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暑假，表兄叶含弘从柳州回重庆探亲，顺便来我家小住。看到我读书不得要领的情况，忍不住给了我一些指点。表兄说：“自学必须有道，否则事倍功半。学习文学需要读的书太多，你在大巴山里不可能找到这些书，所以不现实。”我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过尼采的名着《查拉图拉如是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中国的诸子百家等，知道表哥之言不虚。那么学数学怎么样，我问，因为朋友当中王宗笠鼓励我自学数学。表兄想了一想，说：“学数学也不现实，因为你在大巴山里没有好的老师。”我不免有点怅惘。表兄显然有备而来，他说：“与其在文学上拾个一鳞半爪，倒还不如抓紧时间学一门外语。
学习外语不需要很多书籍，一套教科书就奠定基础。而且一步一个脚印，步子将迈得比较坚实。再说，虽然现在外语是个冷门，将来说不定大有用场。”
表兄的点拨，使我茅塞顿开，决定自学英语。通过初中三年的学习，我已经具备了自学英语的能力。当时书店里没有英语教科书出售，我就去找自己初中的英语老师陈知勇，陈老师慷慨地把他在大学使用过的许国璋主编的《英语》的第一、二册借给我。另外，我又在父母的书架上找到了几本红卫兵抄家时漏掉的英文简易读物，包括《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三人出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等。找到学习资料后，我决定返回大巴山“面壁修行”。我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是跟一个庞大的体系抗争，我不知道这抗争的结果，但是我年轻，我明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真理。
这时达县地区的所有社办林、茶场都已经解散，大批的“老三届”新知青因为毛泽东在1968年底发表的《12·22最新指示》涌进了大巴山，我们这些1964、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也就跟新知青一样插队落户。我和1964年同一批下乡的好朋友饶传辉、汪勃来到新店公社姚家坪的二大队二生产队落户，住在一个名叫挂鼓岩的小院里。院子里原来住着三家人：西厢住的是大队主任张志兴一家，他的妻子我们叫表婶；西北转角屋住着姚富云一家，我们跟着生产队里的人叫他“土哥儿”，叫他的妻子袁嫂嫂；东北转角屋住姚礼祥老伯和他的女儿一家，他的女儿我们叫木姐姐，他的上门女婿叫李成交，我们叫他老李。我们三个知青住在东厢的吊脚楼上，楼下是一间闲置的牛圈。我们跟院子里的乡亲相处得非常融洽。就在这面对青山、绿树环合的小院里，我开始了漫长的自学英语之路。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拿一本书，找个僻静的地方读半个小时的英语。白天在地里劳动，每次“歇稍”的时候，我就躲到一边，掏出书来默默念上几段，总是避免让人听见，以免招惹是非。晚上收工回家，轮到我煮饭就边煮饭边读书，以至经常把饭烧焦；不该我煮饭时，我就干脆在院子里或寝室里读书。
为了争取时间学习，我私自定了一个规矩：一年的时间一半贡献给集体，一半留给自己。按照我们的劳动能力，只要劳动半年就能挣足自己全年的口粮，不会成为生产队的负担；自然，年终结算时不欠生产队的钱，也就不会招来农民的反感。虽然我不是全年出满工，但是我一旦出工，总是全力以赴，从不偷奸耍滑，而且特别喜欢在别人不喜欢出工的坏天气上坡劳动，因为这样的日子生产队收工较早。我和两个“插友”还专门争着干其他人不愿干的活，如打燕麦，干半天就能挣12个工分，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大的效益，是种“名利双收”的勾当。那时我身强力壮，善于学习，通过几年劳动实践，已经谙熟生产技术，是生产队的全劳动力，干起农活来，不让生产队的任何一个“把式”，所以尽管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仍获得当地农民的交口称赞。
说来也奇怪，在茶场那个知青成堆的环境里，我的自学半途而废，而且终年辛苦，不得空闲，最后落于孤独和麻木；插队落户之后，我们生活在贫下中农当中，反而找到了学习的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当然，在农村学习英语的确使乡亲们匪夷所思。同院老李的儿子万平和张主任的小儿子良平经常过来看我读书，看到我书上的洋文，非常好奇，问这问那。我可以给他们讲解一些书上的故事，却无法给他们解释我心里的秘密。我自学英语的事不胫而走，邻近的草坝公社二大队有一个回乡知青叫陈前炯，很有文才，曾叹息生不逢时，做长诗《苦荞之歌》抒发怀才不遇的慨叹。他从旁人口中听到我自学英语的事，说我学的是“屠龙之技”。我听到哑然：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又如何敢说英语不是“屠龙之技”呢？对这样善意的嘲讽，我只是一笑置之，仍一如既往地自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之所以能够这样罔顾现实，是因为我做着一个梦。梦什么呢？梦的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是重庆七中高六七级的学生，长我一岁。她不仅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她在荣昌县插队落户。虽然两人天各一方，但鸿雁传书，互诉衷情。我对姑娘做出了许诺：耐心等着我，我会有成就、会脱颖而出的。爱情成为我学习的动力，支撑我在崎岖的道路上攀登。
