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听说镇上到了放电影的，那可是欢呼雀跃，全林场的知青们不等吃晚饭，便急匆匆地上了街。菩船、花桥、朱公几个公社的知青也来了，大家嘻嘻哈哈，跑上跑下，整条小街溢满我们的说话声、笑声，小镇突然间热闹起来。到了晚上，区卫生院门前的篮球场上拉起了电影幕布，区上和公社的干部们还专门给知青们放了好几排凳子。其实看电影只是一方面，更高兴的还是重庆老乡的见面，我们在一起亲热极了，就像亲兄妹，摆不完的家乡龙门阵，诉不尽的背井离乡悲苦情。看完电影，我们把镇上唯一的一个招待所让给其他林场的知青们住，我们场的知青都在公社堆放的棉籽堆里蜷缩一夜，但是大家心里都挺高兴。
19岁的我就这样忍受着殷殷的异乡思念，度过了几年难熬的林场生涯。但如果和后来的经历比，从1964年开始的两年林场生活，相对来说又算是比较平稳的日子。
1966年，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我们林场也成立了小小红卫兵，我还成为了林场和场周围大队的群众领袖。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我领导林场红卫兵狂热地进行斗地富和斗当权派的斗争。后来，又响应“砸烂社办场，杀回老家去”的“革命口号”，刮起了返城风暴。但是，这种革命行动的结果，是我和一些知青被公检法悄悄列进了“黑名单”。大串联开始后，我一段时间回到了父母暂住的成都新都县二哥那里，后来回到正直才知道，公检法准备逮捕的知青领袖、名人中就有我。公检法还准备枪毙一些人，幸好全县的留守知青红卫兵造反将逮人的黑材料抄出来了。天哪，我差一点在“文革”动乱中成了丛山老岭的冤魂野鬼！
刚下乡时，尽管我心中有一些怨尤，但仍有些自欺地用孟子的话勉励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而，事实把幻想击得粉碎，我没有因此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是在穷困、平庸中度过了一生。难道老天就是这样眷顾我的吗？
“文革”砸烂了社办林场。两年之后，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我们这批老知青也开始插队落户，我又怀着新的幻想来到了牛头坝这个新的广阔天地。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我所经历的，才真正是我人生中的沧海桑田，我从一个林场知青准农民完全、彻底、干净地变成了中国农村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我是经过好多人的建议，权衡再三，才决定落户牛头坝的。这是朱峨山丛山中的一个坝子，方圆好几百亩，坐落在陡峭的燕子崖上。相传若干年前有张氏兄弟来到这里。
哥先来，占了山顶上的大垭一带，修建了大张家祠堂，称先来户；弟后来，只能住在山腰，也建了小张家祠堂，称新来户。兄弟俩常因边界的田地归属问题不睦而械斗，历经数辈，至今两族仍心存芥蒂。
插队之后，我就住在小张家祠堂里。偌大的祠堂一处是粮仓，一间就是我的家。一床、一灶、一锅、一碗，从家里带来的一条被子和一箱子书，向队里特要的一张书桌，以及这些年来无时不在陪伴我孤独寂寞的二胡和长箫，这些就是我落户农村的全部家当。这祠堂里白日轻易不来人，到夜晚人儿伴着孤灯，耳听天籁俱寂，不时传来几声老鸹悲鸣，让人不禁起一身鸡皮疙瘩。
每天天不亮，队里催社员出早工的梆声就敲响了，人们得饿着肚子，做上两个小时才各自回家吃早饭。然后，除了吃晌午，就要一天做到黑，这叫两头不见亮，背太阳下山。
