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幽默
时间宣布任何永恒都是虚无。只有死可以对时间发出最有力的挑战——死是一种永恒的强大。
最终的胜利者是死神。中国叫阎王爷。别看它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
人死如虎。
死者为大。
都说明活人怕死人。人死如灯灭，不会再对任何人构成危险，人还是害怕死了的同类。如同怕鬼魅魍魉，怕因果报应，怕阴气晦气，总之还是怕死亡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人类恐惧死亡，就衍生出许多关于死亡的神话。于是死就有了魅力，成了墨人骚客永恒的创作题材之一。永恒的还是死。
吃死人。各种各样的吃法。
——拿死者做文章。作品里有死人的亲属、朋友、同事、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险恶奸诈的屑小之辈。人一死，围绕着他（或她）的人或站在远处旁观的人都可以据此做文章。各有巧妙不同，诡异谲秘，一波三折，唱念做打俱全。一把鼻涕一把泪。
一死百了，了不了。
许多问题活着无法解决，等人死了最后盖棺定论，最后摊牌，最后总爆发，总解决。死后算账。
不是死人跟活人算账。还是活人折腾活人。
没有一个单位、一个人，对一个死人长期在殡仪馆里躺着会无动于衷。
“入土为安”——不“入土”，死的不安，活着的也甭想安生。
于是我要发明一个词：“死道主义”。
阴阳交接过程中的故事太多了。这也是优越社会制度下的优越性，对每个人都负责到底——到底就是到死及死后的“入土为安”。
死，就很有学问，很有讲究了。
幸运的人不仅会生，还要会死，死得其时，死得其所，讲究死道。这也是我对阴阳交接的故事感兴趣的原因。
它不在“永恒”的范畴。以往表现生死题材的作品，多在生和死的价值上做文章。忽略了阴与阳的对接过程。把阴间搬到阳世，阴阳混沌，以死人整活人，阴盛阳衰，这是近年间才激烈起来。其间的人面与鬼面、公心与贪心、生道与死道、官场与葬场、肃穆与滑稽、文明与愚陋、热闹与凄凉，极尽阴间百态和人世百态。惊死活人，笑活死人，不记录下来既对不起死者，也对不住生者。
又一个吃死亡的。
战争减少，物质发达，人口暴长且寿命越来越长，地位级别越来越高，阴阳交接的事情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君不见火葬场的灵车每天来往穿梭，各种级别的治丧委员会、治丧小组如雨后春笋……
死道大有可为。
创作《阴阳交接》的时候，我仿佛得到了一个包拯的阴阳枕，躺上去就能自如地来往于阴间和阳世。自觉笔端有了鬼气，写起来容易得很。
谁若不信，不妨一试。
治丧委员会（或组）就是这样的阴阳枕。
我相信这部小说会使熟悉我的人有一种陌生感，不熟悉我的人当然更会感到陌生了。
尽管我们仍然被现实牢牢地抓住。
现实本身是不稳定的，飘浮的，难以捉摸和把握的。创作同样也是不患变，而患不变。
但，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自己的文学世界。不能把文学变没了，把自己变丢了。
现实的沉博、深刻和芜杂，构成了我的表现世界。逃避这些就失去了我——这不是在谈什么“主义”，我实在是无“主义”可谈。
以前可能注意现实的沉重和责任较多，现在也不想无视这沉重和责任。但作家对现实的感觉，并非真实的世界本身。现实世界培养各种情感。作家感知生活的方法不同，情感结构不同，精神走向不同，所以在同一个天底下生出许多绝不相同的作家。
不仅批判现实，还要理解现实，欣赏现实。看到现实对思想的校正、戏弄和宽容，以一种超越的力量投身于现实，便生出变化，生出幽默。即便不能构成大气象、大规模的幽默效应，有一种冷峻的机智、一种坦诚的荒诞、一种宽容的轻松也是好的。
幽默——是作家从现实中熔炼出来的金子，熠熠生光。
只有感觉被幽默激活，才能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幽默，智慧才能从沉重的束缚中溢出。
幽默——是现实生活给创作提供的一个契机。发现它，还能摆脱现实给艺术把握带来的困难。
比如，还有比死更沉重的吗？然而死又是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设想如果只生不死，这个世界受得了吗？死是一种美，是生的另一部分。
