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友们换了一批又一批，我一个人一干就是一年多，几乎寸步不离煤厂，煤厂里经常只有我一个人。到夜里，那一大片山沟也只有我一个人。北风呼呼地吹，井水潺潺地流，不知名的野物声声嘶叫令人毛骨悚然。我不止一次独自流泪到天亮。最难熬的是春节，每逢春节倍思亲。上年春节，我与场友们在一起，或打篮球，或下生产队演出文艺节目，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冲淡了许多感情的东西。而今在煤厂，放厂停工了，工友们、场友们都走了，我既要守煤，又要守厂，寸步难离。失群的孤雁啊，真的度日如年。背叛家庭，脱胎换骨，经受考验，只能把那浓烈的想家之感，思乡之情强忍于心中。场部常派场友送来年货，转来邮政信件，陪我半天、一天。场友一走，涛声依旧，我又重复着孤独。亲人、同学的来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止不住的泪水一个劲地往外流。一把破二胡，拉着那《牧羊姑娘》、《康定情歌》、《数九寒天下大雪》、《思乡曲》度过这多愁善感的日子。
公社党委刘书记，林场颜指导员经常写信鼓励我：“要坚持，要挺住，党是相信你的。”
在那极其艰难的日子里，我总是向前看，水是凉的，我的心是热的；煤是黑的，我的心是红的。我的心中燃烧着征服未来的熊熊烈火。
由于我们经营得体，管理精细，也由于煤矿的煤层厚，煤质好，产量高，销路畅，煤厂成了林场的经济支柱。滚滚财源流到林场，加速了林场的建设，提高了场员的待遇。我的工作成绩得到了林场领导和同志们的称道，受到了公社党委的赞扬。我先后出席了达县地区首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和共青团达县第五次代表会。我更坚定了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入党的信心和实现脱胎换骨的决心。
久已期盼，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1966年6月29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党支部大会。开会时，公社机关党支部书记吴国全说：“今天我们准备讨论发展五名新党员，他们是王帮杰、周锡蓉、陈开益、冯在兴、李自森。我们一个个地来。”“听说今天要讨论我的入党申请，我的心像触电一样紧张。”（摘自我的知青日记）讨论入党，程序比较多，三个下来就到了半夜两点钟。吴书记征求了一下刘书记的意见，说：“今天的支部大会就开到这里，余下的同志下次会议再讨论。”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我这类的青年人，真的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回到煤厂，我更加干劲冲天，忘我地工作，期待着“下次会议”。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让我朝思暮想的“下次会议”一等就整整等了20年！
在林场当知青是我人生的起点，艰难困苦的磨砺铸就了后来的坚强。自那次参加入党审批会，仿佛我就是个党员了，我始终坚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后来的“文革”中，在插队落户期间以及参工后，我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干部，从基层到县委机关工作，做到了永不掉队。1985年我参加全国成人高考，以高出录取线160分的成绩上了大学，圆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梦，证明1964年的不录取是“历史的误会”。1986年，我在达县党校参加了苦等20年的“下次会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我用22年的艰辛，终于甩掉了父亲“脱胎换骨”从贫农到地主给我背上的沉重的“成分”包袱，完成了一个逆向“脱胎换骨”的过程。
入党一年后，我就担任了达县外贸局局长、书记；三年后，上调地区外贸局工作，后又担任了地区外贸公司总经理，直到退休，加入达县地区（现称达州市）离退休老干部的行列。在红色的大巴山，我献了青春，献了终生，实现了展示老知青才智和扞卫老知青荣誉的心愿。
悠悠岁月，无论当年有多么困惑，总让人时常回忆。林场的山山水水并不秀美可爱，总叫人有挥之不去的思念。是爱，是恨，是怨？说不清，道不明。几十年来，我和场友们多次回那受苦受难的山村，一踏上那条路，便顿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五味杂陈。1986年，我和一些当年的知青伙伴一起相约回到林场旧址。当年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盖起的楼房没了踪影，我们住过的茅草棚荡然无存，那些屋基和球场已遍布杂草，那成片成片被开垦的土地长满了齐人高的芭茅草，那当年栽的成千上万棵树一棵也不见了，路也没了。
唉！太阳还是那个太阳，蓝天还是那片蓝天，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个梁。啊！五年多的血汗付诸东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该向谁去讨回那逝去的青春？
1995年，我与知青战友带着爱人和孩子再次回山村。本打算登山赴林场，走到半山腰，都走不动了，且没路可走了。大家站在山间，喘着粗气，望着山巅。曾经读过我的《知青日记》的女儿感慨地说：“当年爸爸能挑100斤的大米上山简直是个奇迹。”我接着说：
