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忧国，宦官专权，清浊之战，黑白之辨，只可惜正未胜邪，李膺等人入狱身死。“党锢之祸”，在历史之中如昙花一现，短暂而艳丽。然而这短暂的瞬间，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责任心渐渐成型，一一顺承此时的精神与邪恶作不懈斗争。
中国历代的文人，总是在出世和入世两种情结中徘徊。出世者总是如羽化登仙，有林和靖的梅妻鹤子，如陶渊明的带月荷锄归。这种唯美的生活，或许曾在梦中出现，但不过是驻足在心灵中的一角而已，是文人的退守之地；而大多数的文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入世：修得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说他们积极进取也罢，说他们功名心重也罢，总之，饱受儒家思想教诲的文人们总是居朝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而这两者之中，入世的情结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在仕途上不得志的时候，文人们才转向山水田园。入世的文人，自觉地承担起了一种兼济天下的责任心。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就是在极端的事件中文人忧国忧民意识的爆发。
当时的情况是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鼠。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李膺。
李膺出身于东汉时的官僚地主家庭。东汉向来有着清议之风，即对时政或者人物进行品评，非常重视个人的名节操行和儒学修养，这对他们在社会的地位或者是朝堂上的进退有着重要的影响，李膺就是在这种风气中长大的。他个性孤傲，为人清高，同时又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永寿二年(156年)，鲜卑侵扰云中，桓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一到边境，慑于他的威望，鲜卑望风臣服，所以他的名气很大。那时候的东汉人把攀登李膺的家门，比之为“登龙门”。一般士人一旦为李膺所接待，就身价十倍。荀淑的第六子荀爽，因为父亲的关系经常得以拜见李膺，并曾为李膺赶马车，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为李君赶过马车了。”
文人与专权的宦官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朝堂之上，是宦官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格局。崇尚清议之风的太学学生只能抨击时政，发挥舆论的作用，并依附外戚，与宦官展开激烈的争斗。可惜宦官挟持天子，羽翼已丰，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官僚和太学生，说他们结党营私。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做官。史称“党锢之祸”。
这场灾祸的燃点是一个名为张成的江湖术士推算近期将要天下大赦，指使儿子故意杀人。司隶李膺不顾大赦之令依然将他正法，没想到张成广交宦官，甚至与汉桓帝也有交情，于是宦官教唆张成的弟子上述诬告李膺等人“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太学生游说外戚，借他们的力量向桓帝求情，而李膺等人受审时，故意牵扯出部分宦官子弟，宦官惧怕牵连，也向桓帝请求赦免党人。因此此次以党人获赦而告终。但是桓帝死后，宦官们怂恿年幼的灵帝发动了新一轮的党锢之祸。
案情牵涉到李膺，有人劝他逃走。李膺回答说：“临事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年已六十，死生听从命运，往哪里逃呢？”
李膺被捕入狱时，被牵连的同党陈实自动投狱：“我不就狱，众无所恃。”千年后的谭嗣同也秉承这种精神：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这原是清浊之战，黑白之辨，只可惜正未胜邪。
东汉的士人们认为自己代表着当时社会的良心，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要求掌权之人的行为符合他们的规范。但是由于自身没有权力，只能依附于皇权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获得一种身份来认可，这就是道义的承担者。他们陶醉于这种精神导师的身份，可以指点旁人的得失，所以把下狱甚至殉道作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甚至是一种涅槃式的光荣。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表现出担当道义的勇气和责任心，在后来的流传中渐渐成型，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口号也是顺承了当时的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