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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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守望心灵(7)

1968年暑假,表兄叶含弘从柳州回重庆探亲,顺便来我家小住。看到我读书不得要领的情况,忍不住给了我一些指点。表兄说:“自学必须有道,否则事倍功半。学习文学需要读的书太多,你在大巴山里不可能找到这些书,所以不现实。”我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过尼采的名着《查拉图拉如是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中国的诸子百家等,知道表哥之言不虚。那么学数学怎么样,我问,因为朋友当中王宗笠鼓励我自学数学。表兄想了一想,说:“学数学也不现实,因为你在大巴山里没有好的老师。”我不免有点怅惘。表兄显然有备而来,他说:“与其在文学上拾个一鳞半爪,倒还不如抓紧时间学一门外语。

学习外语不需要很多书籍,一套教科书就奠定基础。而且一步一个脚印,步子将迈得比较坚实。再说,虽然现在外语是个冷门,将来说不定大有用场。”

表兄的点拨,使我茅塞顿开,决定自学英语。通过初中三年的学习,我已经具备了自学英语的能力。当时书店里没有英语教科书出售,我就去找自己初中的英语老师陈知勇,陈老师慷慨地把他在大学使用过的许国璋主编的《英语》的第一、二册借给我。另外,我又在父母的书架上找到了几本红卫兵抄家时漏掉的英文简易读物,包括《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三人出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等。找到学习资料后,我决定返回大巴山“面壁修行”。我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是跟一个庞大的体系抗争,我不知道这抗争的结果,但是我年轻,我明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真理。

这时达县地区的所有社办林、茶场都已经解散,大批的“老三届”新知青因为毛泽东在1968年底发表的《12·22最新指示》涌进了大巴山,我们这些1964、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也就跟新知青一样插队落户。我和1964年同一批下乡的好朋友饶传辉、汪勃来到新店公社姚家坪的二大队二生产队落户,住在一个名叫挂鼓岩的小院里。院子里原来住着三家人:西厢住的是大队主任张志兴一家,他的妻子我们叫表婶;西北转角屋住着姚富云一家,我们跟着生产队里的人叫他“土哥儿”,叫他的妻子袁嫂嫂;东北转角屋住姚礼祥老伯和他的女儿一家,他的女儿我们叫木姐姐,他的上门女婿叫李成交,我们叫他老李。我们三个知青住在东厢的吊脚楼上,楼下是一间闲置的牛圈。我们跟院子里的乡亲相处得非常融洽。就在这面对青山、绿树环合的小院里,我开始了漫长的自学英语之路。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拿一本书,找个僻静的地方读半个小时的英语。白天在地里劳动,每次“歇稍”的时候,我就躲到一边,掏出书来默默念上几段,总是避免让人听见,以免招惹是非。晚上收工回家,轮到我煮饭就边煮饭边读书,以至经常把饭烧焦;不该我煮饭时,我就干脆在院子里或寝室里读书。

为了争取时间学习,我私自定了一个规矩:一年的时间一半贡献给集体,一半留给自己。按照我们的劳动能力,只要劳动半年就能挣足自己全年的口粮,不会成为生产队的负担;自然,年终结算时不欠生产队的钱,也就不会招来农民的反感。虽然我不是全年出满工,但是我一旦出工,总是全力以赴,从不偷奸耍滑,而且特别喜欢在别人不喜欢出工的坏天气上坡劳动,因为这样的日子生产队收工较早。我和两个“插友”还专门争着干其他人不愿干的活,如打燕麦,干半天就能挣12个工分,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大的效益,是种“名利双收”的勾当。那时我身强力壮,善于学习,通过几年劳动实践,已经谙熟生产技术,是生产队的全劳动力,干起农活来,不让生产队的任何一个“把式”,所以尽管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仍获得当地农民的交口称赞。

说来也奇怪,在茶场那个知青成堆的环境里,我的自学半途而废,而且终年辛苦,不得空闲,最后落于孤独和麻木;插队落户之后,我们生活在贫下中农当中,反而找到了学习的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当然,在农村学习英语的确使乡亲们匪夷所思。同院老李的儿子万平和张主任的小儿子良平经常过来看我读书,看到我书上的洋文,非常好奇,问这问那。我可以给他们讲解一些书上的故事,却无法给他们解释我心里的秘密。我自学英语的事不胫而走,邻近的草坝公社二大队有一个回乡知青叫陈前炯,很有文才,曾叹息生不逢时,做长诗《苦荞之歌》抒发怀才不遇的慨叹。他从旁人口中听到我自学英语的事,说我学的是“屠龙之技”。我听到哑然: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又如何敢说英语不是“屠龙之技”呢?对这样善意的嘲讽,我只是一笑置之,仍一如既往地自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之所以能够这样罔顾现实,是因为我做着一个梦。梦什么呢?梦的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是重庆七中高六七级的学生,长我一岁。她不仅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她在荣昌县插队落户。虽然两人天各一方,但鸿雁传书,互诉衷情。我对姑娘做出了许诺:耐心等着我,我会有成就、会脱颖而出的。爱情成为我学习的动力,支撑我在崎岖的道路上攀登。

