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1962年的一个夏夜，上完晚自习的阿建曾经在开满槐树花的校园里对着明月给我背诵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当时的他神采飞扬，才华横溢。44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们已是阴阳相隔。不知道阿建在天堂上可好？你既然知道“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为什么还要这么急急忙忙地“乘风归去”？天堂再好，你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难道你不挂念吗？
你走了，你的妻子女儿失去了顶梁柱，我们失去了人生一知己，有多少次我们徘徊在你家门口，回忆着你生前的音容笑貌，回忆着我们两家人一次次的倾心交谈，你的妙语连珠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而今我们只有靠回忆来填充生活的寂寞，再也没有这么知心的朋友了。
是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受苦的知青所受的苦都是相似的，但是苦中作乐所得到的快乐却各有不同：
一、打人了
青年点的房子盖好后，需要在院子里打井。因为地下水位很高，村子里都是使用抽真空原理打井，号称“洋井”。打井师父来了后，首先让我们把村里的电门总闸拉掉，因为用铁管往地下打的时候，上面就是裸露的高压电线，碰到就会出人命。一次一个同学拉掉电门后还在上面贴上一纸条：请勿合闸，但是在打井打到一半的时候，屋子里做饭的一个女生却发现电灯亮了，赶紧跑出来通知，打井师父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这时候那根长长的铁管正在电线的周围上下移动，我们只好又去拉闸并且派人守卫在那里。
井是打完了，但是事儿不能完，被合闸这口恶气得出。经调查是村里的电工干的，于是在1965年的张家村出现了这么一幅画面：七八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走在深秋的土地上，步伐坚定表情决绝，如果换上一身黑西装，戴上墨镜，活像一群黑社会的打手。他们到了电工的家里，大喊一声：××，出来！那个电工心虚地出来后，还没来得及说话，首先就挨了一记窝心拳，然后又挨了一下无影腿。两分钟后，这群人扬长而去，回到了青年点，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据说当时咋呼得最欢的男生只是担任了站岗放哨，而平时文质彬彬的那个男生却是最先出的手。奇怪的是，那个电工后来反而经常来讨好我们，一点也没有复仇的迹象。
二、张家村的烧烤
现在我居住的是鲜族人扎堆的地方，来客人只能请人吃烧烤或朝鲜冷面，单调了点但却非常正宗。但我记忆中最鲜美的烧烤还在张家村。
那时候下地干活到了地头时，打头的首先派一个“半拉子”（其实就是辍学少年）去偷其他生产队的毛豆或其他可吃的农作物，这样这个“半拉子”就不用干活了，只要机灵点不被人抓到就行。等我们这些人干到了休息时间，这个机灵的“半拉子”早就把毛豆放在干柴上烧熟了，我们就围坐在火堆旁，饿虎扑食般的恨不得手脚并用，在灰烬里找出烧得黢黑的毛豆，只听得一片吧唧声，最后个个满脸满手黑糊糊的，活像个包公。吃渴了就进行第二步：用铁锹在地下随便挖个坑，清澈的地下水就冒出来了，再随便撅一根芦苇，趴在地上，把头伸近水坑用芦苇管吸水，那水真叫一个甜哪。第三步就是吃饱喝足了到附近的水沟里洗脸洗手，再把烧烤现场毁掉就齐活了。现在想想，在农村的田野里吃烧烤总共分三步，还一分钱也不用花。
三、吃蛇记
生产队是水田，各种蛇很多。当地人是不吃蛇的。有个同学是湖南人，有点类似广东人，什么都吃，越是别人不敢吃的他越爱吃。他发出通知，凡是抓到蛇的都给他送去，结果有一天他终于大显身手，用红辣椒炒了一碗蛇肉，闻着好香，别人还是不敢吃，我可没管那套，跟着他吃了个够。
那天下地，我俩因为吃蛇肉都去晚了，到了地头，全体社员都用担心的眼光看着我俩，好像我俩刚吃完毒药。一个跟我最好的农村小姑娘，那天下午始终不离不弃地跟着我，她说怕我什么时候出现中毒症状好及时抢救。我们就这么以身作则大吃蛇肉，可张家村人自始至终不肯向我们学习。
四、占了大便宜
到了秋天，排水沟里的螃蟹都成熟了，我们胃口的收获季节来到了。晚上提着马灯，成群结伙地去抓螃蟹，光着脚在排水沟里踩，脚底下硬硬的就是一个个螃蟹了。一个晚上几个人能抓一水桶螃蟹，回来煮熟后大家分享。记得一次每人分到四个，一个女同学说她不敢吃，跟我商量用螃蟹身子换我的螃蟹腿，结果她吃了八个螃蟹的腿，我吃了八个螃蟹的身子。这次占的便宜可是空前绝后的，不过仅此一次而已。
五、学的俄语用上了
大家轮流做饭，轮到一个叫刘俊的男生做饭时，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公一母两只小狗，整天陪伴着他。他为公狗取名“伊凡”，为母狗取名“安娜”。说来也怪，伊凡特懦弱老实，而安娜如同河东狮吼贼泼。于是大家叫刘俊时，就连带两只狗一齐叫：“伊凡懦夫，安娜泼妇，刘俊伙夫！”这下大家看出来了，我们当年学的外语是俄语啊。
可怜的是，严冬来临时两只狗为了取暖，钻进了灶坑，新换的伙夫不了解狗的习性，一把火就给熏死了。
回想张家村的农民，首先跃入我脑海的是两个人：丁大爷和倪二哥。