“如今我自己也不敢相信那是真事。”
归途中，女儿向我提出一个十分严肃而且很尖锐的问题：“看到你们这些知青叔叔娘娘，一路上谈笑风生，亲亲热热，你们当年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一起朝夕相处五年多，怎么就没有一对耍朋友？更没有一对结为夫妻呢？”我艰难地回答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当年，我们林场真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们这些知青的身上几乎都背着沉重的成分包袱，扭曲的灵魂让我们有爱却不敢爱，只能残酷地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设想，如果两个需要脱胎换骨的知青坠入爱河，后果就严重了。”女儿非要一问到底：“有好严重？”我只得简而言之：“当时，我们知青们都有共识-地主儿娶地主女儿等于大地主家庭；地主儿娶资本家的女儿等于大资本家家庭。那他们的子女肯定升学无门。地主儿娶工人的女儿等于上中农家庭，那他们的子女升学就有希望。你就是属于后者，所以你能读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在场的知青们笑了，那些孩子也笑了，我女儿很不服气地说：“我可是硬考的，高考分超过重点录取线几十分，并不是因为你们俩都是共产党的书记，根红苗正，我才读成的！”我抱歉地说：“当初，我们哪里知道现在不讲成分了呢？”
2007年10月，我们林场23名战友聚首达县，共庆下乡43周年。在专程从深圳、成都赶来的孙世谋、程裕坤的倡导下，大家再赴魂牵梦绕的林场，来到山脚下，遥望鹰嘴岩、天音寨，年过花甲的场友们“畏途巉岩不可攀”，望而却步。我们来到老场长颜鲁海的坟前，挥泪烧纸，祈祷，追忆当年他带领我们艰苦创业的情景。仰望苍天，缅怀英年早逝已离开我们十多年的其他四位战友，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些“脱胎换骨”的同行者。他们当中，有的始终未能改变不幸的命运，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有的身体经不住“脱胎换骨”
的磨炼-当年女知青标兵唐善莉，30岁便瘫痪，40过点便撒手人寰；当年体壮如牛的知哥黄昌政，而今刚满60就拄着拐棍，行动艰难。有的冤里冤枉背着沉重的“成分”包袱，走这“脱胎换骨”的路-知哥邓光军，其母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帽子，后来落实政策时居然找不到任何一丁点资料说明她是右派，原来她不是右派，仅是一个误会。知姐王能旭，其父解放前为国大代表、城口县副参议长。解放前夕，配合地下党迎接解放军，为城口县的解放作出贡献。解放后，其父积极参与新政权的工作，任城口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一副主席。然其好景不长，1952年其父以政治土匪罪被城口县法院判极刑。37年后的1989年，城口县人民法院一纸判决，“原判的政治土匪罪科处，显然不当……撤销原判，应予纠错”；其母曾因不实和不应定罪的罪名被判历史反革命罪、现行反革命罪，1987年达县市人民法院一纸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父母都得到平反昭雪。得知战友们的那些情况，我的心真的在流血，深感自己原来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我算是成功者，那这种成功如履薄冰，机会太小了。在那漫漫脱胎换骨的路上，到处是阶级斗争的旋涡。身背沉重的成分包袱的知青们，“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我有幸倚仗着重庆求精中学打造的校篮球队长和校报《朝霞》的主编那一武一文两根拐杖踏冰前行。1971年，凭着出类拔萃的篮球技艺和近乎疯狂的亡命拼搏，我入选了达县业余篮球代表队。以知青为主力的达县男、女篮球队在地区运动会上一鸣惊人，双双夺冠，改写了达县篮球的下游历史。我随十多名知青球员首批被特招参工到达县商业局。正在庆幸当权派执行阶级路线网开一面，得知商业局按成分排队分配我们去下属公司，成分好的到棉麻公司、日杂公司、干果公司，差一点的到农资公司，我是最差的分配到废品公司。我想，需要脱胎换骨的我，在当权者眼里属于“人中废品”，自然该去管那些需要再生的废品，也许这叫对号入座，物以类聚。
同时被招为工人的知青球员，到各公司报到后，粮食定量几乎都是27斤或30斤，工种为业务员、采购员、保管员，唯有我一个人很受“关爱”，粮食定量为43斤，工种为打榨工。公司安排我去了废品仓库，操作古老的人工打榨工具。没过多久，又安排我去废品加工厂当铁匠。我暗自好笑，让一个从12岁起就戴一千多度散光眼镜的人去打铁，真可谓闭眼瞎遇到睁眼瞎。但我二话没说，服从安排，且好好地干，因为我有七年知青蹉跎经历垫底。我拿出当知青一小半的劲，就被大家评为公司先进。我感叹着：“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我指望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国大地，运动不断，革命在继续。1971年11月，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上级要求各单位必须张贴标语，办好大批判专栏。公司周经理为找不到人办此事而发愁，想起了李铁匠，急招我回公司，问我会不会办专栏，我犹抱琵琶半遮面，心里一阵窃喜，应承了这差事。很快，横幅大标语拉上大街，大批判专栏如期上墙。上级领导赞不绝口，召开现场会。接下来，专栏一期接一期，标语写了又写。不久，四川日报刊登了我写的中篇报道《废品堆里闹革命》，从此，公司办公室多了个位子，废品厂少了个铁匠，我站到了干部队伍中。
