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战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导将士的军事技能，即《将苑·习练》所说的“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二是培养将士的政治素养，即《吴子》所说的“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教战的水平，直接决定着军队的作战能力，决定着战争的走向。孔子曾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用不经教练的民众去应对战阵，就是在轻易抛弃他们的性命。通过训练，可以实现“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使得普通百姓成为保家卫国的精兵。
数万士卒，百万精兵又如何训练呢？《将苑·习练》总结《六韬》、《吴子》、《司马法》等策略，提出了一套可用的训练方法：即戎之不可不教，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然后习之，或陈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实际是“明耻教战”，即先教士卒懂得礼义廉耻，在此基础上教会军事技能。我们逐条分析，看看有没有道理：
一是教之以礼义。义，即士卒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训练就是要培养士卒严格遵守长幼尊卑之序，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懂规矩，守规矩”，保证内务的有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最初子路性格粗野，喜欢逞强斗力，性格刚猛爽直，头上插着公鸡的羽毛，身上佩挂着野猪的牙齿。一次，子路请教孔子：“君子喜好勇吗？”孔子告诫他说：“以义为最上。君子好勇而没有义，那么就会一起动乱，小人喜好勇而不好义，则会成为强盗。”经过孔子的教诲，子路由一介武夫，变成了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的名士，曾为季氏宰、卫国蒲邑大夫，还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成为孔门长于政事的代表。
二要诲之以忠信。忠信，一是指对国家的忠信，二是指对统帅的忠信。这是古代名将普遍具有的政治立场。郭子仪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在军队中，他处处做士兵的榜样，领兵打仗从不侵犯百姓，休战时，他和官兵一边训练，一边生产劳动，即使在安史之乱期间，他的驻地也随处可见精耕细作的庄稼。一旦朝廷诏命入朝，从不迟延。被鱼朝恩谗毁而削去兵权后，叛军进逼京师，朝廷恢复他旧职并予以加封，他坚决要求辞去虚职，只保留便于统兵作战的招抚观察使。他是历任四朝的卫国功臣，功盖一代而君主不疑，唐德宗尊之为“尚父”，正在于他的忠肝义胆。
三要诫之以典刑，即要以军法刑罚来警戒将士，使他们有所畏惧而加以约束。军队的日常管理、营务操练、战时进退攻防，都需要严格执行军法军纪。
《吴子·治兵》记载，魏武侯问吴起：“军队依靠什么取胜呢？”吴起回答说：“依靠严格治理取胜。”魏武侯又问：“不在于兵力的多少吗？”吴起说：“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无信用，鸣金不能收兵，击鼓不能前进，虽然有百万大军，又怎么能用于作战呢？治理好军队，要求驻扎时守纪律，行动时很威武，进攻时锐不可当，撤退时敌人追赶不及，前进后退有秩序，向左向右听指挥，队伍虽然被割断，却阵势不乱，队形虽然被冲散，但能恢复行列。将领和士卒同甘苦，共患难，这样的士卒能团结一致而不分离，能用于作战而不会疲惫。这样的军队不论投入到哪里战斗，任何敌人都无法抵抗，这就叫作‘父子兵’。”
四要威之以赏罚。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西汉名将周亚夫就以治军严整著称。汉文帝时，匈奴南犯，汉文帝派军驻屯长安外围，并亲自去巡视、慰劳驻防各军。他到别的军营，车驾、随从都得以顺利入营。唯独到了周亚夫掌管的细柳营，只见戒备森严。先遣官直接就被拿下，虽然以“天子且至”相告，但守门军士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即使是汉文帝的车驾，也不得进入军营，直到周亚夫传令才打开营门，而守门军士仍对汉文帝侍从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汉文帝只好遵照营规，按辔而行，由此感慨周亚夫“真将军矣”。
具体的教战之法：一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由单兵到多兵、由小分队到大部队，再由“伍法”到“军校”，再由“军校”到“阵图”，最后通过“大阅”进行合成训练。
二要切合实战。作战要以实践作为检验，垂空言，徒记诵，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古代常利用狩猎进行如战之阵的演习。战阵训练，主要是为了训练士卒懂得怎样由圆阵变方阵，由跪姿变立姿，由前进变停止，由分散变收拢，由集结变疏开，如此方能为实战打下基础。
