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的思想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它主张以“道”为体，“道法自然”，倡导“清静无为”的思想，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道互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事实”和人们的共识。如果说儒家以其刚健有为、积极入世这一侧面影响和塑造中华民族性格的话，那么道家则可以说是从超越现实人生，追求个体人格自由这一侧面影响和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而显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超越现实人生，追求人格自由在庄子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任何理想人格的构想，都离不开社会、时代的土壤，都要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庄子所构想、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庄子对其所生活现实的回应、超越。庄子生活于战国，这是一个社会转型、急剧动荡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转型时期，伴随着剧烈的阵痛。其表现为战乱频生，群雄割据，社会动荡不安。根据史载统计，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的战争达480多次，弑君36起，灭国52个。面对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灵涂炭，敏感的知识分子能无动于衷吗？于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
生活于春秋后期，面对“礼崩乐坏”、天下动荡的形势，孔子提出“仁”的观念作为济世良方，开创了儒家仁政德治的理想主义之先河。与儒家仁政德治的道德理想主义不同，老子反对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德治，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社会动荡不已的原因是人们的“知”（智巧）和“欲”（欲望），而儒家倡导的以仁义治乱世，不但于治世无补，反而会滋长人们的贪欲、伪诈，加剧社会的动乱。最好的办法应是自然无为，即取消人们的智巧和欲望，使人回到原始古朴、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老子开创了道家批判现实社会、主张清静无为思想的先河。庄子继承了老子以道为本，自然无为，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现实人生的否定的思想。在庄子看来，“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下引《庄子》，仅注篇名。）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那么造成社会动荡，人民生灵涂炭的根源是什么呢？庄子认为，动荡的原因在于人有智有欲。拿统治者来说，本来在上古时代，黎民百姓有他们固有的本能和天性，他们织布而后穿衣，耕种而后吃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浑然一体，没有一点偏私，任其自然。那时，山野里没有路和隧道，水面上没有船只和桥梁，各种物类同生共存，禽兽成群结队，草木随意生长。禽兽可以用绳子牵引着游玩，鸟鹊的巢窠可以自由攀登上去探望。人人都蠢笨而无智慧，愚昧而无私欲。哪里还知道什么君子、小人？等到世上出现了圣人，他们却竭心尽力地去追求所谓仁义、礼法，从而导致天下开始出现迷惑与猜疑，天下开始分离。所以，“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马蹄》）既然社会动荡、灾祸皆起因于有智有欲，那么消除动荡、灾祸的办法就是绝圣弃智，无知无欲。“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胠箧》）。于是庄子要人们回到那无智无欲的原始的远古社会里去：“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胠箧》）“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盗跖》）向往古朴、自然的社会，追求浑然、自由的人生，成为庄子构想理想人格的基础。
庄子构想理想人格，还有其本体论的哲学基础，这就是“道”的哲学。这里我们只是从作为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这一角度来略加考察。处于庄子哲学核心的“道”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在《大宗师》中，庄子是这样向人们描绘“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在《知北游》中，“道”是这样的：“……‘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禾弟稗。”“在屎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道无问，问无应。”庄子所谓“道”，是先于天地万物而生，是宇宙的派生者，它早于一切，高于一切，它可以感知，却不能认识，可以领悟，却不可以面见。道神通广大，能超越一切，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不能离开它：“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知北游》）但是“道”这种无知无欲、自自然然、无所作为又无所不为的品质，却是一切事物，当然也是人所应该学习和崇拜的：“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大宗师》）道的这种自然无为的品格，当然也就成了庄子构想理想人格的本体论哲学依据。第二，庄子对其所构想、追求的理想人格有多种称呼：“真人”“至人”“神人”“圣人”。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真人”。“真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呢？庄子在《逍遥游》中，对它有一个总括，可以说是概括了作为理想人格“真人”的基本品格：“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所谓“圣人无名”，就是说，作为理想人格的“圣人”，应该是淡泊名利，不为名利所左右。
儒家认为社会动荡的原因在于礼乐不兴，主张以仁义治天下。庄子认为，追求名义、仁义、道德，这不但不能使社会达到太平，反而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庄子假孔子之口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人间世》）名誉、仁义不仅是祸乱的根源，而且还会造成人的自然本性的丧失。“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天运》）“屈折礼乐，口句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骈拇》）在庄子看来，自从虞舜以仁义为号召而搅乱天下，天下的人就没有为仁义相奔走的，而这就是用仁义改变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失却了人原本有的真性。故“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因此，作为理想人格的真人，就不能为仁义、名声所役，否则就会失却人的自然本性。“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庄子本人可以说是淡泊功名利禄的典范。在常人眼中，那高居于百官之上的相位可以说是心向往之，梦寐以求不可得的，但在庄子眼里，相位不过如“腐鼠”一样，不屑一顾。
