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不录取通知书一起来的是分配到沙坪坝区中梁山重庆电机厂当工人的通知，1961年9月，我一百个不情愿地到电机厂报到。我校共有108人分到电机厂，大多数家庭出身“不好”，大伙儿戏说我们是中梁山108条好汉。在集中学习了三个月后，还没有下车间干活，我就回家不干了。我要继续上学读书，不能想象我一辈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那些简单的、机械的劳动，没有热情，没有创造力，感受不到工作的快乐，我不能那么活。我决定回家自修，来年再考高中。我把决定告诉母亲，她全力支持。
她从小就教育我们，知识就是力量，要求我们兄妹三人争取上大学。
半年后，1962年7月，在出身不好的阴影笼罩下，我战战兢兢地第二次进入中考考场，岂料发挥失常，考完后伤心得不愿出家门。正当我绝望之时，出乎意料地、录取通知书居然来了，我考取了北碚区的重庆朝阳高级中学（现在的北碚区重点中学朝阳中学）。
学校位于清波荡漾的嘉陵江边，美丽的校园绿树成荫，四季花香。根据档案记录，1962年中考我仅考了281分，比上年少了37分，还居然考上了。这只能说明当年的招生政策有所调整，让我这个“反坏分子”的子女有幸如愿以偿，上了高中。
高中一年级，命运之神仿佛开始青睐我，我恢复了快乐的阳光女孩的本来面目。一进校，我即被学校领导选定担任学校学生会学习部长、班上文娱委员，第二学期又改任学生会文娱部长。一年级期末，各班考试在前五名的，其姓名以镜框张榜于教学大楼进口处，我名列其中。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对我格外好，我的每篇作文几乎都被当做范文讲读，被同学们传阅，以致毕业时已找不回我的作文本。
我曾以夏衍的《包身工》（我们的课文），改编成话剧，集编导主演于一身，在学校公演引起轰动，我们还排演过《火烧赵家楼》等名剧，老师们排演《年轻一代》话剧，让我演林岚，我是唯一参加该剧演出的学生。我擅长体操、田径，曾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当时，我校女篮是北碚区中学校冠军。记得毕业前夕，我还是学校400米武装负重（提枪，背背包）跑冠军。我是学校、班上举办的政治活动、文体活动、下乡劳动等的组织者、参与者，为学校、为班集体争得了大大小小的荣誉，是公认的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在同学们当中很有亲和力，很有威信。
但是好日子不长久，大约高二年级下学期学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学生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一夜之间，学校里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干部一律免职，甚至连各科代表也不让当。我从红极一时的学生会和班里的干部、老师们的宠儿一下子变成了被人斜睨的落后学生、剥削家庭的孝子贤孙。班主任老师对我的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原来他很器重我，班上的大小活动他都交给我承头组织。因为我爱好文学，经常与他讨论看过的书籍。他教学严谨，一丝不苟，学识丰富，对我们班倾注了心血，我们由衷地尊敬他。他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令我非常难受。
那时，班上出身好的、出身一般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分别开会，老师布置不一样的任务。出身不好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剥削家庭，一遍又一遍地过不了关。我曾向老师和班上的团支书反反复复地讲过我的父亲，详细地交代了他的一生，批判父亲的文章写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们总是认为我还是没有从灵魂深处认识到他的反动实质。我一声声骂父亲反动军官、人民的死敌、反革命反人民的专政对象等等。其实我心里明白，父亲是当年的抗日英雄，没有任何罪恶，也没有与共产党为敌。而他钟爱的女儿却要亵渎他的英灵，昧着良心批判他，用脏水、用恶毒的语言污损他。即便如此表白，在高考政审中，我还是落得“对父亲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这一结论。
批判父亲我不存在太多的心理障碍，他死得早，我对他的记忆已经模糊。而学校要我批判母亲则使我痛苦不堪。我可怜的母亲，千辛万苦、孤身一人把我们抚养大，她有什么过错？错在和父亲做了八年的夫妻。我向班主任老师申诉，并将母亲写给我的信给他看。我母亲封封信都鼓励我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好好学习。班上的团干部们规定我定期汇报思想，要求我深刻批判剥削家庭烙印，与家庭、与母亲划清界限，他们反复启发我：
