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欲问他是拿钢钎、铁铲、十字锹，还是拿挖锄、板锄，忽听一阵“沙沙沙”的响声，顶上的土已经松了，正在向下坍塌。“垮了！垮了！格资！”在我们的惊呼声中，“格资”
敏捷得如同小兔，一个转身冲出洞口，一个鱼跃向前扑倒在地。
“神仙土”未待人放，即已哗哗塌下，烟笼雾罩，沙尘滚滚，少说也有七八方土。
在我们的取笑声中，“格资”脸不变色，但心肯定还在跳，他笑眯眯地说道：“这个神仙土算啥子嘛！老子修康藏公路的时候，比这个深的洞也拿我没法，老子看到火色不对，扯起就是一个空心跟斗……”
“你今天啷个不翻空心跟斗呢？”有知哥问道。
“哎呀！我码不实在（意即弄不清楚）你们跑开没有，空心跟斗阵仗大，怕把你们几个整倒（意即弄伤）。”
收拾完“神仙土”，众知青欢欢喜喜、说说笑笑收工回连部伙食团吃饭去了。
我又饥又渴，脚步甚快，率先走进了伙食团，忽见与我一个生产队的知哥梁君（梁君系化名，本名朱良俊，其父为国民政府的一任县长。他现已从企业退休-笔者补记）正与温连长吵得如火如荼。梁君气得浑身哆嗦，温连长以“一将挡关，万夫莫开”的架势站在厨房门口振振有词道：“毛主席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参加劳动就是不开饭……”
原来，梁君这两日有点轻微感冒，懒懒地整日睡在地铺上，后脑一团头发已经睡成“绒毛”。知哥们知他并无大病，不过是不想做“仗笨”活路，也就不过问他，由他去睡。此时我见此情景，便知道是因他未出工，温连长招呼伙食团不打饭与他，要对他施行“饥饿疗法”。
猪尿包打人，痛虽不痛，但臊气难闻。是可忍孰不可忍！堂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焉有被你这般欺负之理？我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厉声大喝道：“姓温的，你不要太过分了！知青不是好欺负的……”
温某闻我之言，目光四下一扫，见有几个与他一个生产队的农民正来打饭，便挑衅性吼道：“知青干啥？知青你敢打人？你敢打我共产党员，连级干部？”
温某话音未落，几个农民立刻手握饭碗，前前后后护住了连领导。
“哪个敢动手？”
“贫下中农不是好惹的！”
剑拔弩张之际，猛听得“格资”一声吼叫：“干啥子？干啥子？老子大江大海都见过，未必然阴沟里还把船翻了么？”我回首之时，见他正在将披在身上的一件黝黑棉袄（是成都市专门发给知青的补助棉袄）抖落在地，雄姿英发，肩膀摇动，“啪！啪！”在胸口上拍了两掌，腰一下沉，双手握拳，两腿蹬开，扯了一个场子（即摆了一个架势），有点像打虎式，又有点像弯弓射月式，目光如电，直射温某等人。总之，扯了一个绝非太极拳、又非少林拳的纯粹麻外行的场子。
温某和那几个农民何曾见过这般阵势，那几个农民便纷纷后退意欲溜之乎也。我虽情知“格资”是装神弄鬼，虚张声势，但此时此景也只得假戏真唱，便有意压低嗓音道：“哎，“格资！”你娃把细（意即“小心”）点，不要弄凶了，整残废了，出了人命不好打整（意即“收拾”）。”
“让开哦！我晓得！”“格资”把头一摇，叭，胸口上又是一掌，一个虚步上前，又扯了个场子。仿佛双风贯耳，又似二龙戏珠，更像大鹏展翅……温某并几个农民或许此时想到家中还有三岁的娃娃、八十岁的老母，想到气是软的，挣工分供家养口才是硬的，便均不与“格资”交手比试，各自唧唧咕咕了几声：“凶啥子嘛？
又没有动手？”“算，算！”便作鸟兽散。伙房里，便有炊事员已将饭菜打好，送到梁君手上，“快吃！快吃！吃了又去睡倒休息，哪个又不生疮害病嘛！”众知青围坐于地铺上吃饭之时，齐声赞颂“格资”今日为知哥出了口恶气。“格资”高兴得如同在打牙祭，红光满面，慷慨陈词道：“龟儿，不是老徐把我挡到挡到的，老子今天硬想点他几爷子的穴道……”“格资”是一个能带给人欢乐的人，他有很多故事能让人喷饭。