《秋水》记载：庄子到梁国去拜访他的朋友惠施，惠施正在梁国为相，以为庄子想取而代之，派人搜庄子三天三夜。庄子跑去对惠施说，你那个梁相，对我不过是只臭老鼠罢了！“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逍遥游》）所谓“神人无功”，就是说，作为理想人格的“神人”，应该是顺应自然。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不仅要有一颗仁者之心，还要有所作为，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从而建功立业。庄子反对儒家积极有为的思想，主张理想人格要顺应自然的变化。
庄子说：“夫帝王之德，以无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天道》）要让天下万物自由发展，不要人为地干预。否则，万物就会失去原有的本性，改变了自然的常态，而超越原本的真性，改变了自然的常态，天下就会动乱；不超越原本的真性，不改变自然的常态，哪里用得着治理天下呢！“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长久者，天下无之……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所谓“至人无己”，就是说，作为理想人格的至人，应该“忘形”、“忘情”，从肉体、精神两方面彻底忘掉自己。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忘却生死、宠辱、贵贱、好恶、是非，在生死、宠辱、贵贱、好恶、是非面前，不动感情。庄子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要做到无情，首先要在是非面前不动感情。
在庄子看来，世界上本来就无所谓是与非，一切是非之辩，无异于风声，毫无价值。所以他主张“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齐物论》）从世俗所谓是非之辩中解脱出来。著名的庄周梦蝶的故事，可以说是忘却是非的典型例子。其次是忘却宠辱、贵贱、生死等。自然规律的运行是人不可改变的，人只能听天由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天道》）。“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最后，忘却生死。在庄子看来，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因此，在生死面前，也要顺应自然，不要为之动情。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生与死只不过是“一气”之变化。
庄子不仅把生死看成自然之事，而且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和快乐。《至乐》记载：庄子妻死，他不但不悲哀，反倒鼓盆而歌，当惠施责怪他太不近人情时，他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然随而哭之，自以为有通乎命，故止也。”能做到对是非、荣辱、生死不动情，即达到了“至人无己”的境界，也就超越了有限的个人生命，使自我的精神同化于大道，与天地万物宇宙为一体了。所以在“无名”“无功”“无己”三者之中，“无己”是核心，只有“无己”，才能做到“无名”“无功”。“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天地》）如果人能做到“无名”“无功”“无己”，就可以达到“逍遥游”的理想境界，而这样的人就是庄子所向往、追求的理想人格——“真人”（“圣人”“神人”“至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大宗师》集中地给我们描绘了“真人”：“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然而往，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第三，庄子不仅向人们提出和描绘了“无名”、“无功”、“无己”的理想人格，而且还指出了达到这种理想人格的方法和途径。
庄子所描绘的“无名”、“无功”、“无己”的理想人格，以常人的观点看来是根本达不到的，因为世俗生活中经常碰到一些问题，如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等等，是相互对立无法超越的，人们天天都要同它们打交道。既然人们天天同它们打交道，又无法超越它们，那也就无法达到“无名”、“无功”、“无己”的境界。在庄子看来，是非问题、善恶问题、美丑问题、生死问题等等，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以常人的观点看，这些问题是对立的无法超越的，但以“道”观之，这些问题又不是问题。拿是非、善恶、美丑来说，不存在着什么根本对立不能化解的。例如，人睡在湿处会“腰疾偏死”，难道泥鳅也是这样的吗？人住在高高的树上会胆战心惊、惶恐不安，难道猿猴也会这样吗？人吃牛羊猪肉，麋鹿吃草，蜈公吃蛇，鸱鸟和乌鸦喜欢吃老鼠，谁能判定什么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味呢？毛嫱、骊姬人皆曰美，可鱼儿见了她们却深潜水底，鸟儿见了高飞云端，麋鹿见了撒腿逃离，谁能判定它们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呢？其实，以“道”的观点看它们，它们是相通混一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齐物论》）因此可以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以道观之，不仅是非、善恶、美丑没有区别，而且连生死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人之生与死，都是同于一“气”，都是由“气”变化造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
总之，以道来观察天下万物，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为所谓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等问题自寻什么烦恼。这样，庄子运用相对主义方法，通过齐是非、齐万物、齐生死，达到了无是非之辨、无善无恶、无美无丑、“万物一齐”、“死生一条”，与道合一的无差别“道”的世界。通过相对主义方法，扫除了达到“无名”“无功”“无己”的理想人格的认识、心理上的障碍，那些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等等，搞得常人眼花缭乱、浑浑然然无法解决的问题，运用相对主义的方法，以道观之，统统都化为乌有了。心理、认识上的障碍消失了，剩下的就是怎样达到“无名”“无功”“无己”的理想人格的具体途径了。
怎样才能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呢？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修养方法。何谓心斋？“无听之以耳，而无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何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可以看到，庄子所谓“心斋”，就是要人保持虚静之心，即保持无知、无欲、无情；而要保持这种虚静之心，又必须通过坐忘来达到，这就是要摆脱一切生理肉体的欲望，去掉一切心智的智慧。
在《大宗师》中，庄子曾借孔子弟子颜回之口，描述了具体的修养过程：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