落日放工，回家煮饭。等吃过晚饭，收拾完家务，睡觉已是半夜。第二天清晨梆声一响，周而复始的贫乏日子便又开始了。
挖地、下种、锄草、挑粪、背牛屎……样样都得来。除了做集体的活，还得挤时间务队里分给我的那八分自留地，种点葱蒜小菜或南瓜什么的，以解决佐饭之需。一时吃不了的还可以做成咸菜，放在不同的坛子里以备青黄时节作菜。
春去秋来，手上的血泡磨成了死茧，肩背的皮肤晒成了棕黑，那件做工穿的破衣服因长年不洗也汗得酸臭。但我的工分也从每天七分加到了十分。一个劳动日的满分也就是十分，这可是达到了农村一个主要男劳力一天的工值！
虽然我成了全劳力，但也不值什么，一个劳动日就值两角钱，照这样计算，一年里一天都不耽误，我也仅能挣得七十多元钱。但是无奈地想想，自己也总算是自食其力了。
这年年终，我扣除了分口粮的工分，还分得现金二十多元钱。捧着这一年的血汗钱，心里也得到一丝苦涩的安慰，两眼含着辛酸的泪笑了。
牛头坝的光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日出荷锄，昏晚憩肩，学会了耕田耙地、栽秧挞谷、打石头、做木活；还修过电站，建过堤坝。再后来，我娶了个地地道道的南江村姑，生了几个儿女，那就真正脱胎换骨变成了南江农民。不要说当地人渐渐把我纳入了土着，就是我自己有时也忘记了曾经的知青身份。
我开始过起了真正庄户人家的日子。在屋外靠墙处，我用小树和麦草盖了一个很大的柴棚，用以堆放柴火和杂物。当里面堆满了柴的时候，我就安心了，因为一家人这一个冬天不用愁了。
我的屋边还建有鸡窝狗窝猪圈，因为庄户人家毫无例外都要喂养鸡、狗、猪。赶场的日子，“我家里的”（当地男人在人前对自己老婆的称谓）上镇子里挑挑选选买回来几只小鸡娃，又上别人家抱回来一只小狗，于是田间地头撒落的粮食、菜籽，放酸了的剩饭剩菜，便都由鸡狗们来收拾了。每天放工回家，鸡“咯咯”地叫，小狗欢跳着跑来围着人打转，用湿润的舌头亲热地舔人的手，小日子便也平添了一些乐趣。是鸡呀狗呀的陪伴我们一家打发了许多难挨的乡村生活。
我们家每年都要喂一两头肥猪和一头母猪。喂猪很不容易，每日三餐比人吃还要得紧，有时放工回家，顾不得给人煮饭，先得给猪们操办。猪食量大，每天晚上宰猪草都要弄到半夜。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也指望着猪。庄稼肥料靠着猪粪，吃肉也得靠猪。母猪就更重要了，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下两窝小猪崽，每窝少则五六个多则十一二个。喂上两月，得有二十来斤一个就可以拿去卖。按每斤猪崽一块钱，一年也可收入四五百块，一家人零用不愁了，我的酒钱也有了，还可以给孩子们添几件过年的新衣服。
庄户人家过日子什么东西都不值钱，但什么东西都离不了，瓶瓶碗碗坛坛罐罐，柜子缸子，磨子碓窝（杵臼）……哪一样都少不了。记得我们老大（大儿子）生后一个月就没奶吃，我不得不每隔三两天就用撮瓢端上几碗米到别人家的手磨上去把米磨成粉，给儿子煮米糊羹。老大就吃这长到一岁。后来，为了用磨子方便，我就为自家打了一副手磨。
家里好多的小家具小农具，像小箱柜呀、戗水缸呀，一样样都是我自己做的。到后来，石木二工匠我都练成半拉子了；再后来，我干脆就去帮别人做小家什挣点钱了。
这十年，我是脏臭重累的活计干过，粗粮野菜吃过，酸甜苦辣尝过，一手老茧，一身臭汗，增加了苦难的承受力，但是往日的理想和抱负却慢慢沉溺了。我感到自己饱尝苦涩艰辛，遍历人间炎凉冷暖，没有了光明和欢乐。那些年，我没有人可以诉说，只有默默沉浸在自己最喜爱唱的《草原之夜》、《三套车》、《森吉德玛》这些歌里。
