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求按工伤待遇（100%工资）。这农工一级可怜巴巴的工资，就是拿100%也没有多少。阿蔡要的是这个名目。阿蔡的道理是，他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受的伤。至于这个任务是不是正当，那是策划者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众承担。但是，工伤是要经过有关领导签字批准才算。哪个领导敢签字呢？形势已经变了，我们那次去喀什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现在各级领导躲都还来不及，谁还敢去接呢？
一场足球大赛开始了。
新领导把球踢给了老领导。老领导把球踢给了新领导。
阿蔡的问题在团里，师里没法解决，他决定到兵团上诉。
第一次到兵团还是在冬天。一个从腰部截瘫的人从上海赶到乌鲁木齐，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别在冰天雪地里，把他从车站背到兵团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满头大汗。
兵团机关工作人员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管阿蔡这件事的。这个部推那个部，这个处推那个处。阿蔡累了，不愿像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哪个处也不去了，就待在接待处办公室，你们看着办吧！
兵团也有困难呀，总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也得给我们时间调查一下吧。何况，武斗中受伤怎么处理，什么待遇，上级也没有文件规定，我们也得研究请示呀。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待在这儿还不把身体冻坏了。等我们弄清情况，就会通知你。
说得也蛮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团领导已经知道阿蔡的情况了。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这件事像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再一次去兵团，再一次回来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团上访，多年的交涉，阿蔡终于踢进了一球，他的要求达到了。到底是个什么政策，到底根据什么名目，阿蔡没具体讲，我更无从知道。
阿蔡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相当一部分竟然消耗在这么一桩小事上，我不禁感叹嘘唏。
值吗？12年的时间，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可以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能学到多少东西呀。人生能有几个12年呢？
然而，对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自腰部截瘫的人，他的后半辈子也许就靠这一点工资生活。他如果不争取到这一点权益，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个当年的三好学生，一个二级运动员，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
回到了2001年，回到了武康路阿蔡的小窝，两个饱经风霜的老知青还在长谈。
这十几年，阿蔡又是怎样走过的呢？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阿蔡又找到了自己的新“组织”──上海市残疾人协会。在这里，阿蔡结识了许多生理缺陷类似、生活困难类似的伙伴。残疾人协会一有活动，阿蔡总是当义工，发通知，布置会场，加入拉拉队。在这里，阿蔡的生命又迸发出火花。
在多次上访申诉的过程中，阿蔡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懂得用法律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深入，中国开始了向法制社会的转型。有了法，老百姓的权益就有了基本保障，各级领导就不容易胡作非为，有关人员执行政策就不好阳奉阴违。
然而，有了法而不懂法，这一切还是白搭。生活中，不少善良的老百姓被违法乱纪的权贵欺凌，被愚弄、被迫害，却不知道如何申诉，不知道如何讨回公道。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阿蔡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学法律，将来当一名律师，帮弱势群体讲话，为老百姓讨个公道。
上海图书馆，成了阿蔡常去的地方。在那里，阿蔡借阅有关的法律书籍，教材，以及专业杂志，记笔记，做练习。
清晨，阿蔡的轮椅夹杂在拥挤的上班族自行车队中，在马路上缓缓地行进。用双手的力量，拨动载着全身重量的轮椅的大轮子，朝着上海图书馆行进。从武康路到上海图书馆的距离不近，然而，有了目标，拨一圈就近一点。只要坚持，目标就可能达到。生活的道路，不也是这样么？
数年如一日，坚持下来不容易。阿蔡做到了。大部头的法律教材，啃下来了。深奥难懂的法学词汇，记下来了。国家规定，学法律的专业人士，必须通过一个什么考试，才有申请当律师的资格。阿蔡以自学成才、同等学力的名义报名参加考试，居然通过了。
离当律师的美梦只差一步之遥了。然而，这一步却像一道深壑，阿蔡无法逾越。弄不清是目前国家政策上有什么限制，还是阿蔡的身体条件有什么限制，反正阿蔡目前不符合当律师的条件，哪怕有了那一张证书也不行。