人需要梦,因为梦总是比现实更美好。

1971年6月,我离开新店,参工到达县地区万福铁厂。刚到万福铁厂时,我被分到灰石场当“特重体工”,我的工作包括抡12磅重的铁锤,将大块的石灰石砸成小块,然后装进平车,送到卷扬机上,等大卡车拉到高炉上去,工作很辛苦。

我和其他二十几个工友住在公路边的工棚里,除了一张床,别无他物,床上挂起一副蚊帐,就算是自己的小小天地。每天下工之后,工友们有的打扑克牌、有的嬉笑打闹。工棚外面,运送矿石、焦炭、生铁的卡车鸣着喇叭过上过下,路上尘土飞扬。我就躲在自己的床上,专心阅读从家里带去的原版英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陶醉在那动人的故事里。忘情之时,似乎自己也成了故事里那位身世飘零而又终于如愿以偿的主人公。

那时,单位里经常有政治学习。我对政治已经非常厌倦,总是千方百计逃避。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溜出会议室,独自一人来到附近的小河边,或者读书,或者对着清澈的河水、青山、田舍上淡淡的炊烟和悠然自得的水牛驰骋想象……直到太阳落到山的后面,阴影渐渐覆盖布满卵石的河滩,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宿舍。

1972年,万福铁厂的子弟校办起了初中,缺少教师,尤其需要英语教师。学校领导听说我的英语不错,就通过厂宣传科把我从灰石场调到学校。当时厂里有不少分配去的大学毕业生,本来他们才是子弟校教师的最佳人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大学生都愿意留在机关科室,或者在工区当技术领导,谁愿意到子弟校当保姆?工厂领导只好找工人队伍里的知青来充数。

我出身于教育世家,对教书这个行业至少没有反感。我也知道,学校工作会让我脱离体力劳动,给我更多的读书机会,何乐而不为?于是欣然去学校报到,从此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其时我24岁。

在学校,我开始了更系统的自学。因为一方面我知道自己知识欠缺,为不误人子弟,必须充实自己;另一方面,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自学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当时主管教学的罗启孝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分给我一间九平方米的寝室。从此我下课后,回到寝室,把门一关,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学业有明显的长进,先后学完了许国璋的《英语》一至四册。

第二年暑假回家,我在重庆的外文书店里买了当时唯一的英语口语教材《林格风》及其唱片,又买了一台电唱机。有了它们,我下了课就经常关在寝室里听《林格风》。

《林格风》并不容易听懂,尤其是第二册以后,难度加大。我有些急躁,写信向父亲请教。父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1949年以前因为工作关系常跟洋人打交道,英文很棒。他来信这样指导我:“《林格风英语教程》第三册,书上原名为“AdvancedEnglishCourse”,应译为“高级英语教程”。我已试听了其中几张唱片。听起来真觉得很是“高级”。“高级”

在于:1.每篇教材里的生词、成语不少,需要花工夫查字典,需要工夫去理解;2.唱片里的说话速度真快,快得异乎寻常;3.文章体裁特殊,多半属于新闻报道、实况广播之类。这类“高级”之处,待到你自己听到唱片时,便会自知。”父亲告诉我,之所以听起困难,是因为不熟悉教材的内容,只要熟悉教材的内容,听起来就不仅容易,而且有味了。我遵照父亲的指导,交替阅读课文和听唱片,果然奏效。一两年的工夫,就基本上攻克了《林格风》。

父母知道山区缺乏信息,还不时从重庆给我寄来英文的《北京周报》和《中国建设》。

关于如何阅读《北京周报》,父亲在信上说:“这个刊物看起来比较枯燥一些。但在当前自有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学会看它。不必每册每篇都看,我以为一册之内,只要看一、二篇文章或者一、二段消息报道就行了……为了节约时间,又能掌握阅读《北京周报》的能力,不妨在某一期上着重看看有关某一方面的文章,而在另一期上又着重看看另一方面的文章或消息报道……遇到《北京周报》上的文章或消息是在中文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我以为最好找到有关的中文报章杂志来对照着看……”关于《中国建设》,父亲说:“这种杂志看起来比较富于兴趣。你看《中国建设》,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看其中的一些文章……遇到富有意义的词句,还可以抄写抄写,用心记记。”父母送来的资料,不仅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而且为我搭起了自学英语的阶梯。