人需要梦，因为梦总是比现实更美好。
1971年6月，我离开新店，参工到达县地区万福铁厂。刚到万福铁厂时，我被分到灰石场当“特重体工”，我的工作包括抡12磅重的铁锤，将大块的石灰石砸成小块，然后装进平车，送到卷扬机上，等大卡车拉到高炉上去，工作很辛苦。
我和其他二十几个工友住在公路边的工棚里，除了一张床，别无他物，床上挂起一副蚊帐，就算是自己的小小天地。每天下工之后，工友们有的打扑克牌、有的嬉笑打闹。工棚外面，运送矿石、焦炭、生铁的卡车鸣着喇叭过上过下，路上尘土飞扬。我就躲在自己的床上，专心阅读从家里带去的原版英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陶醉在那动人的故事里。忘情之时，似乎自己也成了故事里那位身世飘零而又终于如愿以偿的主人公。
那时，单位里经常有政治学习。我对政治已经非常厌倦，总是千方百计逃避。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溜出会议室，独自一人来到附近的小河边，或者读书，或者对着清澈的河水、青山、田舍上淡淡的炊烟和悠然自得的水牛驰骋想象……直到太阳落到山的后面，阴影渐渐覆盖布满卵石的河滩，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宿舍。
1972年，万福铁厂的子弟校办起了初中，缺少教师，尤其需要英语教师。学校领导听说我的英语不错，就通过厂宣传科把我从灰石场调到学校。当时厂里有不少分配去的大学毕业生，本来他们才是子弟校教师的最佳人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大学生都愿意留在机关科室，或者在工区当技术领导，谁愿意到子弟校当保姆？工厂领导只好找工人队伍里的知青来充数。
我出身于教育世家，对教书这个行业至少没有反感。我也知道，学校工作会让我脱离体力劳动，给我更多的读书机会，何乐而不为？于是欣然去学校报到，从此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其时我24岁。
在学校，我开始了更系统的自学。因为一方面我知道自己知识欠缺，为不误人子弟，必须充实自己；另一方面，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自学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当时主管教学的罗启孝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分给我一间九平方米的寝室。从此我下课后，回到寝室，把门一关，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学业有明显的长进，先后学完了许国璋的《英语》一至四册。
第二年暑假回家，我在重庆的外文书店里买了当时唯一的英语口语教材《林格风》及其唱片，又买了一台电唱机。有了它们，我下了课就经常关在寝室里听《林格风》。
《林格风》并不容易听懂，尤其是第二册以后，难度加大。我有些急躁，写信向父亲请教。父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1949年以前因为工作关系常跟洋人打交道，英文很棒。他来信这样指导我：“《林格风英语教程》第三册，书上原名为“AdvancedEnglishCourse”，应译为“高级英语教程”。我已试听了其中几张唱片。听起来真觉得很是“高级”。“高级”
在于：1．每篇教材里的生词、成语不少，需要花工夫查字典，需要工夫去理解；2．唱片里的说话速度真快，快得异乎寻常；3．文章体裁特殊，多半属于新闻报道、实况广播之类。这类“高级”之处，待到你自己听到唱片时，便会自知。”父亲告诉我，之所以听起困难，是因为不熟悉教材的内容，只要熟悉教材的内容，听起来就不仅容易，而且有味了。我遵照父亲的指导，交替阅读课文和听唱片，果然奏效。一两年的工夫，就基本上攻克了《林格风》。
父母知道山区缺乏信息，还不时从重庆给我寄来英文的《北京周报》和《中国建设》。
关于如何阅读《北京周报》，父亲在信上说：“这个刊物看起来比较枯燥一些。但在当前自有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学会看它。不必每册每篇都看，我以为一册之内，只要看一、二篇文章或者一、二段消息报道就行了……为了节约时间，又能掌握阅读《北京周报》的能力，不妨在某一期上着重看看有关某一方面的文章，而在另一期上又着重看看另一方面的文章或消息报道……遇到《北京周报》上的文章或消息是在中文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我以为最好找到有关的中文报章杂志来对照着看……”关于《中国建设》，父亲说：“这种杂志看起来比较富于兴趣。你看《中国建设》，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看其中的一些文章……遇到富有意义的词句，还可以抄写抄写，用心记记。”父母送来的资料，不仅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而且为我搭起了自学英语的阶梯。
