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个朋友互相鼓励、互相帮助，集思广益，形成一个友爱、团结、奋发向上的小集体。在这个集体里，陈和威和张世学系高六六级毕业，任教高中毕业班的数学；袁仲生系高六七届学生，任教初中毕业班的数学；骆协政和刘长宜系高六六级毕业生，任教高中的语文；我初六四级毕业，自学有年，任教高中的英语。有时在厂办“七二一大学”工作的朋友卢铿还来客串复习。可以说，我们这个集体的总体实力可能超过绝大多数考生群体。
遇到大家都解不出的难题，就找同事彭孝敏老师请教。老彭是四川万县人，老大学生，不仅为人厚道，而且功底深厚，我们给她的难题，她总是很快找出答案，让我们这帮人心悦诚服。
然而过了几个星期，好朋友刘长宜没有任何解释，突然打了退堂鼓。几个朋友对此好生疑惑，因为长宜兄高六六级毕业，知识全面，尤其有文学方面的天赋，其总体学业水平不在我们任何一人之下。我当时就怀疑是学校领导，特别是黄某给他下了什么“烂药”。
但是我又不敢去劝说他，因为我怕他给我的解释会让我丧失希望：如果黄某告诉他的是我们上大学断定无门，我该如何应对？我心里知道，黄某对我不满，可能一手遮天，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他在我1977年的报考过程中做了手脚。但是如果我相信他的能力，那么我的任何努力就是徒劳，所以我只有拒绝相信他的法力，不计成败地往前闯，考了再说其他。
这时候，上大学对于一无所有的我，就像是那摩天的龙门，我就是那条一心想修成正果的鲤鱼，即使粉身碎骨，我也要跳啊！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别无他路可走，求学的道路我选定了，既然已经上了路，就在这条路上走到“黑”。
事实证明，长宜老兄当时的确上了黄某的圈套。有一天，黄某专门到长宜家，意味深长地说：“让邓鹏、陈和威他们去考好了，我看他们不会如愿以偿的。邓鹏、卢铿去年已经试过了，有什么戏？”可叹长宜兄生性忠厚，优柔寡断，居然听信了黄某的话，偃旗息鼓。但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独自承担失望的重负。为此，我打心眼里感谢他的友情。
高考前夕，母亲来信对我进行最后一次“战前动员”。在信中，她非常兴奋地谈到自己超负荷的工作和国家面临的大好形势：“现在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文教的春天”，干文教的人谁能静得下来呢？有时我也因过度的工作和学习而感到身体不适，感到老之已至，但一觉睡醒又忘记了一切，又照样走我的老路，认真地干起工作来了。三十年前，在可以选择其他许多种工作的情况下，我选上了教师这门手艺。我一直很满意这个手艺，别人骂什么“臭老九”的时候，我也没有丝毫自卑感……我内心常有一种自信和安慰，那就是我认为一个正直无私的人民教师是以终生淡泊而辛勤的劳动去换取桃李满天下，是以毕生的信念去争取祖国光明的前景。如今我已两鬓斑然才似乎看见了黎明的曙光。
鹏儿，你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比我好，希你努力学习，争取深造，将来做个理想的人民教师，为下一代多多造福，为祖国的科技战线多多输送新兵。奥林匹克的火炬将由老一代传交在你的手里，希你高高擎起它，向胜利的明天奔去。”大概怕儿子疏忽大意，母亲还用红笔在这一段话下面画了波浪线。
为了保证自己在高速转动中的身体保持良好竞技状态，我总是在赶场天买些鸭蛋和猪油，每天中午自己煎两个鸭蛋改善伙食，这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尽管焚膏继晷，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精力。我利用父母寄来的复习资料，将各种知识分成条块，实行了周密的复习计划，凭着自己的判断，找到重点，强化记忆。我甚至还准备了几个模拟散文，以应付语文考试里可能出现的作文试题。
1978年的高考，是我向命运的最坚决的挑战。我没有退路，志在必夺，大巴山14年的苦熬能否结束，就看那两天半的拼搏。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各门考试发挥正常，而且越考越有信心，越考越斗志旺盛。
值得一提的是，考试那几天，我和朋友王思明住在县城里的一个知青朋友张方琦家里。张方琦在城关小学工作，是个好客、厚道的人，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居住条件，而且每天把饭菜准备好，让我和王思明能够吃好、休息好，自始至终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在1978年高考中的胜利，张兄应拔头功。他的大恩大德，我终生不忘！
那一年，高考阅卷评分再不是暗箱操作，考试结果向考生公布。8月的一天，地区文教局打电话通知学校：我是全专区文科考生的第一名，好朋友陈和威是理科考生的第一名。得到这样的消息，我的激动简直无以言表。然而学校一个同事，竟然到厂领导那里去拨弄是非，说我目中无人，口出狂言，藐视领导。（这位同事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他很有才气，也有抱负，但内心十分阴暗。他曾因为自己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挫折，怪罪于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大概也为了表示自己对革命政权的忠诚，他竟然率领自己的兄弟掘开父亲的坟墓，将亡父尸骨取出，用锄头将其砸得粉碎！
