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阊自1904年5月朝考一等第一名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即于是年7月到职不久就告假南归湖南从此一直未返归北京任职。这是因为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华大地涌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迅速发展经历过戊戌变法失败以及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使得谭延阊对于以慈禧为首的满清中央朝廷的腐败现实有所了解而要求改革内政的思想观念不断产生。从而谭延阊于1904年7月南归湖南以后先是参与新式教育继则以湖南谘议局议长身份投身收回利权运动如要求粤汉铁路废约自办、收回矿山权益等。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全国着名立宪派人士如浙江的汤寿潜、江苏的张謇、湖北的汤化龙等自1909年10月至1911年7月间先后组织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请愿运动。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变更原有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体现出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如在1911年6月10日针十对是年5月发生的“皇族内阁”出笼事件在谭延阊主持下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奏折(请求代奏皇上）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势不得不然也。”他们援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公例力陈皇族亲贵不应组织内阁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必然性，体现了要求立宪的基本政治态度和目的。然而，清中央朝廷对此仍然不予理睬。随后，谭延阊又一次上书，仍请都察院代奏，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清中央朝廷不仅不做出让步，反而在上谕中措辞严厉指责立宪派“议论渐近嚣张”，明确表示立宪派“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至此，立宪派与清中央朝廷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谭延阊等人立即以各省i咨议局联合会名义发表《宣告全国书》，严辞揭露王公贵族们的行径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通过一系列的上书和请愿，清中央朝廷厉行专制不思改革的态度，使得谭延阊等人对清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转而加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之中。这为壮大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势力，为推进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以往，人们因立宪是改良，不主张流血革命，从而把谭延阊等立宪派转向革命阵营认为是投机，是为了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从历史的角度看谭等附和革命不是件坏事，而是件好事，不能因为他是立宪派或者他最终成为蒋介石政权的重心人物而加以全盘否定。这是因为，谭延阊与清朝政府存在矛盾，如除要求立宪限制皇权之外，他还是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言人，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事实上，谭延阊附和革命、转向革命阵营，对于湖南光复的早曰实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自1911年10月底至1920年11月底，谭延阊先后三次主政湖南。在第一次督湘期间，他于1911年11月到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坚持反清共和政治路线。在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持武汉保卫战的同时，派人分赴尚未独立的省份做工作，晓以大义，劝各省军政要人迅速反正。如广西、福建、陕西、甘肃、安徽等地反正或宣布反清起义，均与谭延阊的联络、敦促有着一定关系，从而为促成南北和谈起过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谭延阊在第一次督湘期间，为全面实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做出了最大努力。1912年4月初，他正式加入了同盟会；是年9月，又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职务。正是湖南都督、国民党湖南支部长等合法身份，促使谭延阊在民国初年的湖南，开展起整军建军，创立专门化司法机构，倡办实业，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发展教育，禁烟禁赌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并且收到一定效果。正如美籍华人学者指出：“在一九一二年的环境里，谭延阊的政权代表了在中国的开明进步道路。湖南作为新的国民党（它由同盟会和一系列较少的改良主义政党所组成）的一个据点，使劲地反对袁世凯集中官僚权力和财政经济。都督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在教育、司法改革和禁止鸦片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
谭延阊第二次主掌湘政只有一年余时间第三次主掌湘政前后约三年时间。由于当时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尤其因为湖南是南北势力争夺的一个地区谭的地位很不稳定。但他尽力在发展湖南教育、推进湖南实业建设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而在政治态度方面则是采取了一种南北依违不定的处世方针。自1920年11月卸任湘督寓公上海等地之后谭延阊对自己三次督湘的得失做了基本回顾总结。他认识到只有追随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才能使自己的政治抱负有实现的机会。经过同孙中山的接触和书信往返他对民主革命的目的和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政治生涯在这一期间转变了方向”。孙中山对谭延阊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在给胡汉民等人的信函中指出：“吾党缺乏政治人才今后必须多联系国内知名人士以为我助如北孙南谭均一时人望。”北孙即指孙洪伊南谭指的就是谭延阊。从此以后谭延阊利用多种形式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斗争。1921年他将所分家产田地变卖“得价五万元悉数捐献总理为军糈之助”并且坚拒北洋政府拟请他担任内务总长的任命。1923年是孙中山一生革命斗争最为紧张的一年基本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大政方针。是年2月15日谭延阊应孙中山之约从上海启程赴广州。3月16日谭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之职成为孙中山身边的得力助手之一。