阿蔡没有气馁，他继续学习充实自己，他继续等待。时代在前进，改革开放在深化，国家的政策也可能进一步放宽。今天办不到的，明天有可能办到。
阿蔡有了自己的生活。
然而，晚上呢？
夜幕降临，夜上海灯红酒绿，下了班的人们开始了形形色色的夜生活。阿蔡却龟缩在这静静的小窝里，没地方可去，没有人交往，看看书而已。不孤独吗？
“阿蔡，你不想找一个伴侣？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遇上合适的人？”
“×××，好小子，你又拿我寻开心呀！”
天地良心，我真是替阿蔡担忧，没有一点寻开心的念头。然而，对照现实，我问的这句话真的和挖苦差不多。
“我已经习惯了。”
阿蔡又补充了一句。
“在生活中慢慢接触了解，一切都随缘吧！”
我也补充了一句。
阿蔡没有颓废，没有消沉，我为他高兴。
上海变了，新兴的高层建筑林立，崭新的市容连我这个老上海也不认识了。上海的人也变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紧箍咒一旦解除，那种装腔作势，三句话离不开“最高指示”
的高调不见了。
社会变得多元化，人们也显得更个性化了。当年把胸脯捶得嘭嘭响的“左左先生”，现在手持大哥大，出入歌舞厅，十分投入地唱着“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相反地，当年被贴上资产阶级思想标签，吃足苦头的落后分子，现在却关心起国家大事，甚至为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担忧了。
崭新的上海，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华丽的时尚、成功的人士、抢眼的新闻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被人瞧不起，被人遗忘的社会底层，还有着像阿蔡这样一批人。他们守着自己的信念，他们有着自己的追求，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
时间不早了，我向阿蔡告别。
我告诉他，今后回国时，我还会来看他的。
夜深了，我又沿着当年经常漫步的路，走着。
明天一早，太阳又会从东方升起，阿蔡又会加入浩浩荡荡上班的人流，喧闹的马路上，又会出现一辆轮椅，慢慢地向上海图书馆行进。
作者简介
请见《通往新疆之路》后的作者简介。
在哥哥走后的日子里
孟企平
善良的人性，是暗夜中的月轮，虽然朦胧却给夜行人以勇气；是久旱中的甘霖，虽然稀少却给焦渴的土地以希望；是三九严冬中的阳光，虽然微弱却给饥寒交迫的人们以温暖。她更是岩石下的草根，乍看不见，但你翻开岩板，会看到在那么严酷的条件下，草依然在顽强地潜滋暗长，总有一天会冲破岩石的重压探出头来，点染出一片春色。
在文化大革命那腥风血雨、摧残人性的年代，人的天性中恶的成分被充分释放并成为主导，但善良仍在。在哥哥走后的那些日子里，是人性的点点星光照耀着我，给我勇气、温暖和希望，陪伴我走过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
1968年初冬传来哥哥去世的消息，使人怎么也不能相信。这可能吗？哥哥孟铁强是1965年9月从长沙市五中高中毕业，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带队下放到边远的湘西南靖县五四园艺场的。在学校，他是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委员，下乡后他是团支部书记、知青队长，劳动不怕苦，事事带头干，为救火负过伤，出席过地区的知青学“毛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8年他还不满23岁，正是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们的父亲早逝，母亲患癌症刚做过大手术，我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且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在家，还有一个因病弱智、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弟。长兄当父，哥哥是全家的主心骨，他怎么会弃我们而去呢？然而，与哥哥一起下放的知青学友吴镇泰的一封靖县来信却把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摆到了我的面前。天塌了！山崩了！地陷了！
哥哥去世的消息让人猝不及防。这消息太突然了，他不是一个多月前才在母亲的病床前告别，按通知要求返回靖县就地闹革命去的吗？虽然听说知识青年成立的群众组织成了运动后期清理打击的主要对象，县里派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园艺场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他也在受审查之列，但不是还有那么多同窗数载、同劳动又三年的同学，还有一条天天挂在嘴上的口号“相信群众相信党”吗？母亲和我天天牵肠挂肚盼来的竟是他的死讯？！不！不能让母亲知道！少年丧父、中年丧夫已经让她尝够了人间的苦楚，病痛折磨和无辜受辱又雪上加霜，现在老天还要把老年丧子的最恸加之于她吗？
哥哥去世的噩耗令我手足无措。不让母亲知道是很难的。一个亲人长期没有信息会令人生疑，何况我们所在的母亲工作的工厂有数百干部职工，人多嘴杂，“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是死人的大事，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中国虽然科学通讯不发达，消息传播得却是出奇的快，上个月厂里一位女职工的丈夫在内蒙古草原上被另一派用马刀劈成了两半，不胫而走的消息不到半个月便传遍了各个车间、宿舍。加上母亲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这恐怕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使用范围极广的专用政治名词一直遗传到现在，只要你在中文计算机的键盘上输入“niuguisheshen”这一串拼音字母，它就会自动生成这个触目惊心的词汇），天天出门右臂上都戴一个黑袖章，上面一个大大的“牛”字。同事们有必要对阶级敌人抱有同情、保守秘密吗？想瞒，太难。想不瞒，更难！那岂不是要了母亲的老命吗？
