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22日，他同妻子一道，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郊彼得罗保斯的寓所自杀。他留下一纸《绝命书》，声言死的理由。
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
说实在的，因这点理由寻死，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好像不是那么值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的。
当然，一个人要结束自己，是他的自由，是他的选择，不容别人置喙。按照中国文人自杀的通常规律，走这条不归路，原因无非两端：其一，这个世界不让他活下去；其二，他本人也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光有其一而无其二，不会自杀；同样，没有其一，也就不可能有其二，更不会自杀。所有用非常手段结束自己者，归根结底：一起因源自外部，二下手还在自己。
茨威格的绝命理由，无沦外部，无沦自己，以中国人的眼光，是很站不住脚的：第一，纳粹离你已经很远；第二，克格勃也算汁小到你；第三，又不是生活在我们那位流氓无产者朱皇帝文字狱的阴影之下；第四，你从德国流亡到南美洲，人家巴西相当礼敬你，面包有，黄油也有，没有充分理由走这条路。
好像是老两口开煤气，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亡。“文革”期间，傅雷夫妇也是用同样方法，离开这个世界的。可傅雷是逼得没法活了才寻死，而茨威格所在的那个巴西，既没有红卫兵，也没有造反派，有这个走的必要吗？
这就是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了。西方人对于生命质量的要求，和我们只求活着便好的生存哲学，是迥然相异的。中国人有面包，哪怕没有黄油，也可能活得很滋润，甚至连面包也没有，只有面包渣，也能苟延残喘地活下来。外国人，光有面包和黄油是不行的，好像还需要其他精神方面的东西，中国人或者中国文人，一般不存有这种奢望。
茨威格，只是缺乏“一种非凡的力量”，就觉得活不下去，只是不能“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就想结束生命。这种精神状态，放到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是不会当回事的。没有力量就没有力量呗，不能开始全新的生活就不开始呗，至于吗，为之而死，傻不傻？
中国人最现实，天堂再好，哪怕顿顿吃葱扒海参，餐餐喝浓汤鱼翅，他也不会去的。宁肯有一顿没一顿地在人间熬煎，也不接受这张去天堂赴宴的请柬。这就是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了，说得好听一点，叫“活着而且要记住”，说得难听一点，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因之，普希金会为一位法国爵爷骂了一句绿毛乌龟，而妒火中烧，以致大动干戈，最后送命；莱蒙托夫会为同窗羞辱他为乡巴佬，怒发冲冠，而与那些贵族子弟决一死战，伤重不治。这种为忍不下去的一口气，不惜拿命去拼个高低的做法，绝不为中国文人所取。
活着，便是一切。中国文人为同家，为民族，为真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者，也不在少数。但更多的却能在万般劫难，次之，万般磨难，再次之，万般困难，再再次之，万般刁难之下，苟存下来。其信条，说白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怎样严酷恶劣的外部空间，也要尽一切可能，求生图存，活着并且要记住，这才是人生最高诉求。
所以，不是聪明人唯图苟活，而是聪明人懂得算账。也许只有王国维，只是为了“义无再辱”的那个“辱”，投湖自尽。用结束生命的办法摆脱了辱，同时也把他的珠玑文字，锦绣词藻，三坟五典，殷墟甲骨，随之沉于湖底的烂泥之中。这个账，怎么算，谁来算，都是划不来的。
因此，中国文人之怎么折腾也不死，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后来，“文革”期间，即使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神州陆沉之际，休看北大、清华，离颐和园咫尺之遥，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教授，讲师，学者，权威，再跳昆明湖，重蹈自屈原起，到王国维的赴水之路。可从《牛棚历险记》，到《九死一生录》煌煌巨著中，那十年间，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宗旨下，在绝不提倡“温良恭俭让”的主张下，知识分子所领教的辱，当不逊色于彼时的王国维。
他们之所以宁可当孙子，当王八蛋，当臭狗屎，当牛鬼蛇神；宁可被踩上千万只脚，踩得喘不上气，踩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也坚决不死的缘故，就是算清楚怎么划算，怎么不划算的这份账。否则，如今种种集会的主席台上，要没有这些巍巍长者，矍铄前辈，耄耋泰斗，文化象征在座，该是多么寂寞和令后人生出无所傍依之感啊！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中国文化人，当然不是全部，但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对工宣队的俯首帖耳，对军宣队的唯唯诺诺，对造反派的低三下四，对红卫兵的唯命是从，所表现出来的含垢忍辱的求生哲学，其实，倒是值得后人敬重的。不管是否有污清听，不管是否有亵先贤，在这方面，两千年前的那位身残体秽的刑余之人，那位著“无韵之离骚”的大师司马迁，开创了中国文人苟活贪存的传统，才是中国文人所以求生拒死的榜样。