丁大爷是我们到张家村最先和我们接触的农民，因为农村做饭都是大铁锅，公社领导怕我们不会用这种大锅，就派了丁大爷来给我们做饭。现在想想这一举措还是很英明的，别说大锅，就是小锅我们也不会用。丁大爷有五十岁左右的样子，长得倒也慈眉善目的。我们这伙人是抱着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扎根农村闹革命的态度来的，这下看到一个嘎嘎新的正宗的贫下中农了，就别提我们对他多好了。我们的衣服他只要看上了就随便拿，青年点的伙食本来就比当地农民好，丁大爷是做饭的吃得就更是好上加好了。由于我们是首批出现在张家村甚至辽中县的知青，所以公社给我们很好的待遇，起码大米饭管够了吃，丁大爷做饭又好吃，几个月下来，我们个个都像气吹的似的。当年那没有施用化肥和农药种出的东北大米，真是太好吃了，油汪汪的，没有菜都能吃两大碗。女生们尤其立竿见影，我们在前面走男生就在后面学我们走路的样子，胖得两条胳膊都耷拉不下来。丁大爷非常同情我们，总是用一种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他不理解我们干吗放着舒服的城里生活不过，跑到这里来遭这份罪。虽然当时我们感觉他觉悟不高，但是还是从他那里感到了很大的温暖。后来我们自己学会了做饭，大队部就把丁大爷撤回去了。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时髦的时候，丁大爷居然还给我们贴了一张。他以最了解我们自居，非常权威地声明我们这伙人的家庭出身都不怎么样，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严重云云，他要反戈一击。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他居然赋诗一首作为大字报的结束：“这些青年人儿，都是资本家的儿，不是牛鬼儿，就是蛇神儿！”看得我们又好气又好笑，当时怎么没发现丁大爷有这么高超的文学水平呢？看来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农民如果给了他一个表演的舞台，给了他一个适合的政治土壤，他也会摇身一变，变成使我们感觉陌生的角色。在“文革”中，千千万万勤劳朴实的中国人不都走火入魔了吗？
倪二哥比我们大十几岁的样子，家就住在青年点的对过，相隔一条土路。他是我们的常客，为人非常之热情，那真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种菜，闲暇时间和我们唠叨村里的稀奇事儿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整得（辽中土话）我们对他很有依赖，非常喜欢他。但他又是狡猾的。比如一次赶集回来，哭丧个脸到青年点，说在集上把布票丢了，大家马上好言相劝，之后纷纷给他募捐布票，还有个同学把她妈新给买的大头鞋也送给了他。后来别的村民告诉我们，其实他在集上把布票都用光了，买了不少的布。我们才知道上了那厮的当了，但也就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孩子多，太穷了。“文革”期间，农村割一切资本主义的尾巴，连农民的那点自留地都收回去了。倪二哥就更穷了，以至于发展到去偷生产队的塑料布（培育秧苗用的）到集市上卖，结果被人发现，公社派了一个工作组，把倪二哥好一顿批斗。去年我们到张家村还看到了他，可能是由于生活好过了，满面红光的，但是人却是痴痴呆呆的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给我们讲笑话时的机智幽默的影子了。世事沧桑，时光荏苒，一个聪明狡猾的农民，一个热情幽默的农民却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
人们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年一起下乡的26名同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以被称之为“知己”。回想我一生所经历的各个群体，总是觉得“青年点”这个群体是最令我心情愉快、心意相通的集体。
这是因为我们这群在1965年下乡的同学有着同病相怜的人生经历。当年的沈阳二中和现在一样，是沈阳市尖子生荟萃的高中。但是当年特殊的政治气氛使得我们这些政审不合格的同学别说上大学，就连在城里找个工作都难。于是乎大家聚集在张家村就是人以类聚的必然结果了。
青年点人才济济，首先有个同学作了一首《青年点之歌》的歌词，马上就有个同学谱了曲，于是这首歌就一直成为我们的“点歌”：“我们是党的好儿女，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改变穷和白，永远跟着党向前进……”歌词全都是豪言壮语，鼓舞士气的。每当夜幕降临收工回家，在广阔无垠的田野上，一群年轻人怀着建设新农村的美好理想，引吭高歌，歌声在混合着青苗和野花香味的空中随风飘荡，那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令人难忘的一幕啊！
当年农村实行工分制，按照活的类别和人的体力计算报酬，但大家都要求秋后算账的时候平均分配，其实这样男生是很吃亏的。大家说一定要把青年点办成“乌托邦”，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一个脱离了实际的理想状态，实行了一年就被女生们反对掉了。