一九九○年五月
生的艺术
我曾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题写过一篇中篇小说，现在重提这几个字不是为它写续篇，而是想以这个“色谱”比喻人的美和生活的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万紫千红才是春”，五颜六色才是大千世界。真实的世界要比门捷列夫图表上的元素还要复杂，主宰世界的人，难道不更应该五颜六色一些吗？什么都是标准件，统一规格，全国通行，成龙配套，便于组织，便于领导，好处无穷。这是工业生产，系列化和标准化的确行之有效。然而人们的生活呢，也应该系列化和标准化吗？也应该随大流一窝蜂整齐划一吗？
旅游者每到一地，总喜欢找出那个地方独特的风格。我一到贝尔格莱德，也就想找出这个城市规律性的特征，经过了解得出的结论却是：没有规律就是它的规律，人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就是贝尔格莱德人的特征。
楼房林立，却一座一个样式，很少能找到两座一模一样的房子。他们为什么不嫌麻烦？像我们北京前三门的大板楼，整齐一致，如排队一样好看。设计出一个图样，大家都可以照着样子盖，这要省多少事！就连贝尔格莱德城郊的私人别墅的栅栏也是一家一个样儿：你搞铁的，我就搞木头的，你出这种花样，我变那种图案，实在不行还种上一圈花木当围墙，反正不跟别人重复。屋里的装饰更是花样翻新，有的挂画儿，有的摆工艺品。我在农村的一个私人饭店里看到墙上挂满了玉米、辣椒和各种动物标本，有山鸡、松鼠，还有老鹰嘴里叼着一条眼镜蛇，栩栩如生，倒也别有情趣。我到一位作家的家里去做客，一走进客厅看见迎面墙上挂着一只足有半米长的巨形皮鞋，鞋的前面有一个向上翘起的钩子，鞋窝里放着瓷器和工艺品。这是按照十四世纪塞尔维亚反抗土耳其人侵略的民族英雄卡拉骄耶维奇穿的鞋样式仿制的。
人们的生活情趣很浓，想尽办法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点缀生活。一方面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一方面又想把大自然的美抱在怀里。孔雀、鸽子、松鼠等可以成群结队在大街上逛来逛去，汽车都要给它们让路，和人享受平等的权力。保护它们当然是为了人类自己，至少可以调剂人们的情绪。当你心情烦闷、郁郁寡欢的时候，那些野生的飞禽小兽飞到你的脚边，爬上你的膝头，你的心胸不知不觉会开朗起来。在贝尔格莱德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和各种各样的家庭里，都养着很多鲜花，种类繁多，各家也都有自己所爱，多数不重复。鲜花是美的，它可以寄托和表达各种美好的感情。送朋友和献给烈士碑都用鲜花，我没有看见塑料做成的假花。好像美必须真，美而不真，不是真美。
南斯拉夫人的衣服更是多种多样，可以说朴素而不雷同。在大街上很少看到有两个妇女穿一样的衣服，就连她们脚上穿的鞋，手里提的包，也是一人一个样儿。服装店里的衣服全用衣裳架挂出来，任顾客挑选。你若是想买一百件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服装很容易，若是想买十件同种颜色、同种样式的服装，就会难坏了商店的服务员，只好往别的商店打电话求援，能否给您凑足也很难说。“虎美在背，人美在内”。我曾和南斯拉夫朋友谈论过他们的服装和种种关于美化生活的话题，开始他们感到惊异，因为他们并没有留意这些现象。
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学、极为崇拜李白的文艺批评家米路丁说过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你们中国作家观察得真细，真是旁观者清。我们认为设计房屋是一种创造，既然是创造，别人已经有的，你就应该避开，拿出你认为是最新的样式。人的个性五花八门，审美观不一样，智力也不等，他（她）们的服装怎么能千篇一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