你母亲的政治生命与反动军官的父亲结合在一起了，你要认清她的阶级立场是与人民对立的，你要与她划清界限。我的心在泣血！为了换取我的安危，我就得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非曲直、违背伦理道义，去批判与我相依为命的苦命的母亲吗？要我昧着良心骂我可怜的母亲，那我真是猪狗不如的畜生！我简直要人格分裂了！在现实与良知中，我挣扎、痛苦、迷惘……最后想通了，你们爱怎么整我就怎么整吧，我是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天地良心这个坎的。我是我母亲的女儿，这个界限是永远也划不断的了。在我的高中毕业政审表中，教导主任徐××对我的评语是：“在阶级教育中不承认有反动家庭的影响，对父亲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在暴露家庭问题时流露出一种欣赏的情绪……”
那时，老师安排我帮助一个工人出身、成绩很差的女同学，并告诉我若她考试还是不及格，就是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位同学喜欢文艺，一向对我很好。自从贯彻阶级路线，我俩的身份几乎是掉了个个儿，她变成了骄傲的公主，对我颐指气使。开始我忍气吞声，耐心给她讲解。她总是一副爱答理不答理的样，不知道她是懂了还是没懂，让我觉得我像一个下贱的使唤丫头。后来我实在忍不住，索性不理她了。显然，这成了我看不起工农同学的铁证。
我爱体育锻炼，身体好，当年，俯卧撑能做几十个，也可以在单杠上像男生一样拉引体向上五六个，全校女生无出我右。劳动中，我因体力好，专拣重活、苦活干，抬石头、挑大粪等。那时，每个班都有自己种菜的副业地，每个星期都有劳动课。在盛行学雷锋做好事时，我也曾悄悄地去打扫过厕所。我班的干部们一说做好事就叫上女生们上男生寝室去收集脏衣服、臭袜子，我很反感。也许是少女的矜持，我从不跨进男生宿舍，也不愿帮他们洗脏衣裳。他们自己也有双手，干嘛要我们洗呢？
贯彻阶级路线后，班上的同学明显地分成了几个小圈子。干部们与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的鸿沟一天天加大，我由一个爱说、爱笑、爱闹的女孩变得沉默寡言。班上比较左的几个工农同学视我为阶级敌人，时时横眉冷对。而我又从不会低头示好，不会巴结任何人。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这首诗让我有了切身的体会，我决不会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可我的自尊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
那时班上的所有文体活动，从头到尾均是由我操持、组织、安排，可每每活动结束，受表扬与嘉奖就没有我的分。那种委屈与愤愤不平噬咬着我的心灵。我毕竟只有十八九岁，除了母亲以外，学校、班集体、同学们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学校离城里的家有五十多公里，那时交通不方便，家里也穷，我们只有放寒暑假才回家。学校又是封闭式教学，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关在学校，不准出校门，星期六下午上完课后至星期日我们才能出校门，大家戏称放风了。届时，约上好朋友，到北碚街上吃点凉粉、胡豆、逛逛图书馆，最爱看的是羊城晚报上面的“五层楼下”栏目，那是当时全国唯一反映百姓生活常态的一个小专栏。
高三下学期，我犹如醍醐灌顶、全力以赴备考，期望出现奇迹，圆自己的大学梦。但我内心深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大学对自己是高不可攀。毕业前夕，在学校的告别晚会上，我们演了一出话剧。是我和班上的一个男生共同创作的。素材来自《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上海资本家的女儿鱼姗玲奔赴新疆建设兵团的报道，取名为《决裂》，我导演并扮演女主人公。另外，我还编导演了舞蹈《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几个月后，我就真的去了那个美丽的地方！
我的政审表第一栏“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里，班主任填写如下：“该生入校以来，在政治上表现较差，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在阶级教育中不承认有反动家庭的影响，对父亲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在暴露家庭问题时流露出一种欣赏的情绪。同情和惋惜我校被打击的反坏分子。对学校贯彻阶级路线有一定的抵触情绪，骂工农出身的同学笨得很，提出“天才就是天才，聪明就是遗传”的论点，认为政治课是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该生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生活目的是为了吃穿玩，并且过早恋爱；贪恋外国十八世纪的作品，骄傲自大。但该生参加文艺演出活动比较积极，还关心班集体，劳动中较肯干。”
我的政审表第二栏“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情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