尔后，我又借助那武拐杖调到了县体委作篮球教练，再借助那文拐杖作体委办公室负责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小平理论的践行，中国人前进的道路变得宽阔，我抓住了青春的尾巴，扔掉助残的拐杖，在人生的路上夙兴夜寐地展示，不遗余力地冲刺。
然而，时光不可倒流，青春不会回头，一转眼，老知青人虽未老，一刀切的年龄到了。
数英雄，论成败，我们更应想想那百倍于我、千倍于我的失败者，他们失去了宝贵的青春，以至于失去了太多，太多。他们是失败的英雄。
“文革”前的老知青这个群体，几十年来渴望公正和光明，今天特别珍惜社会和谐。
可惜，对于我们的许多伙伴，和谐社会来得太迟。
青春的岁月像条山路，望着那弯弯曲曲的山路，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我情不自禁地朗诵起《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作者简介
李自森，男，1946年9月1日生。1964年于重庆求精中学高中毕业，当年9月9日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达县新桥公社林场务农。1965年考入西师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肄业）。1969年林场撤场，于当地插队落户。1971年3月，因入选达县篮球队参工到达县商业局土产公司。1984年调达县体委任办公室负责人兼达县男篮主教练。1991年调达县地区外贸局，后任达县地区外贸公司总经理。达县第十四届人大代表。2003年退休。
成都有个“青训班”
唐龙潜
“青训班”的全称叫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开办于1964年，其组织领导机构是当时的共青团成都市委。
1964年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一方面上山下乡正进入一种热烈的舆论准备，《人民日报》开始辟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专栏，河北的邢燕子、天津的侯隽，以及江苏的董加耕等下乡、回乡而“大有作为”的事迹正在广泛宣传报道。但从全国来看，还未形成一种运动，一定规模，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如何组织实施的手段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摸索、探讨、总结。另一方面，潜在的上山下乡对象已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广泛存在。
他们是在高中、大学升考中被淘汰而又无法在城市就业的待业青年。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近年来贯彻阶级路线被贯彻下来的人，时髦的称谓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因为家庭没有什么问题的青年，即使被升学的分数线拒之门外，也大多能够通过就业这一关。那时当个工人或售货员什么的是只需“政审”而无须进行文化考核的。只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才会因为过不了“政审”而在升学和就业中被同时“双开”，从而成为在城市待业青年中最没有出路的群体。所以当共青团成都市委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的大旗一举，迅疾投到麾下的便首先是这些年轻的末路人。不知道全国其他城市的情况怎样，但在成都正是这批人充当了有组织的成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驱。以我所进入的第二期“青训班”为例，在五百多学员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按当时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总之是非常光荣而又伟大的事情。见诸报端的那些典型也都个个光芒四射，或已身兼各种领导职务，或成为各种代表出席各种会议，甚至受到超规格的礼遇-如有幸同伟大领袖握手，并一同拿起筷子吃饭（进餐）。这样意义深远而又前程无量的事本该是“根红苗正”的正统接班人的事业选择，结果却荒谬地落到了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在接班问题上大可怀疑的人身上。这宣传和实际的矛盾其实绝大部分人也都心知肚明是宣传的虚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也心知自己和革命接班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但当时的情况用青训班学员的话说叫“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奈何？
“青训班”自开办起来很快奇迹般地膨胀，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由几十人到几百人，到几千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