男生始终是非常照顾女生的，没有柴烧时，男生下工每人必须带几捆回来，女生则不必。最令我难忘的是，几年之后，女生的身体明显不支，首先表现在吃不进去饭，于是男生主动在做饭时给女生蒸一盆大米饭，而自己还是吃玉米面饼子，这种照顾一直到大批知青回城。当然女生也为男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拆洗被褥什么的。青年点真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就是兄弟姐妹。
令当地人难以理解的是，公社曾经要把青年点迁到一个比张家村富裕得多的地方，我们竟然坚决不去，沈阳的东北制药厂来招合同工我们还是坚决不去。那是一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代。现在还有谁能理解当时那一颗颗年轻的心呢？
所以当地人说红房子里面住着一群疯子（青年点是村里唯一的红砖瓦房），于是“红房子里疯子多”的诗句纷纷出笼：
有看破红尘的：红房子里疯子多/假假真真奈若何/不忧今朝逢场戏/但恐来日梦南柯。
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红房子里疯子多/不循世故不拘格/言狂心奇笑明日/志远哪怕人难摸。
还有豪气冲天的：红房子里疯子多/无须愁肠叹奈何/二载挥汗铺绿毯/三秋舞镰斩金波/曾将宏图相思虑/总把农事共商磋/笑指千斤任重处/便有狂人含笑托。
总之，一本不知道是谁的日记本随便扔在了炕上，谁有了感慨，谁就胡乱写上几句。
我还算是个有心人，临回城的时候抄录了几首，一直保存到现在。
就是这群“疯子”，从1971年开始回城，至今已是35年了，每年的9月1日，必定聚会一次。先是拖儿带女的，逐渐儿女长大不跟着了，现在都是利手利脚的，我看很快就会带着孙子孙女参加聚会了。
就是这群“疯子”，从1971年离开张家村，大规模的回农村旧地重游搞了三次，小规模的不计其数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张家村，因为那是我们曾经放飞理想的地方，尽管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幼稚，甚至很疯狂，但是我们当年毕竟太年轻了啊。
作者简介
杨穗，1946年生于苏州，1950年随父母来到沈阳成为一个地道的东北人。1965年高中毕业，因政审不合格，不但大学不要，连街道小工厂都不要，只好下乡。1971年回城当过电焊工、不在编制的“黑”干部，1979年电视大学毕业后理直气壮地成为了干部，其实就是技工学校的老师。后来因学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黄了，又回到公司机关混事儿，53岁的时候被人一刀切回家。
我的名字叫郑畹兰
夏先争
前不久，知青朋友聚会时，曾经和我上山下乡到同一公社茶场的老朋友邓鹏对我说：
“你现在可以把名字改回来嘛。”一提到改名，我的心就隐隐作痛，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立即浮现眼前。
1964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于重庆六中（现名“求精中学”）初中毕业。数学中考后走出教室，教我班数学的周南芸老师立即拿着她在考场外做好的数学考卷与我查对做题步骤和答案，见我分毫不差，高兴地对我说：“你应该是100分（满分）！”其他科目也感觉考得很理想。正当我踌躇满志地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时，班主任何恩勤老师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依你女儿的成绩，完全能考上三中（当时重庆最好的重点中学）。但是，因为家庭问题，很可能落榜。”两天后，我果然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
与此同时，我班成绩前三名同学中，除我以外，还有向继卿（现名向继红）同时落了榜。其原因是她解放前三年已来重庆当教师的母亲正在被追究“逃亡地主”问题。随后得知，全年级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优秀学生全部落了榜。而出身优秀的“红五类”同窗们无论成绩优劣，却统统考上了高中或中专。
学校的革命教育虽已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血统低人一等，心里仍然愤愤不平。尽管《招生简章》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但是，我的中考成绩肯定会超过大多数考生，就是把“好”出身的录取完了，也该轮到录取我呀！年少幼稚的我哪会想到，已有明显血统歧视的《招生简章》还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一位当年在高校任教的兄长告诉我，1964年时，教育界有规定：在文化教育上，要“让地主资产阶级断子绝孙”！44年后，当年的班主任何恩勤老师歉疚地对我说：“那时贯彻阶级路线，早在升学考试以前，学校教务处就已在每一个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的表（指“毕业生政治审查表”）上全部加盖了“不宜录取”的印章，那时就已经确定你们不能上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