怎么办？令人窒息的现实摆在了少不更事的我的面前。几夜无眠，无法可想，索性一咬牙，一跺脚，能瞒一天是一天！于是擦干了腮边的泪水，强睁开红肿的眼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悄悄地察看着母亲和周围的动静。半个月过去，居然风平浪静。母亲终于有些疑惑：“铁强怎么快两个月没来信了？”她每天跑到厂门口传达室去问，而每次得到的都是失望：“如今到处搞运动，信哪里会及时啰？莫性急，再等几天！”几天又几天，几天是多久？分分秒秒牵动的是母亲盼儿的愁肠！
只有一个办法-造假信！而这又何其难。哥哥一笔潇洒流畅的好字，让我关起门来背着母亲苦苦模仿了十多个夜晚。然后把假信装进另一个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靖县的知青朋友吴镇泰-唯一可以给我提供帮助的人。他把假信在靖县投递，信又寄到了长沙。那天，传达室的门卫终于给了母亲一个喜讯：“你靖县的儿子来信了！”母亲扬着信兴奋地回来，急不可耐地撕开，在昏黄的灯下阅读，头也不回地告诉我和身边的邻居王姨：“他们那里运动搞完了，园艺场解散，安排到了附近的塘湖大队，条件比园艺场还要好！”王姨惊讶地抬起头来：“咦-不是听说……”话未说完，被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制止。“这个好消息我要赶快打电话告诉你姨妈，她担心好久了！”母亲匆匆出门去了厂传达室。王姨才接着把话说完：“厂里人都在议论说，你哥哥在县里被挂粪桶游街，后来被逼自杀了，可惜一个好伢子！未必是造谣的？！”我回想起来，半个月来，许许多多异样的眼神，许多次欲言又止的神态，原来知道真相最晚的竟然是我们母子！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在路上，许多人走过来，不声不响地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肩，而在我母亲面前都守口如瓶，听她兴高采烈地复述每一封靖县来信的内容，附和着她的每一个评论。在她被监督劳动的车间里，人们默默地为她分担了劳作。在我家的窗台上，常常发现工友们悄悄送来的食物和用品。在批斗“牛鬼蛇神”的高台上，有人为她特别摆上一把椅子，而批斗主持人也视而不见，让她坐着接受批斗。我懂得：不管政治态度如何，他们都还是不忍心伤害一颗母亲的心啊！
然而春节临近，麻雀也要归巢，母亲去信要哥哥回家。吴镇泰焦急地把母亲的信转寄给我，商量对策。于是在正月初三那天，两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出现在家门前，那是来自靖县的五中同学周学礼和湖南师院附中知青好友刘达旦。他们告诉母亲，我哥哥因为公社留他突击写材料实在是走不开，只能委托他们来看望母亲了。他们带来了靖县特有的雕花蜜饯还有腌制的杨梅，掂掂分量不够，又在厂外商店买了两个柚子。家徒四壁，母亲就剥了一个柚子待客，那柚子不知是什么孬品种，既酸又涩。但母亲一边大口吃，一边不绝口称赞：“靖县的柚子真好，又大又甜！你们快吃！”我实在咽不下去，托故跑出门来，对着旷野放声大哭一场。
不料这集体合力营造的善意的谎言竟然能继续维持下去。其间，靖县方面寄回了哥哥的遗物-一只破旧的皮箱，盛着几件旧衣、几本日记，此外没有片言只字。传达室悄悄地通知了我，我不敢拿回家，厂里开恩给我在集体宿舍安排了一个床位，好把箱子安放在床下。睹物思人，肝肠寸断。我噙着泪读完了哥哥的日记，那是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急切希望摆脱家庭出身阴影，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他批判父母，鞭挞自己，期望像哪吒那样把全部的骨肉都归还给生身父母，成为一个完全脱胎换骨的新人，去赎前世的罪孽。
母亲省下生活费给他买了一件衬衣寄去，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样的城里公子哥儿穿的硬领衬衫，怎么能够在农村穿呢？怎么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呢？我要告诉妈妈，再也不要给我寄任何东西了，我要靠自己的双手建造新的生活。”在另一篇日记里他写道：“今天到县城挑粪，有位同学的粪泼了出来。我虽然用手帮他把粪捧回粪桶里，但动手前却还有着犹豫。分析起来，不是大粪臭，而是自己的思想深处仍然有不干净的东西，需要长期改造，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日记里表示：希望像当年“火线入党”的战士一样，用自我改造的行动来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赤胆忠心。
哥哥究竟是怎样死的，我终于从一些他的知青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哥哥在知青下放前后一直是被当做背叛剥削阶级认真改造思想的典型来培养的。担任团支部书记、队长也好，选为学“毛着”积极分子也好，上面的意思是让他在知青中带个头，利用他的威信协助管理这些难管的知青。但是哥哥在返城期间接触到许多新的思潮，开始反思社会和人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到靖县后，他再也不是原来老实听话的领头羊，反而参与组织成立了知识青年的群众组织，造了县委县政府的反，并提出了许多为知识青年争取权利、改善待遇的要求，团结大多数知青在当地形成了一派重要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