说到底，在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中，文化、文艺、文学，永远只是一个有也可无也可的零配件。文人的这等角色身份，注定了他们的依附和从属的命运，以及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生存准则。也许外国文人不尽如此，但在封建社会里我的那些古代同行，却是必须如此，一定如此的。
一个堂堂关中汉子，血气方刚，凭什么像一头猪那样，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话儿给阉了，不就因为汉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吗？试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辱呀？当将他宫刑以后，他不但失去“一种非凡的力量”，他不但无法“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甚至连一个常人的力量也不具备，像一个男人那样生活也不可能。如果，他按茨威格的想法，一百回都死过了。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在蚕室里一头撞上墙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着创伤的折磨，和比创伤更痛苦的羞耻，埋头在一车一车的竹简中，著书立说。
正因为他存活了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也就有了这部不朽的《史记》。
如果，屈原在汨罗江边趔趄地站住，听渔夫的话，然后，打道回府，当一个自由作家，不拿楚国的工资，写自已想写的东西，他的作品就不会仅仅是《离骚》以及《九歌》、《九章》、《天问》等篇。王国维在颐和园长廊的尽头坐上一会儿，然后，叫一辆黄包车，心平气和地拉回清华学堂，那他遗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几本《观常集林》了。
对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这些帝王的原因。
只有活着，便有一切。只有活着，而且写作，便也拥有未来。这就是说，早在达尔文学说形成之前的两千年间，中国文人就明白“适者生存”这个人类演化的原理了。由此推断，若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不去决斗而死的话，他们将会为俄罗斯文学贡献得更多，当是毫无疑义的。
呜呼！虽然很难熬，很痛苦，但在历朝历代帝王的挫折底下，中国文人终于活明白了，不但不肯死，不便死，不想死，不去死，而且，求不死，求长生，求活得更久远，成为他们的追求。
司马迁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到，也是在他《报任安书》中强调的，“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他这种“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苟活”哲学，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虽然这种样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码的抵抗和斗争，有点消极，尤其会被当下的革命青年瞧不起。若从大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不死而且活着，应该承认，那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这种尽量使生命延长的做法，是以时间在我的优势，换取空间在你的劣势，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之举。
拿鸡蛋跟石头碰，石头无损分毫，鸡蛋却是要粉身碎骨的，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文人与统治者的相处之道。因为石头有一种磕碰碾压鸡蛋的嗜好，努力避免发生这种状况，便是智者的抉择。倘若鸡蛋完整地存留，孵化为鸡，鸡后有蛋，蛋后有鸡，如此往复，以至无穷。想到这点，也就欣欣然了。
石头，只不过是石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章、那一节。作为鸡蛋的文人，也许搬不开它，但当历史掀过这一章、这一节，时间和空间便统统划归“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范畴里了。
或许因为这点明白，中国文人通常不采取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法，更不赞同从屈原起到王国维的那种因为想不开而扑通一声的行为。先贤司马迁一定等到写《封禅书第六》，等到写那个老匹夫的完蛋，然后才如释重负地不知所终。
从这则端阳节的文人旧话，联想到屈原，联想到王国维，也随而想到与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司马迁。
我想，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对强者，之所以要“苟活”下来，道理恐怕也就在这里。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