下乡插队时正是报纸上、广播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一声更比一声高的年月。
记得我们参加的第一次批斗会是批斗全大队唯一的富农分子卢本善。按当时的口径，地富反坏右均是头上有“点点”、身上有“疤疤”的阶级敌人。本大队没有地主，这富农自然便由“老二”升格为“老大”，享受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一等待遇。
会场设在大队小学里。学校原系文昌宫，紧接大门的万年台保存尚完好，经修缮了的平房作了教室、办公室、教师卧室和厨房。方方正正的格局，正中一个大操场。当年，风华正茂的丁佑君被土匪抓住后，就是被关押在这里。她受尽土匪折磨，忠贞不渝；次日，又从这文昌宫里押到罗家场街上，被敌人剥去衣服，游街示众……烈士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使我们此时坐在烈士战斗过的地方，心中充满了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
几百名社员和知青坐在操场中，主持批斗会的大队书记厉声喝道：“富农分子卢本善站起来，交代你的罪状！”
一个身材瘦小年近半百的老头噙着烟杆，慢悠悠地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不惊不诧，穿过条条板凳，如散步般缓缓地向设有一张课桌的主席台兼批斗台走去。这时，竟从人群中传出了一声极富人情味的话语：“三爸，你走慢当点！”本大队姓卢的不少，这卢本善是很多人的“三爸”，也不知是谁在呼唤他，宽慰他。而大队书记也似听而不闻，并不在意这个不合时宜的称谓和关切。
“我每天出工、干饭。个把月哇赶回把场，没有做过恶事，没得罪状……”卢本善几经大队书记的催促，终于开口交代“罪状”了。
这哪里是交代“罪状”，按当时的说法，这分明是有意对抗革命知识青年和广大贫下中农对他的批判斗争。大队书记一时无言，静场片刻。这批斗会真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
这时，知青行列里猛地冲出了又矮又胖又黑的岳莽娃，只见他一阵风似的扑上前去，双眉倒竖，环眼圆睁，杀气腾腾地抓住富农分子卢本善的胸口，扯起就是一拳，“狗日的富农，还敢狡赖？”接着，拳脚交加，“啪、啪、啪、啪”，给了富农一顿饱打。卢本善一脸惊恐，作可怜状，双手上下移动护住了头部和腹下。会场中便有轻微的骚动，便有不满的唧唧喳喳声──“打得太凶了嘛！”“妈吔！好吓人哟！”
这时，我留意到了坐在我对面前排的邻队回乡青年王和富，也双手抱住头，双目紧闭，面部表情颇为痛苦，胸部一起一伏，似在作深呼吸。
王和富是我们下乡后最先认识的一个本地朋友。他时常来串门，借书，摆龙门阵，给我们背诵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屈原的《离骚》。还爱坐在我床上拉二胡，指法极不规范，左手只用中指、食指两根指头按弦，指头跳得很快，很古怪，像在跳跛跛脚，又像是一只小船在风浪中颠来簸去……他的父亲是富农，前年病故了。作为富农子女的他虽然成绩优良，高中毕业后也不可能考上大学，只有回家挣工分，我想象得到他此时一定很难受，想到了自己头上这一团不能消散的乌云……（28年后，我作为西昌市政府的客人——“知青第二故乡行”的代表，在市委招待所见到王和富时，他早已是中学教师了；人过中年，已经开始发胖，头发也开始花白了。）痛打富农卢本善的莽娃正在争取入团，半月前，才到专区医院去给本队的贫下中农杨大妈输了300CC血，并且高矮不要献血营养费。他此时的行动，自然与献血一样，都是在向党、向团组织表现自己爱憎分明，表明自己站稳了阶级立场。
见卢本善鼻血流了出来，大队书记立即站了起来，站在卢本善和岳莽娃之间，挡住了莽娃，他大喝道：“卢本善，不要装死卖活！今天的批判会暂时收工，你回家去，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监督改造！”
