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愤怒地将回信连同信封撕成了碎片，抛向空中，纸片如同一只只白蝴蝶在黄澄澄的油菜花间飞舞，然后不见了。我破碎的心冰冷似铁，如果这算是我的初恋，那它就永远结束了，我已经在心里将它埋葬。我独自强咽下自己酿的苦酒，装出笑脸走回住房，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不再提起。但是我在心里狠狠地说：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再见到他，我一定第一句话就要对他说，恭喜你，革命成功了吧？
一语成谶。历尽离乱，30年后我们果真在长沙一家咖啡厅里重逢了。他对我问题的解答却真叫我大出意外。原来当时他家的遭遇更惨：父亲、舅舅、哥哥先后去世，母亲被打成“牛鬼蛇神”接受批斗，无家可归的他处处受人监视。在学校传达室拿到我的信，阅后他大吃一惊，第一个举动是观察传达室的校工钟大伯的眼神，揣测他是否拆看过信，再打听是否有人见过这封信，然后就分析我写信的真正动机。因为当时长沙的文化革命正是如火如荼，路人相遇，互问观点，一言不合，随处就可以成为大批判的舞台、群众专政的阵地。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情人、朋友同事之间相互检举揭发的情况比比皆是。
茶余酒后的闲谈，甚至枕边的私房话都抖落出来，成了整人的铁证。也有人戴罪立功，拿话试探，一有响应附和，马上交上去作为替自己减轻罪孽的本钱。我们分开两年，社会复杂，人心隔肚皮，突然来信，安知我不是故意倾吐些反动言论“引蛇出洞”？他思想斗争一宿，最后念往日交情，将原信烧毁，连灰都丢进厕所，冲得干干净净，自觉问得过良心。再义正词严地回了一信，想必就是拿到中央文革、公安部去，也分析不出个毛病来。不成想假戏真唱，伤透了我的心，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
凛冽的寒风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知青组没有菜吃，没有柴烧，两个男知青都不在队上，只留下了我和曹志华。我再也顾不得考虑蜜蜂过冬了，横下一条心，和曹志华一起卖掉了口粮，筹够了路费，终于踏上返城之路，像两只孤雁扑打着翅膀，飞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长沙。
我虽然离开了靖县的土地，但知青的身份没有改变，回到长沙也只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粮食关系，更没有工作单位的返城知青，我面前的知青生涯正长。
离家两年，母亲明显衰老了，精神更差了许多。她和两个弟弟挤住在别人换给我家的两间又小又破的公房里，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不久前抄家的时候，连父母的老相册都被抄走了。家里给我开铺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暂时跟母亲挤着睡。正说着话，哥哥冯世续风风火火地闯进门来，原来他早已从下放的江永县倒流回到长沙。哥哥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被吸收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湘江风雷”，他兴高采烈地把印着“湘江风雷”字样的红袖章拿给我看，并鼓励我一起革命、一起造反。他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我点下头，他就做我的介绍人，我马上就是个造反派战士了。我对哥哥说：“家里这个样子，妈妈老了，两个弟弟都还小，你还不如找个临时工做，家里才有饭吃。”哥哥撇了撇嘴，一副懒得与我计较的样子，转身又风风火火冲出去了。
母亲又告诉我，我姐姐来信了，要我到新疆建设兵团去。这个消息倒是立刻让我兴奋起来。我同母异父的姐姐王小筠1952年才14岁就报名参军来到了新疆建设兵团，也就是近几年被称誉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因为她生性活泼，又长得眉清目秀，便被安排进了文工团。她曾寄回来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那飒爽英姿让我羡慕不已。后来她与一名军官结婚，就调到所在连队改行当卫生员，想来生活状况是不错的。到“文革”时期，姐姐扎根边疆已经十多年了，从来信中、报纸上、电影中，人们都知道新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无人烟的戈壁变成了塞上江南、美丽的绿洲、各民族团结的天堂。我的耳边响起了那首那个年代人人喜爱的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描写的就是新疆军垦的场景：“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朝霞映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啊呀勒，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舱。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哎，来来来……”我对曹志华，还有下放靖县五四园艺场、一起返城的五中知青宋曼玲说了姐姐的来信，她们也高兴地要求与我同去。曹志华也充满着向往，希望成为一名骑马挎枪，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女战士。她们的态度更加坚定了我去新疆的决心。