三是逐层推广。古代训练，常采用“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方法，由点到面，层层铺开。
中国兵法专门有练兵之法，讲战阵、营寨、火器、舟楫、水战、陆战、火战、雨战等战法，虽然多是冷兵器时期的教战方法，但其中有不少练兵经验、带兵心得，限于篇幅，不能一一道来。
一支军队只有肃穆庄严，才能气势如虹。治军，与其治其外，不如治其内，内庄重则外凛然；与其治其兵，不如治其将，将庄重而兵容肃。如果将帅吃喝玩乐，即便部属旗帜鲜明、衣甲光鲜，也不能形成真刀实枪的战斗力，只能是锦绣满身的仪仗队。
良好的军容，是整个军队的精神状态与管理情况的直接体现。对内而言，可使军队保持较好的精神风貌和昂扬的士气；对外而言，可以警诫对手“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长勺之战中，曹刿观察齐军，“望其旗靡，视其辙乱”，由军容不整判断齐军军心涣散，才下令追击，取得战争的胜利。
军容代表着将士的士气。《尉缭子》说：“战在于治气”，“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良好的精神状态决定着军队的胜负成败。这就要求军队能够在作战训练时做到严肃整齐。能节制的士卒，即使遇到无能之将，也不致完败；不能节制的士卒，即使再有能之将，也不可以完胜。凡行兵，若无纪律，断不能成事，肃容，就是军队要有严明的纪律。
没有严明的军纪，一支部队不可能具备顽强的战斗力。一是政治纪律。中国兵法强调，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因为士卒来自百姓之中，行军打仗，全赖百姓支持，如果脱离百姓，就难以生存。因而历代皆要求将士不扰民，不杀老弱，不猎禾稼，并严加惩处滥行杀戮，掘冢焚庐，践踏稼穑者。
二是军事纪律。全军将士要能做到令行禁止，居则部伍不乱，行则进退有节。《吴子》就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军队有无战斗力，看的不是多少，而是有无严明的作战纪律。
三是内务纪律。善战之师，衣甲鲜明、军容整肃，平日做到部伍严整，战时才能易于呼名，不致失次。
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吕蒙，利用关羽的麻痹轻敌，袭取了荆州。为了在蜀军长期占据的荆州站稳脚跟，他一边抚慰关羽及蜀军将士家属，使其能够接受东吴的占领；一边要求吴军不得进入百姓家中，不得索取百姓财货。其中，一个士兵擅自拿取百姓的—顶斗笠，遮护作战破损的铠甲。吕蒙认为这是违犯军令，垂泪斩之。顿时军中震惊，吴军得到了荆州百姓的信任，加之他“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三国志·吕蒙传》），使得荆州蜀军旧部“吏士无斗心”，从而稳固了吴军在荆州的政治基础。
肃容，并不是简单的严明军纪，而是要恩威并施。威是法令、是军纪、是制度。而恩则体现为同情、怜悯、体恤士卒百姓。两者相互呼应，彼此配合，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将苑·哀死》说：
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体恤士卒，一方面要关心他们的衣食冷暖，尤其在艰难时期更要推己及人，像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爱他们，这才能使军队在危难之际仍然团结稳定。另一方面则要善于扶持和提拔部属，关心鼓励他们的成长与发展。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心怀感恩之心，并且忠于自己，无形中又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吕蒙入荆州，就是奉行了恤民善俘的传统。军队进入敌境，见其老幼，要能奉归勿伤，见到伤员，赠以医药。即便对待俘虏，也严禁去其衣服、淫其妇妾、离异其配偶。特别是对待战犯，元恶不可不诛，胁从不可不抚，对待残余势力，要做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目的都是在于争取民心，保护百姓，一如所言：“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东晋名将祖逖能够在没有朝廷政府支援的情形下，长期孤军作战，就在于他重视感化百姓，宽待俘虏，对降卒皆厚待遣归，大家为他的生生之德、不杀之恩所感动，因此归附者甚多。他能站在北方大户的立场上，甚至允许庄园主人两面归属，让他们深受感动，遂主动向祖逖报告军情。加之祖逖严以律己，勤俭节约，不畜资产，子弟耕耘，乐善好施，中原百姓感激涕零，才使他的北伐事业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援。
军队必须是威武之师，威武正是通过军容肃穆体现出来的。一支军队只有肃穆，才能庄严；只有庄严，才能气势如虹，令对手胆战心惊。威武在于心存正气，知道军人的身份；肃穆在于心存大义，知道军队的使命；庄严在于心存敬惧，知道国家的尊严。因而治军，与其治其外，不如治其内，内庄重则外凛然；与其治其兵，不如治其将，将庄重而兵容肃。如果将帅吃喝玩乐，朝臣文恬武嬉，即便部属旗帜鲜明、衣甲光鲜，也不能形成真刀实枪的战斗力，只能是锦绣满身的仪仗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