立即，便有人上前扶住了卢本善，替他擦去血迹……一场批斗会就这样闪电般地结束了。没有贫下中农抱着血衣上台哭诉；没有公社干部上台说挖出了富农的“变天账”；也没有公安人员出现宣布富农分子破坏抗洪大堤罪证确凿，立即逮捕。我怀着积极参加的心情走进会场，又怀着消极旁观的心态走出文昌宫，心绪烦乱地想：也许这个富农真的改造得还可以，没有破坏活动；也许莽娃打人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过火行为；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地富反坏右也是人类，不是兽类，是不是也应该在解放的范畴之中？但是，如果卢本善真的改造好了，王和富的父亲又已经死了，我们大队没有了别的五类分子，难道我们大队就没有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我们大队就提前熄灭了么……
后来，听说批斗会后，卢本善刚回家即有他的好几位贫下中农侄儿侄女或带着几个豆豉巴，或捧着一碗醪糟酒，或送上一把叶子烟去看望他，慰问他。再后来，听说好些社员在赶场路上一碰到莽娃就躲得远远的，说：“这个知青凶神恶煞的，打人好下得手哟……”
岳莽娃本在一队，后来社教工作组重组了知青小组，我和他都被分到了八队，我成了这个知青组的组长。我们这个知青组与房东杨大伯一家关系很好，后来岳莽娃娶了杨大伯的女儿，留在了当地，被安排在另一个乡的毛猪站就业。我前后三次回到西昌乡下寻觅当年的脚印，但三次他都在上班，我都未见到他，更为遗憾的是没有可能见到我们的老房东、他的岳父岳母。听当年任大队长的杨国绪说，杨大伯一家因炖食补药“一枝蒿”而食物中毒，老两口和儿子均不幸亡故了；幸得莽娃和他的妻子无恙。关于莽娃，我在《读江姐》一文中有一段有关他的记叙-就这样读来读去，也不知读了多少遍，无意间也就背下了《江姐》的全部歌词。
一日，与我同队的知青岳莽娃向我借去《江姐》。是夜，莽娃读了一会便下楼去“方便”，及至他归来欲再读，却不料夜风卷书页，油灯不识字，已将这《剧本》月刊烧去大半，《江姐》已一字无存。所幸者，尚未引起火灾。我串队归来，得见此剧残骸，虽无泪，却也难受了许久、许久……批斗富农之后，还发生了知青批斗知青的事，比如批斗偷吃“禁果”的“亚当”和“夏娃”；比如批斗“逃跑”回成都、途中又被挡回的梁君，但规模不大，仅限于本大队。真正大张旗鼓地知青批斗知青，是县上统一布置的对知识青年进行的所谓“整训”。
1965年，正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县上派来了工作组，组长是白铁生产合作社的主任或支书。一声令下，全公社200多名知青麻子打呵欠──全体总动员，打着铺盖卷到公社中心校报到，参加整训。
“整训”第一天，不要饭票的早饭吃罢，工作组王组长登台亮相，向200多名知青训话。
这位王某五短身材，白净面皮，身着一件网眼短袖衬衫，穿一条短裤，扎一条军用皮带，左手端一个搪瓷茶缸，右手夹着一支香烟，站在一张课桌之前。虽有藤椅他偏不坐，一会立正，一会稍息，一摇一晃、一板一眼地训起话来──我是县委，这个派来的；来抓知青，这个思想整训的；知青中有阶级敌人-这个结论还不能下得太早的；知识青年中存在着阶级斗争-这是可以肯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现在，我代表县委宣布整训纪律：一、不准请假外出；二、不准互通情况；三、不准互相包庇；四、不准……王某人训话训得唾沫横飞，喝了一口茶……因王某人身着网眼衬衫，他训话之后，便有知哥背地里称他为“洞洞眼眼”。又因“洞洞眼眼”不像人名，便有知哥改称他为“王烂眼”。