到万福铁厂子弟校不久,我结识了沙滩公社小学的李尚志老师。李兄是四川内江人,1965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文化大革命中却被糟蹋圣贤的政府分到沙滩小学教小学和“戴帽”初中的数学。李兄是那种大智若愚的人,他不仅有数学天才,而且爱好诗词歌赋,古诗写得很有章法。其中一首题为《自勉》的七律写道:“平生夙愿竟若何,为国争光志不磨;不作孤芳寻自赏,愿为滴水汇江河。攀登岂畏千般险,读书不辞万卷多;回首征途才一步,宜将剩勇奏新歌。”“文革”以前他从来没有下过象棋,分到沙滩完小之后才学下棋,但是他天分过人,棋艺日新月异,尤其善于下盲棋,不仅跟他的老师“张胡子”过招,而且能跟几个人同时对弈,很快成了沙滩象棋一霸。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很快跟李尚志结成知心朋友,除了在一起打乒乓球、下河游泳、合奏器乐(我拉手风琴,他吹笛子),还切磋自学英语的体会。

古人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跟李兄交往三年有余,收益可以车载斗量。

自学不但需要正面的支持和帮助,而且需要反面的刺激和鞭策。逆境使弱者沉沦,使强者奋发。在万福铁厂的七年多时间里,我屡遭挫折,所幸的是,这些挫折不但没有压垮我,反而成就了我。

1973年,父母来信说,高等院校要重新开门招生了,只要有单位推荐,任何人都可以报考。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不安。激动的是-我自修了好几年,学业有了明显长进,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求学的愿望。不安的是-报考需要单位推荐,我在万福铁厂无亲无故,没有臂膀靠山,找谁推荐?思忖再三,我鼓起勇气去找厂里主管宣传教育的魏副书记。

魏书记是万福铁厂的第二号人物,据说他原来是平昌县某乡镇的一个裁缝,土改时参加了革命,后来调到万福铁厂工作。因为他有小学文化程度,办事又四平八稳,所以官运亨通,坐上了万福这个所谓“达县地区的鞍钢”的第二把交椅。只要他同意推荐我,我就能够参加考试。

找到魏书记不是很容易,我等了几天,终于在离厂部不远的地方把他截住。我知道他很忙,就匆匆地向他陈述了自己的要求。最后我战战兢兢地说:“魏书记,我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即使参加考试也多半不会被录取,但是我希望领导给我一次检查自己学习的机会。学成之后我一定会报答领导对我的培养。”

魏书记慢条斯理地说:“你的要求我知道了,让我们研究研究再作答复。”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听到任何回音。

那年秋天,厂里所有主要干部的儿女,凡是符合年龄条件的,都上大学去了,包括魏书记的千金;而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时的心情岂止是“失望”二字可以描述!

也就是那一年,东北一个名叫张铁生的知青在高考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成为“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的工具。

常言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自从到万福铁厂工作之后,不顺心的事一个接着一个向我扑来。1973年7月12日,河南省马振福公社中学学生张玉琴因为不愿意学英文,受到老师、学校批评,一时想不开,竟投河自杀。这一下,“四人帮”找到了进一步摧残中国教育的“钢鞭”,炮制了臭名昭着的《五号文件》。

1974年2月,这个文件一下达,我们这些中学英语教师首当其冲。本来我们的困难就够多了,英语教科书充斥着知识垃圾-第一课是“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ALong,LongLifetoChairmanMao”(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三课是“Theworkingclassistheleadingclass”(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样乌七糟八的内容,莫说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就是一个英语科班出身的教师也没有高招。一些顽皮的学生知道这个文件后,公开向我挑战,他们口口声声说:“不学ABC,一样闹革命。”有的学生甚至当着我的面把英语书撕烂,以示挑衅。我那时血气方刚,愤怒到几乎要对学生动武的地步。反智主义的逆流不仅毒害了我的学生,而且剥夺了我仅存的一点职业自尊。

更糟糕的是,跟我交往了五年的女朋友因为我陷在万源,几乎没有调回重庆工作的可能,经不住她父母的劝说和社会环境的压力,在同我的关系上开始退却。和我一起下乡的好朋友饶传辉当时已经参工回了重庆,十分了解我的处境,为了成全我和我的女朋友,他愿意跟我对调工作。我断然谢绝了这样的好意:我宁愿一辈子打光棍,也不能让朋友作出这样的牺牲!1973年,我跟女友的恋爱关系经过几度风吹雨打,终于结束了。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变故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在就业、迁居方面没有自由,在终身大事上自然也就缺乏自主权,更何况我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实在狼狈。痛失所爱之后我很难过了一些日子,继而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和出路。想来想去,悟出一条道理,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