但这一政治秀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毕业后他还是被发配到我们的“夹皮沟”里。）一个“坐直升飞机”上去的厂领导徐某听了他的一面之词，马上到学校来专门开会，煞有介事地谈教师队伍中的自由主义和目无领导。还意味深长地威胁说“不要以为自己报考了大学就有什么了不起”等等。我知道这些话有来头，会后就去徐某办公室说明实情。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新贵先入为主，不仅不听我的解释，反而板着脸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我深知节骨眼上小不忍则乱大谋，强忍心中的轻蔑和怒火，没有跟他对抗。
这一年，因为我在高考中为万源县挣了面子，跟县文教局的何远明局长也成了熟人。
何局长告诉我，1977年高考我本来完全合格，但是万福铁厂专门致函县文教局，要求他们扣下我（和卢铿）的材料。何局长抱歉地说：“当时政策界限不明确，我们也不好违背你们厂领导的意见。今年不同，高考成绩公开，你们厂里的人再也没有办法卡你了。”何局长的一番话倒提醒了我一件事：1977年秋天，我请求学校领导同意我报考大学，副书记黄某当时就说，学校正缺教师，不支持教师报考大学。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父母，意在让他们对不利结果有思想准备。母亲素来果断、机智，她马上来信表示：为了让领导放我上大学，她愿意到万源沙滩来工作半年，为万福铁厂子弟校培训几个英语教师。母亲的话我转告了学校领导，但是看来并没有让黄某回心转意。
第二次体检期间，我们一行人到县文教局填写入学志愿。我在四川省高等学校招生报考登记表第一栏第一志愿写下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专业。填完之后，与陈和威一起回我们住宿的旅店。旅店在城外两三里外的公路边上。当时太阳已经偏西，我们一边走，一边展望未来。我虽然兴致很高，但是心里还是不十分踏实。我在大巴山里已经待了14年了，想离开大巴山的心情非常急切，越急切就越是患得患失。从县城出来两里地左右，和威兄对我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在第一表第一志愿上选择四川医学院英语师资班，求最大的保险系数。”
听了好朋友的话，我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斗争：是啊，万一北大高攀不上，阴差阳错地落了榜，我的所有努力不是就全部付之东流？回到旅店，越想越不踏实，一想到跳不出万福铁厂，一辈子当黄某这样人的“下饭菜”，我就不寒而栗。左思右想一阵后，我赶回县文教局，不无犹豫地从何局长那里要回已经填写好的登记表，在一份新的登记表上将四川大学填写为第一志愿，医学院英语师资班为第二志愿。
显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这决定我后半生事业的关键时刻，我胆怯了、动摇了；我追求保险，放弃可能的辉煌。根据当时的条件，这一决定可能是完全明智的，但二十多年来，无论我怎样企图安慰自己，这件事总像心头上的一条毛毛虫一样困扰着我。
1978年10月4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上午，天朗气清，金风送爽，大巴山的群峰在秋阳的照耀下，格外苍翠；一层层梯田里的稻谷黄灿灿的，好一个丰收的年景！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正在学校的操场上跟几个同事聊天，管信件的陈邦国老师走过来，他狡诡地对我眨眨眼，笑着说：“邓鹏，你的信！”我接过他手中的牛皮纸信封一看，信来自四川医学院！我的手颤抖着撕开信封，从里面取出了盖有四川医学院大印的《录取通知书》！啊，我终于成功了！苍天毕竟有眼！苦海毕竟有边！我情不自禁地跳起来，忘乎所以，拥抱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莫名其妙的老党支部书记和几次告刁状陷害我的那位同事！
几天后，我告别了“万福”，告别生活了14年的大巴山，踏上了继续求学的征途。路过重庆时我还听说，省里复查高考试卷的结果表明：我是当年四川省高考的文科状元。
这条消息是否属实，当时对我已经无关紧要，我只知道，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常言道，好汉不提当年勇。从1978年考上大学至今，30年过去了。我个人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每当回想起当年的艰辛和奋斗，我都忍不住万分感慨。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好奇的学生偶尔会问起我的身世，我告诉他们：当年在大巴山里，我做梦都想不到今天会在美国的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
作为当年的二等公民，我衷心希望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的年轻人都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报效国家的机会，希望他们不再遭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论为借口的政治歧视。
作为学者，我用“着作等身”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为的是不辜负自己那逝去的、曾经为梦所支撑的青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反苦为乐的知青岁月
杨代欣