“王烂眼”搞运动很有一套，三下五去二便将知青划为了一、二、三、四类。一类为依靠对象，二类为团结对象，三类为挽救对象，四类为重点挽救对象。动员会、小组会、大组会、谈心会、交心会……革命须老实，对党要忠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主动交代从宽，被动检查从严，揭发他人立功。差不多是个个过关，人人检查。一、二类，不站稳立场，可以变为三、四类；三、四类有突出表现可以成为一、二类。共青团的大门，是对革命青年敞开的。天热异常，人人汗流浃背。“王烂眼”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不断单独召见向他汇报思想、揭发别人的男女知青。
气温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紧张，人人担惊受吓，个个提心吊胆。听说安全大队已经挖出一个贪污了一千多元的知青；又说，哪个知青有次想强奸生产队里的“瓜女子”未遂；又说是“格资”历史不清，问题复杂，是这次整训的重点对象……批判斗争“格资”那天，两百多人围成一个大圈子，“格资”站在中间，垂头丧气，接受揭发批判。
打死老虎和打假老虎，这是最可表现斗争精神而又绝对安全的美差事。打“老虎”
时，便很自然地使自己区别于“老虎”，可以免于被别人当做“老虎”打。一举两得，何不乐而为之呢？故而揭发批判“格资”高潮迭起──有人说他搞投机倒把，和他老母亲拉着两架架车红萝卜跑西安；有人检举他偷越国境，从杭州翻过两匹山就过了国境线，又被边防军喊了回来；有人揭发他当过土匪，在山上打了一夜机关枪；还有人说他宣传黄色歌曲，写了一首《十月怀胎歌》，用的是别名“陈华”。这些被揭发的材料，大都是“格资”平时爱“冲”的“壳子”；至于《十月怀胎歌》则是“格资”从与我一队的郭君那里借去的一本《南坪民歌选》中抄下的，又自己添了个“陈华词曲”，对知哥们说，陈华是他的笔名，是为了纪念他的老婆陈玉华……便有知哥吼道：让“格资”唱一下他写的《十月怀胎歌》。会场上齐声响应：“对的！”
“要得！”“喊他唱！”“王烂眼”也点头应允，对“格资”说：“那你唱一下，唱个一两段，大家好批判帮助。”
“格资”忸怩半晌，不得不唱，只得沙声沙气地唱了起来“一月怀胎……”他不识简谱，哪里会写曲子？唱的是《采花人盼着红军来》的曲调，不三不四，不伦不类，吊儿郎当，会场气氛由严肃紧张转为轻快、调侃，继而嘻嘻哈哈，笑成了一片，如同某单位在举办周末联欢会。“王烂眼”一改这数日的冷眉冷眼，也放下茶缸，用双手蒙住嘴巴，背过身去笑得肩头上下左右胡乱动弹……大会批判，分组批判，自我检查，检举揭发，每天开十几个小时的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伙食团的饭菜已是顿顿有剩，人人食欲大减，夜间教室地铺上梦话不断。斗争如火如荼，为了挽救这些一年前胸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热烈欢送下乡来干革命的知识青年。
一件突发的事，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降临了。
我们裕隆公社的安全大队知青马禄富自觉“罪大恶极”，走投无路，心一横，从楼上跳将下来，满脸鲜血，气息奄奄……这位马君为生产队里守了几个月的磨房，在大组批斗会上，一再要他老实交代到底贪污了多少碾米磨面的公款。他由15元到50元，再到100元、200元，最后承认贪污了1500元。“王烂眼”方定调道：“态度基本老实，还要继续检查交代，到底贪污了多少？”
当过知哥的都知道，守几个月磨房，总收入也不过三四百块钱，哪里去找1500元钱给马君“贪污”呢？“王烂眼”却还要继续追查。这马君寻思1000元如何赔退得起，如赔退不出，便要坐牢乃至被枪毙，既然已无活路，不如早寻死路，这才轰然坠下，意欲一了百了，永别18岁的青春。
电话打到县里，专区医院救护车飞驰而来。马君命不该绝，跌了个脑震荡，除鼻梁跌断，鼻子至今仍现印痕外，全身零件完好，也不曾骨折，说得上是不幸中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