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的年代里，他们逐渐走出幼稚和蒙昧，学会直面荒诞的现实，把握自己的命运。
“贱民”之忆
任宗景
那天，屋外响起了敲门声。开门一看，我不禁一愣：来访者竟是我高中毕业时的班主任Z先生-一个被我恨之入骨，并在心里诅咒了千百遍的人！原来，他早年曾与我岳母同事，偶然听说我是他昔日同事的女婿，而且“混得不错”，便借口看望与我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顺便”找我聊聊。
真没想到世界是如此之小！惊愕之余，我的内心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但碍于岳母的情面，我尽量强忍住内心的愤懑，与他敷衍着，甚至脸上还挤出了几缕笑纹（我知道那笑肯定比哭还难看）。也许是我的“混得不错”纯系讹传，也许是我的礼节性的客套使他很快觉察到师生重逢的别扭，反正，连杯中的茶叶都没泡开，他便逃也似的告辞了。
屋外，云厚天低，天色晦暗，雨滴梧桐，飒飒有声，正是：“往事依稀浑如梦，都随风雨到心头”-1962年，我从重庆第十二初级中学（今复旦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重庆第二十中学（今育才中学）读高中。育才中学是着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当时是四川省的重点中学。1964年秋，原本教政治的Z先生不知为啥成了我所在的高65级6班的班主任。他一上任，我们班上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日子就难过了。首先，他把班干部和各科的科代表统统换成根正苗红的同学；然后，轮流找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谈心，如牧师布道般地大讲“出身不可以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之类的“革命道理”，要求我们做到“党不要我我要党”，定期向他交什么劳什子思想汇报。此外，他还别出心裁地在座次表上作上记号-出身好的学生姓名旁打上红钩，出身不好的学生姓名旁则是黑点。座次表通常是摆在讲桌上的，以便各科的科任教师点名抽学生回答问题时对根正苗红的学生给予特别的关照，以至后来课堂上举手要求回答问题的几乎全是根正苗红者（因为出身有问题的学生，无论将手举多高，老师都会视若不见，不予理睬）。
世界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印度的种族制度将人分成四等，最下等的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而像我这样的学生娃，当年在学校的境遇与贱民何异？这种歧视、这种贱民待遇，一直伴随着我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
Z先生口才不错，任何话到了他嘴里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即使是贯彻阶级路线这样杀气腾腾的话题，他都能舌灿莲花，让人打不出喷嚏。他的目光很有杀伤力，譬如说到“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站在讲台上的他把如炬的目光往下一扫，出身不好的同学无不胆战心惊，以为他“敲”的就是自己，一个个缩颈低眉，连大气都不敢出。其实，在阶级路线大行其道的当年，被打入“另册”的学生们并非只在Z先生威严的逼视下才缩颈低眉，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我们班全是住读生），无时无刻不是颤颤惊惊，深怕树叶子掉下来砸了脑袋。我们不敢和出身好的同学争论，不敢向老师提意见，不敢与出身同样不好的同学过于亲密，不敢请事假，甚至不敢开怀大笑，因为动辄就会被揪住小辫子进而上纲上线。后来每每忆及当年在学校里的处境，我都会想到“红色恐怖”这个词儿；而每每想起Z先生，我总是联想到小说《红岩》里的典狱长的形象。
令我刻骨铭心的还有这样一件事：
我家经济困窘，属城市贫民。从进初中起，我就靠领取学校的助学金维持学业，但Z先生一来，“好日子”就到了尽头。他觉得，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没有资格享受党的阳光雨露，要领取助学金么？可以，但必须付出汗水。具体地讲，就是在假期中参加专门为我们这批人安排的体力劳动-为学校修筑围墙（挑土、抬石头），打扫学校的环境卫生，整理学校的花圃等等，美其名曰：“劳动锻炼”。我们心中很不平：为什么出身好的同学领助学金可以逃避劳动呢？难道劳动只是我们的专利？如果只有出身不好的同学才应该锻炼，那这种锻炼与惩罚又有什么区别？当然，诸如此类的想法我们只能沤烂在肚子里，没有谁敢放半个瘪屁。尤其让人反感的是，整个假期的劳动结束后，还得向Z先生交一份不少于五千字的劳动体会。其实，写出体会并不难，十几岁的学生娃对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怎会没有体会呢？关键是这种歧视性的劳动叫人心理不平衡！如果劳动出于一种本能的需要，是心甘情愿的，再辛苦再繁重我们也不会叫屈。当劳动成了惩罚，需要成了嘲弄，提起笔来就感到重逾千钧了。但不交体会又是过不了Z先生那一关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写，而且还要写得有质量，写得让Z先生认为深刻。我们当时内心的屈辱和所受的折磨就可想而知了。
好不容易熬到快要毕业。毕业前的那一段时间，Z先生对我的态度明显地有了变化，有时路上与他对撞而过时，他会微笑着点点头，偶尔还会故作亲昵地拍拍我的肩膀。
我受宠若惊，心里却大不敬地腹诽：黄鼠狼要给鸡拜年了！
果不其然，一天，Z先生又找我个别谈话。他开门见山：“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是学校对每个毕业生的要求，不知你有什么想法？”我的回答早就在舌根下压着，一张嘴就抖搂出来：“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好！我就等你这句话。”他像哥们儿一样顺手在我的肩上重重地一拍，笑意立马在他脸上荡开。接下来，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学校已与有关方面联系好了，准备组织一些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到大巴山区去办林场……“当然，只是作好思想上的准备，我认为根据你的学习成绩，升大学的可能是相当大的。”他强调说。听他一说，我心中顿时升腾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一想到自己成绩的确不错，便又将大巴山撂在了脑后。