去新疆路途遥遥，乘火车要走好多天，火车票价钱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哪里掏得起。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已经停止了，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只对一些串联到外地的红卫兵提供返回原籍的火车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因为我的五官和头发有点像新疆人，普通话讲得也还可以，她们俩就推选我假扮新疆红卫兵去要求返回新疆的火车票。
没想到第一次“行骗”居然是马到成功，到手了三张宝贵的火车票。
我们兴奋不已地回家各自收拾行装，突然又想到当时外出盘查很严，一路上都要检查证明，没有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是行不通的，说不定刚刚出发就被押解回来。可是我们刚从靖县农村回到长沙，又到哪里去搞介绍信呢？
正是束手无策，无计可施，曹志华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我们在五中读初中时的班长简光复同学。简光复出身工人阶级，根正苗红，虽然成绩一般，调皮捣蛋，但因为出身好政治可靠，在学校时就深得信任。初中毕业以后，他直接进了长沙水泵厂，成了响当当的领导阶级，还当上了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算是见过世面、远近有名的人物。但是，简光复虽然自己出身好，却并不歧视和欺负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们几个一直都走动得勤。为人又特别讲义气，能够帮得到忙的事，在所不辞，尽力而为。加上他一直爱慕着曹志华，所以她一开口，简班长就满口答应想办法。
过了两天，简班长来到我家，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空白介绍信，下面赫然清晰地盖着一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韶山兵团”的鲜红大印。我们问他，这张珍贵的介绍信是如何到手的，他笑而不答、秘而不宣，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厂里车钳刨铣样样俱全，能工巧匠多的是，自己这个革委会头头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啰。
拿到介绍信的我们欣喜若狂，小心地在介绍信上写明我们去新疆传经送宝，串联学习。只是在填姓名的时候，我们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真实住址。我们商定自己的身份是韶山中学的高中学生，现在是停课闹革命。因为如果暴露了真实身份，只要知道我们是假红卫兵、真知识青年，那就不仅仅是造假逃票的问题，要是再查出我们出身，一上纲上线，那就是犯了“假借伟大领袖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招摇撞骗的大罪，关上几年都不算多。即使是文化革命当中，秩序大乱，知青的社会地位也还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们只能刻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瞒起来。没想到歪打正着，我们用“曹东英”、“宋继红”、“王韶燕”之类的假姓名在各地红卫兵接待站登记，借路费、伙食费，到了运动后期清理还款，凡是用真实姓名、住址登记的，都一一通知去交了钱，只有我们安然无恙。
临近出行的前一天，简光复、胡天培等几个原五中初六八级的同学特意为我们安排在天心阁饯行。想到我们这一去，海角天涯，山高水远，恐怕是难得再见了，大家都有几分依依惜别。还在读高中的胡天培强打精神，半是鼓励半是安慰地说：“你们先走一步，到了新疆好好干，到明年我毕业了，也到新疆来找你们。”第二天到了火车站，那个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幸亏简光复的父亲正好在火车站的行包房工作，就领着我们从行包房直接进站，把我们和行李从窗口一个个塞进了快要开动的列车。
上了火车犯了愁，车上挤得满满的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不光是没有座位，连过道上、车厢连接处、行李架上都是人，气都喘不过来。去乌鲁木齐要八天八夜，这要我们如何是好。我们韶山红卫兵的身份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听说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红卫兵小将，车厢里各地的红卫兵肃然起敬，腾出一排座位请我们坐，他们自己钻进了座位底下，还一定要欢迎我们介绍革命圣地韶山，讲伟大领袖早年献身革命的故事。事到临头，身不由己，我们只好胡编乱造，瞎吹一通。好在他们对我们的身份深信不疑，听得眼都不眨。其实，那时候，就是把韶山吹得比泰山还要高，他们也会认为那是我们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感情比天高、比海深的具体表现吧。
列车一天天往西北开行，我们就在拥挤的车厢里度过。饿了买个冷馍，渴了喝口凉水。想到姐姐在来信中说的：她和姐夫已经在风光秀美的边境城市伊犁安家定居，家家都有小庭院，种着葡萄、苹果，我的灰暗的心里就燃起了一线光亮。