此后他忠心辅助孙中山先后担任大本营建设部长、秘书长、建国军北伐军总司令等要职遵孙中山指示先后率兵讨伐湖南军阀赵恒惕、参加南始战役、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以及两次东征陈垧明叛军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谭延阊坚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由孙亲自提名经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自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传出后谭延阊坚决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既定方针“秉承孙大元帅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遗嘱而努力继续进行期以贯彻主义无负在天之灵而告无罪于民众”。在国民会议未实现、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之前“所有一切制度设施”则“仍敬谨赓续孙大元帅成规戮力同心并期有以发扬光大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事实上谭延阊在孙中山逝世至1927年底宁汉合流之前这段时间与廖仲恺等人果断处理了杨希闵、刘震寰发动的叛乱力促两广统一并从一个侧面为成功组织北伐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此时期，谭延阊基本上是以国民党左派面貌出现的。如他在对待廖仲恺被刺身亡事件上，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在《廖仲恺墓下作》一诗中说：“眷怀墓中人，垧垧犹相望。志决身已殉，事往行称彰。烈士轻死生，国论始旁徨。培风折其翼，决起空飞抡。平生观古今，神识畴能量。徒令后死人，感激申悲凉。潸然亦何益，生民犹未康。终惭涕无从，黾勉崇周行。”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廖仲恺高风亮节、伟大人格和革命精神的赞许的同时，表明了要继承烈士遗志，勉力完成烈士未竟之事业的决心。廖仲恺作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在孙中山逝世后坚定不移执行国共合作的大政方针，从而引起国民党右派的仇恨而对其下毒手。谭延阊对廖仲恺的肯定，实则是对国共合作局势的认定，反映出国民党左派的基本政治立场。又如，面对蒋介石等人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谭延阊拥护国共合作的态度也是相当明朗的。1926年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中山舰事件的处置办法时，谭延阊明确反对将苏联顾问驱逐出境，惩办共产党员李之龙、周恩来等，要求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的意见。会后，前苏联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撤回俄国。谭延阊与何香凝、林伯渠等在国民政府设宴欢送，并抒诗文以示心迹：“别时常比会时多，异地相逢一瞬过。惟有当头南海月，送君直到佳木斯。”再如，在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谭延阊作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尽力为弥缝国共两党嫌隙，调和国共两党关系做出了努力。在大会闭幕词中，他明确表示“我非但不敢违背总理之政策、主义的精神，实在替两党合作上加一保障”。认为“现在把这种误会的障碍除去，使我们革命的势力团结，一切反动派的人，一切帝国主义者，不能施其向有之挑拨离间之伎俩，同时亦将无隙可以向革命势力进攻”。他殷切希望国共两党“相亲相爱，把二党合作的事业永远合作到底”。即使是在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前后，谭延阊仍然坚持左派立场。如在北伐出师之前，就他对蒋介石反共行径的不满之情与陈公博做了交流：“‘到了长江，介石是没有办法的，要是在长江搅不久的人，到了长江，哪里有好办法？组安先生虽然老成而浑厚，有时高兴起来，也难免露出自负的神气。或许组安这一句话未必就表示只有他才有办法，不过对于蒋介石不满意那是很显然的事。”又如，在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谭有感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高涨，而以左派自居，把自己的字号“组安”特地改为“左庵”。由此可见，谭延阊在孙中山逝世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为维系国共合作的局势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我们应当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当然谭延阊的家庭出身和自身经历最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条道路上。自蒋介石完全控制国民党政权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要职；但由于他与蒋介石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矛盾所以他在晚年只是作为“伴食宰相”成为被蒋介石任意摆布的一枚政治棋子罢了。1930年9月22日谭延阊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同时也为了回报谭延阊对他独裁统治的稳定所起的作用下令国民政府以隆重礼遇公葬谭延阊并于南京紫金山麓灵谷寺为谭建造陵墓。1933年1月9日谭墓落成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葬典礼。进而因谭延阊曾拜宋美龄母亲宋老太太做干娘和与宋美龄干兄妹的关系（因谭妻方夫人于1920年去世后有人想把宋美龄介绍给谭做继配夫人但谭念方夫人之情意笃深遂与宋美龄以兄妹相称又拜宋老太太做干娘）谭的女儿谭祥由宋美龄做介绍与陈诚结为夫妻。与此同时谭的儿子谭季甫和妻子曾昭楣也得到了宋美龄、蒋介石的多方关照。这可能是谭延阊和曾广祚这对儿女亲家没有想到的事情。
她幼承祖训遗风，聪明好学，兴趣广泛；她H岁时入新式学堂，对西方宗教情有独钟，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曾宝荪(1893-1978年)，字平芳，号浩如淤，系曾纪鸿长子曾广钧之女。她生长在官宦世家，从小过着千金小姐的优裕生活，同时又接受着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曾宝荪的父亲曾广钧尽管是一位生活极其浪漫的风流贵公子，但也是一位中过进士、点过翰林的饱学之士。由曾国藩在世时健全和完善并有所创新的曾家祖训，仍然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这就是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说到的：一般人都希望子孙后代成为大官，我却没有这个愿望。我只希望子孙后代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曾国藩担心的是“虽大福大贵亦靠不住”，祸福无常，尤其官场险恶，前程沉浮难以预料，因此他不主张子孙一定要朝着读书做官这条道路走下去。但不做官并非不要读书；读书可以明理做好人，只要人品好有才学，走到哪里都可自立，都不用发愁没饭吃没衣穿。从而，他不仅要求子孙读中国传统的古书，而且希望他们尽力了解、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成为通才。为了把子孙培养成这样的有用之材，曾国藩秉承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不积银钱与儿孙，惟书籍尚思添买耳。”并嘱曾纪泽兄弟在湘乡老家富厚堂建立了专门的藏书楼。这个藏书楼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藏书多达三十余万册，其中除了家藏手稿及大量中国古代经典书籍之外，还有少量有关天文、历算等科技书籍。他在世时给子孙严定规章，每天必须做四件事——“看、读、写、作”，不可间断，也不能缺少其中一项内容。曾家后代谨守这一“学本位”的祖训遗风，直至曾宝荪这一代时仍未改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