我1964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6年因父亲身边无人调回成都，在山区一共待了12年。
当时如果我的所谓家庭出身稍微好一点点，肯定是不会上山下乡的，因为我要读书，我能读书，我有我的愿望。但是在那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在那人性完全扭曲甚至泯灭，人根本不像人的年代，在那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年代，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这点起码的要求，都是无法实现的。
家庭成分是当时很大一批人身上的枷锁和头上的紧箍咒。
1964年初中临近毕业，学校要我们填《学生登记表》，填写这样的表最使我抬不起头的就是家庭成分一栏，因为给我定的是地主家庭出身呀！不过，当我听到班主任向一兰老师的一番话，我的心豁然开朗，转忧为喜，万分激动。因为他再三强调：“填你们自己的家庭出身，并不是依据自己父母解放前三年的本人成分，而是依据直接供养你的人的解放前三年的本人成分来填。”我的主要供养人是母亲杨汇川，她抚养了我12年，剩下的几年大部分都是国家负责，而我的父亲朱君友从来没有抚养过我们。所以我的家庭出身不应当是父亲的地主成分，而应当是母亲的职员成分。幼稚十分、少不更事的我就兴冲冲地向班主任汇报了此事。哪知道向老师当即就严肃地回答：“派出所怎样划的就怎样填！”意思你就是地主家庭出身。至今，我都没有弄清楚这个家庭出身应怎样划。对这个答复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向老师出尔反尔？为什么必须要由管治安的公安局派出所来划家庭出身？更有意思的是我下乡后得知：在当地，如果父母本人成分是富农或地主，那么其子女的本人成分也照样。可以想象在“文革”以前，不知有多少青年因为错划或误划家庭出身而被摧残、被打击、被排挤啊！
临近初中毕业，班主任通知我到办公室看我能看到的评语，虽然好的写了一大版，我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在评语中有“不敢正视自己的家庭”这样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评价。虽然我幼小的心灵非常沉重，但我还不可能知道它影响我一生的程度有多大，有多么可怕，有多么残酷无情。
不过，我并没有气馁，我从来就十分自信，依旧我行我素，疯狂地努力学习，填报的高中志愿是有名的成都七中。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居于全年级的前一二名，又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们同班同学都纷纷认为我填得好，没有问题，当然我也时时鼓励自己。但有时我心里也禁不住七上八下，会不会是我错了，运气会不会离我越来越远呢？
在“文革”前，有关成分和出身问题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其实这个政策是十分滑稽的，也就是说它既要计较成分，但是又可以不计较成分，并且还要看政治表现，而且这种政治表现在三者之间是处于“重在”的位置。这样的所谓政策，真是使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许许多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人都上了当，以为重在表现就能抵消前两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毫不客气地说，这种政策完全是愚弄人的政治游戏。
我考高中落榜的原因就在于此。这都是以后才知道的。我的父亲是地主分子，也就是“戴帽地主”，又叫“现管”，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母亲是“极右分子”，而且投河自尽。难道你杨某人能靠这样的家庭背景考上高中？这种家庭出身是十足的“黑五类”。
需要补充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母亲的问题获得平反（18级干部获得280元抚恤金）；而我父亲就十分特别了，经过好几年的折腾，他不仅得以全面改错平反，而且还获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经多方调查核实，他是成都“十二桥惨案”中被敌人批准枪杀的36个人中的唯一幸存者。我也莫名其妙地从“狗崽子”变成了“革干子弟”。这结论是幸运的，父亲几十年的不白之冤洗刷了；这结论又是苦涩的，这几十年造成的两代人的灾难和痛苦又怎样填平？这结论也是发人深省的，如果我的父亲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平反改正，我的遭遇就是公正的吗？推而广之，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因此剥夺了正常的读书和工作的权利就是应该的吗？
导致我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生计问题。由于父亲是“戴帽地主”，1959年又从砖瓦厂“压缩”回家，失掉了工作，无生活来源。我和弟弟同父亲就挤在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中，度日如年。冬天北风呼啸，人冷得直打颤；夏日暑热笼罩，蚊虫叮咬夜不能寝。忍饥挨饿，吃糠咽菜，遭人白眼，遭受欺辱歧视是我们的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