“为了你我受尽了草原的风霜，望穿了双眼，再也不能相见哪，森吉德玛！……”这些歌声，还有一把二胡、一支箫，就这样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山乡难眠之夜……由于家庭出身在我心灵上投下的阴影，也由于1967年初看到的那张黑名单的影响，再加上初到牛头坝的失落，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万念俱灰。上坡劳动的时候，身体的疲惫使我心灵麻木；到了晚上，我更加感到可怕的孤单。我远离家乡和亲人，只身一人形影相吊，下意识地渴求人间最基本的温暖。
也就在这些日子里，生产队的老乡对我产生了恻隐之心。这天，我一个人正在汗流浃背地挖自留地，一伸腰，不经意间看到了隔壁张大婶家人团聚的场景：张大婶正在纳鞋底，她家几个娃也在院子里大婶身边歇着，融融亲情叫人神往。一阵阵思乡思亲之情不由得涌上我的心头！
忽然，一双慈爱的手将一杯水、一小块冰糖（当年少有的稀奇食品）递到我面前，眼前是张大婶慈祥的笑脸。泪水顿时充满我的双眼，眼帘外分明是我年迈的妈妈，我不禁动情地喊了一声“妈妈”！思念亲人的泪水再也按捺不住往外涌。
谁知就是这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叫，锁定了我后半生“南江老农”的命运。大婶可怜我，一定要他家二姑娘一辈子帮扶我过日子。大叔却认为不合适，为此，老两口还闹翻了。但从那以后，她家老二和队里几个大女孩就经常出入、滞留在我住的祠堂里。撤场插队的第二年10月，无亲无靠的我终于带着心如死灰的想法成家了，成了南江的上门女婿！
一年后，正值20周年国庆，我们补一下旅行结婚，回到重庆老家。妈妈看着我们，眼睛里透着无限的心酸和无奈。说实话，我心里何尝不梗塞？从根本上看，我的婚姻是可怕的孤单与极端的无奈的产物，谈不上两情相悦，而像一句歌词唱的：“在万丈红尘中找个人爱我！”但是在家的日子里，我妈仍无处不在地疼爱着这个从农村来家小住的三儿媳。妈常常带着儿媳一块儿从八楼下到街上去玩，买很多的零食给她吃。时至今日，“我家里的”年事已高，却仍然喜欢吃零食，大概就是那时留下的“病根”吧？
与妻子文化上的差异、精神上的差异、家庭教养的差异，导致了我们小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相互难以体谅的窘境，并不幸福，我们的婚姻仿佛只是以一种非人世的概念在延续。
这种难以言状的郁闷导致我常常跟一个相似命运的知青在一起宣泄。我俩都会一点乐器，就常借演奏以忘掉心中的愁烦。更多的时候是在一起把各自的苦闷斟满酒杯-那虽是自己酿下的苦酒，却也是苍天不公啊！
家庭悲剧矛盾的激化还在于我心中的那朵难以淡忘的玫瑰。我们是在镇上的上山下乡动员会上相识的。当时，为了表示对动员的抵触，每去应会我都带一本书去看。一天，我正埋头书中，感觉一股深情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我，一抬头，我便被那双秀目的电流击中了。会后，我将一张字条悄悄递给她，于是我们便开始每天相约在黄昏矿区的绿阴道上……卿卿我我，甜得如痴如醉，那是少男少女初尝爱情的滋味！
过了十多天，她忽然告诉我，她被招工到云南思茅一个工厂，月工资45元。事出突然，我怔住了，她却突然伸开双臂紧紧搂住了我，好久好久……她走了。但仅过去了七八天，我就收到了她从云南寄来的一笔10元汇款单，并附言说以后每月都要寄钱给我。然而就是这张汇款单，却让我受到了一贯家教森严的父亲好一番严厉的训斥，父亲还亲自去邮局退走了这张汇款单，夭折了我们稚嫩的初恋！后来，她仍然继续给我写信发誓要等我；再后来，我上山下乡了……从此天各一方，音信渺茫，我只能刻骨铭心地默默记住她的名字-那个故乡的青春漂亮的姑娘。婚前婚后的日子里，我都常常独自一人在野外吹箫，唱《秋水伊人》-忍不住想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