到万福铁厂子弟校不久，我结识了沙滩公社小学的李尚志老师。李兄是四川内江人，1965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文化大革命中却被糟蹋圣贤的政府分到沙滩小学教小学和“戴帽”初中的数学。李兄是那种大智若愚的人，他不仅有数学天才，而且爱好诗词歌赋，古诗写得很有章法。其中一首题为《自勉》的七律写道：“平生夙愿竟若何，为国争光志不磨；不作孤芳寻自赏，愿为滴水汇江河。攀登岂畏千般险，读书不辞万卷多；回首征途才一步，宜将剩勇奏新歌。”“文革”以前他从来没有下过象棋，分到沙滩完小之后才学下棋，但是他天分过人，棋艺日新月异，尤其善于下盲棋，不仅跟他的老师“张胡子”过招，而且能跟几个人同时对弈，很快成了沙滩象棋一霸。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很快跟李尚志结成知心朋友，除了在一起打乒乓球、下河游泳、合奏器乐（我拉手风琴，他吹笛子），还切磋自学英语的体会。
古人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跟李兄交往三年有余，收益可以车载斗量。
自学不但需要正面的支持和帮助，而且需要反面的刺激和鞭策。逆境使弱者沉沦，使强者奋发。在万福铁厂的七年多时间里，我屡遭挫折，所幸的是，这些挫折不但没有压垮我，反而成就了我。
1973年，父母来信说，高等院校要重新开门招生了，只要有单位推荐，任何人都可以报考。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不安。激动的是-我自修了好几年，学业有了明显长进，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求学的愿望。不安的是-报考需要单位推荐，我在万福铁厂无亲无故，没有臂膀靠山，找谁推荐？思忖再三，我鼓起勇气去找厂里主管宣传教育的魏副书记。
魏书记是万福铁厂的第二号人物，据说他原来是平昌县某乡镇的一个裁缝，土改时参加了革命，后来调到万福铁厂工作。因为他有小学文化程度，办事又四平八稳，所以官运亨通，坐上了万福这个所谓“达县地区的鞍钢”的第二把交椅。只要他同意推荐我，我就能够参加考试。
找到魏书记不是很容易，我等了几天，终于在离厂部不远的地方把他截住。我知道他很忙，就匆匆地向他陈述了自己的要求。最后我战战兢兢地说：“魏书记，我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即使参加考试也多半不会被录取，但是我希望领导给我一次检查自己学习的机会。学成之后我一定会报答领导对我的培养。”
魏书记慢条斯理地说：“你的要求我知道了，让我们研究研究再作答复。”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听到任何回音。
那年秋天，厂里所有主要干部的儿女，凡是符合年龄条件的，都上大学去了，包括魏书记的千金；而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时的心情岂止是“失望”二字可以描述！
也就是那一年，东北一个名叫张铁生的知青在高考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成为“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的工具。
常言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自从到万福铁厂工作之后，不顺心的事一个接着一个向我扑来。1973年7月12日，河南省马振福公社中学学生张玉琴因为不愿意学英文，受到老师、学校批评，一时想不开，竟投河自杀。这一下，“四人帮”找到了进一步摧残中国教育的“钢鞭”，炮制了臭名昭着的《五号文件》。
1974年2月，这个文件一下达，我们这些中学英语教师首当其冲。本来我们的困难就够多了，英语教科书充斥着知识垃圾-第一课是“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ALong，LongLifetoChairmanMao”（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三课是“Theworkingclassistheleadingclass”（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样乌七糟八的内容，莫说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就是一个英语科班出身的教师也没有高招。一些顽皮的学生知道这个文件后，公开向我挑战，他们口口声声说：“不学ABC，一样闹革命。”有的学生甚至当着我的面把英语书撕烂，以示挑衅。我那时血气方刚，愤怒到几乎要对学生动武的地步。反智主义的逆流不仅毒害了我的学生，而且剥夺了我仅存的一点职业自尊。
更糟糕的是，跟我交往了五年的女朋友因为我陷在万源，几乎没有调回重庆工作的可能，经不住她父母的劝说和社会环境的压力，在同我的关系上开始退却。和我一起下乡的好朋友饶传辉当时已经参工回了重庆，十分了解我的处境，为了成全我和我的女朋友，他愿意跟我对调工作。我断然谢绝了这样的好意：我宁愿一辈子打光棍，也不能让朋友作出这样的牺牲！1973年，我跟女友的恋爱关系经过几度风吹雨打，终于结束了。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变故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在就业、迁居方面没有自由，在终身大事上自然也就缺乏自主权，更何况我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实在狼狈。痛失所爱之后我很难过了一些日子，继而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和出路。想来想去，悟出一条道理，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