不公平了吗？”（《列御寇》）
对于死生的态度，庄子能这般旷达洒脱，乃是出于自然的流露。在他想来，死生不过是一场梦罢了！
涸辙之鲋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
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庄子用十分简练的文笔，描绘出一个吝啬鬼的形象，揭示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要诚心诚意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决不能只说大话，开空头支票。
鹏和小麻雀
翻开《庄子》，首篇便是《逍遥游》的鲲鹏寓说：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我们先从字面上说明其中的意义。
这里的“北冥（海）”、“南冥”、“天池”都不是人迹所能到达的地方，其旷远非世人的肉眼所能窥见，要以心灵之眼才能领会。这喻示需超越有形的空间与感官认识之限制。
庄子借变了形的鲲鹏以突破物质世界中种种形相的范限，将它们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并运用文学的想象力，展开一个广漠无穷的宇宙。在这新开始的广大宇宙中，赋予你绝对的自由，可纵横驰骋于其间，而不加以任何的限制。
盖俗语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虽然是形容鸟的自由，但毕竟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因为鱼、鸟的行动范围，不可能越出于海、天之外。也就是说，它们是受制于海、天的。因此庄子所创造的巨鲲大鹏，意在破除有形海空的限制，以拉开此封闭的空间系统。
鲲“化而为鸟（鹏）”，仅是形状的变化，而质和量是未变的。这里的“化”，乃是朝着理想世界趋进的一个过程、一个方向。
“怒而飞”，意指来到人间世，奋力拓展。“怒”含有振作之意。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即是海“动”，海动必有大风，大风起，鹏乃乘风飞去——这意指时机。即是时机成熟、条件充足才出而应世。“南冥”的“冥”，亦作“明”解，憨山注：“谓阳明之方，乃人君南面之喻。”这喻示着人世的抱负。这一抱负一经开展，即充满着乐观的信念。由这里可以看出：庄子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悲观消极且怀遁思想。相反，他满怀入世的雄心。只是要伺时机——即是应有其条件，非如孔孟冀贤君之凄凄遑遑。现实世界的环境若和他的想法相别太远时，他便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态度，而不愿失去自己的原则。
现在，让我们再讨论这寓言的要点：
1.庄子托物寓意，以鲲鹏示意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他称为“至人”。首先要行迹隐匿，自我磨砺。鲲潜伏在海底，犹如读书人沉伏桌案，埋头探究，以充实自己，俟内在条件准备充实后，出而应世，如鹏之高举。这种理想人物一经出现，其功便足以涌起及百姓，如鹏之翼覆群生。
由此可知，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实具有鲲鹏两者的性格：如鲲一般的深蓄厚养与鹏一般的远举高飞。
2.“北冥”“海运”“积厚”，意指人才的培育是无原则要优越的环境与自我准备。
所谓“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照此而推，则北海之大，必然是广漠无涯而不可以计量，大鲲非北海之广不足以蓄养，喻义人才亦需优厚的环境培养，所谓小池塘养不了大鱼，也正是：“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载负大舟，必须水积浓厚，这说明了环境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在庄子笔下，大鹏的南飞之后，又出现小鸟的嘲语：
我尽全力而飞，跃到榆树或檀树上，有时飞不上去，投到地面来就是了，何必一举九万里飞往遥远的南海呢？
小鸟生长在榆枋，腾跃于其间，洋洋自得，怎能体会大鹏的远举之志呢？至人的志趣，世俗浅之徒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庄子借此以喻世人之囿于短见。
庄子在蝉与斑鸠笑大鹏的文字后，下了一个断语：“这两只小虫又知道什么呢？接着他感慨地说出了“小知不及大知……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显然是说：浮薄之辈不能领会渊深之士，可是他们还不自量力想去比附，岂不是太可悲了吗？紧接着，小麻雀又讥笑大鹏：“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于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就在这里，庄子下了结论：
“这就是小和大的分别啊！”
与《逍遥游》有异曲同工之意的还有《秋水》篇。盖《逍遥游》的大鹏、小鸟和《秋水》篇的海若、河伯，实是前后相映，旨趣相若。河伯、海若的寓言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