列车一路烟尘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火车站，走下拥挤的列车，眼前的景象就把我们惊呆了。候车室里凡是能够容人的地方，密密麻麻坐着、站着、睡着男男女女的青年，他们的身后是巨幅的标语横幅：“抬头望见北斗星，上海知青想念伟大领袖毛泽东”；“我们要活命！我们要返城！”。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早几年从上海支边到新疆石河子的知青，周总理还专程代表党中央到石河子慰问过他们。提起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声泪俱下，哪里是我们听说和想象的那般诗情画意。艰苦劳累、忍饥受冻就不说了，主要是连队管理简直是法西斯，动辄打骂关禁闭，逃跑的抓回来吊起来打。他们实在忍无可忍，就是绝食、卧轨、讨米也要回上海，死也要死在家乡。眼见为实，这一幕场景给初来乍到的我们一个下马威、当头一棒。走出候车室，冻雨夹着雪花扑面而来，零下二十多度。此时的江南已是草长莺飞，而乌鲁木齐还是朔风刺骨，积雪盈尺，衣着单薄的我们冷得牙齿打颤。
突然，一颗流弹（长沙俗称“冷炮子”）嗖地一声从曹志华的脸旁擦过，吓得她把头缩进衣领里，半天不敢伸出来。
曹志华有个亲戚黄伯伯在乌鲁木齐八一农学院当领导，我们三人径直去找他落脚打听。黄伯伯在运动中已经“靠边站”了，听清我们的来意，劈头盖脑给我们一顿训斥：“你们这些没出过远门的孩子真是懵懂，新疆哪里是你们想象的世外桃源！不多说了，吃饱饭，休息一宿，赶快回湖南去！”商量了一晚，宋曼玲说：“那还是靖县好些，至少是青山绿水。我们园艺场栽了好多橘子树，橘子树长大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她们两人又直接回了火车站。只有我还是心有不甘，想起在长沙和靖县的遭遇就不想回头，加上离姐姐所在的伊犁也不远了，一心想去投奔姐姐进兵团。一打听，去伊犁要翻过天山到北疆，路程还有一千多公里，不过，农四师在乌鲁木齐设的办事处倒是离得不远，可以找机会搭便车去伊犁。于是告别了同伴，一个人去了办事处。农四师办事处接待湖南人很热情，一位工作人员凑巧认识我姐姐，他悄悄告诉我：因为你父亲的缘故，你姐姐、姐夫正在挨批斗，你现在最好不要去！
原来我姐姐到连队担任卫生员后，因为经常要下基层巡弋，茫茫戈壁沙滩，地广人稀，连长不放心，经常亲自陪同护送。他是个甘肃汉子，憨厚老实，和姐姐相处时间一长，双方就有了感情，报告要求结婚，谁知惹恼了上级。因为安排八千湘女入疆是有长远考虑的，主要是解决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问题，而我姐夫只是个连长，级别不够。报告没有批准，另外给我姐姐指定了对象，我姐姐却坚决不从，铁了心要嫁给连长姐夫。不服从组织安排，这还了得！从此以后，婚虽是勉强结了，姐姐姐夫都没了好果子吃。同去的姐妹们升官的升官、转籍的转籍、调机关的调机关，只有我姐姐在连队一待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拿着微薄的几百元退休金。儿女都在当地就业，正是“一颗红心献青春，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
工作人员的悄悄话在我的耳中不啻晴天霹雳，震得我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又走到了火车站，曹志华和宋曼玲要等下午的车，我本来是打算给她们送行的，上了火车话别，她们一边一个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下车。正在拉拉扯扯，列车开动了，本来犹豫不决的我就被她们拖着又回了长沙。
从新疆回到我又爱又恨的家乡长沙，我的想法变了。既然逃到边疆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何不学孙悟空闹一遭阴曹地府。不过我和孙悟空的动机相反：孙猴子大闹阎王殿，是为了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上划掉，得个长生不老、与天同寿。而我只不过一心想要把我的名字重新加回到我家的户口簿上去，过一个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
我随着哥哥加入了造反的行列。1967年的夏天，长沙造反派声势浩大，各地的返城知青也纷纷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例如“湘江风雷”知青支队、直属支队，还有“红一线”、知青造反团等等。各个组织联合行动，高喊着“我们要户口，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返城”的口号，举行了几千人的游行。造反派还迅速包围占领了当时的南区公安分局，要求给知青上户口。听到消息以后，我赶忙拿着家里的户口簿跑去，只见南区公安分局里已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都在争先恐后地排队上户口。我也努力挤进去，果然我的名字又上了家里的户口簿，还给我发了几个月的粮票。不过我当时高兴得太早，只过了几个月，造反派失势，我的户口又被注销了，我又被打回原形，还是个一无户口、二无口粮的返城知青。
与我相同遭遇的返城知青还有不少。
我哥哥他们一群江永知青驻扎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他们都是有思想、写作能力很强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文章，诉说他们在江永几年遭遇的苦难。他们的文章张贴出去以后，总是引来许多人观看，许多人一边看还一边议论，流下同情的泪水。他们还派人上访北京，恳求中央来人调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