高考的结果令人黯然，我落榜了。乍看出乎意料，实则在情理之中-我不落榜谁落榜？我特别不平的是：一个历史知识大多来自街头小人书摊却根正苗红的同学，居然考上了四川大学的历史系，而我这个历史科的尖子学生却被无情地挡在大学的校门外。
可是，不平有何用？我必须正视现实。当时，四川省正搞石油大会战，石油部门招工，通过亲戚的帮助，我得到了某会战单位的招工通知。正在犹豫不决的当儿，Z先生又找我谈话了。他说：“作家柳青有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你目前就处于这种关键时期。还记得我说的去大巴山的事么？依我之见，那才是你的明智选择。你想想，到农村去历练个三年五载，农民有的（指生产知识），你具有，农民没有的（指文化知识），你也具有，这对你一生都有好处。再说了，你不是有志于写作吗？体验个五载三年，还愁写不出好作品来？”
Z先生不愧有知人之明，他的话真是点准了我的穴道。我自幼喜爱文学，有志于文学创作，倘能通过大巴山的生活体验，写出像柳青的《创业史》那样的大部头来，何其快哉！更重要的是，阶级路线的贯彻，使我对前路充满了惶恐，极左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都市的繁华不属于我，不如躲得远远的，与山野为伍，与田园作伴，至少精神上可以少受许多刺激。如此一而二、二而三地深想，我对Z先生的看法居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甚至觉得“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Z先生也”。我决计放弃“同样是钻山沟的石油单位”
（Z先生语），与另外三十几个高考、中考落榜的育才中学同学一起赴“抬头碰落柿子、扁担砍翻河鱼”（Z先生语）的大巴山区，开始了漫漫14年的“再教育”历程……很快，Z先生的画皮就被揭开了。还未抵达林场，我们就从送我们赴大巴山的老师口中得知：Z先生因动员学生上山下乡工作出色而受到学校的高度赞赏（“文革”前夕竟升任育才中学的副校长），成为育才中学政治思想工作的典范。而我们这批同学在农村生活的滚水里、冰水里、碱水里都滚过几遭之后，才明白Z先生当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事实上，我们高65级6班每一个下乡的同学都与他的动员有关。有同学说他“用青年学生的热血来染红了自己的顶子”，我以为一点儿也不过分！后来在“文革”中，存放知青档案的县安置办公室被砸，我意外地在一大堆垃圾中找到了自己的档案袋，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档案袋中所装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我当年按Z先生的授意，违心地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的思想汇报。我的脑子里顿时“轰”的一声，一片空白……40年弹指一挥间，人生旅途中的恩恩怨怨大都随风消散，但Z先生留在我心上的伤痕却很难结痂。据说，遗忘是百消丹，宽恕是一种美德，但是，疾恶如仇的我却很难做到，因为在我的心里，Z先生永远是标示那个时代的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符号！听岳母说，打倒“四人帮”后，Z先生逐渐失宠，学校的老师们也都对他“敬鬼神而远之”，在学校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没有真才实学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再后来，三教九流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往市场经济的海里跳，Z先生也停薪留职，自封公司经理，做起发财的黄粱梦来。
匪夷所思的是，像Z先生那样见风使舵、“一踩九头翘”的聪明绝顶之人，偏偏老是在“海”
里呛水。看来，心术不正的人，幸运之神总有将他遗忘的时候啊！
如果Z先生看到这篇回忆文章，不知会不会掏出自己的灵魂，用忏悔的泪水认真地浸泡洗涤？
作者简介
请见《知青小屋》后的作者简介。
我的大学梦
姜蜀菱
成都四中64级高中三班毕业前夕的一次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我作为支部书记，带头表了个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参加高考，接受国家的考核和挑选。考上了，努力学习，报效祖国；考不上，下乡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上有同学并不领情：“你学习那么好，做梦都会考上。这个态，你当然可以随便表。”确实，在同学心目中我是一个品学兼优、又红又专的典型。
四中历来是成都市有名的重点中学之一，又叫“石室中学”，由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创办。郭沫若曾就读于此。学校师资力量强，学风踏实、浓厚。在这样一种学习氛围的熏陶下，我不负老师和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优秀，在当时举行过两届的全市高二、高三数学竞赛中分别获得一、二等奖。“文革”后恢复数学竞赛，我的数学老师告诉我，我是全市唯一连续两届获奖的选手。当时学校数学教研组还专门举办了一个展览，介绍我的学习方法。老师还安排我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一些革命干部的子女提高学习水平。
在高三全市数学竞赛的动员会上，市领导还讲过，凡参赛获三等以上奖项的学生，均可免试升入市内任一高校。
高考后，我和同学对答案、估分，我六科总平均决不会低于90分，同学们都认为我必定会上清华、北大。可万万没有料到，我竟然落榜了！同班同学不理解，老师们不理解，不少低年级同学都在议论：大学招生是择优录取，姜蜀菱是团支部书记，成绩又那么好，还不算“优”吗？那为什么会落榜呢？
在痛苦的反思中，我隐隐意识到一些缘由：我的三舅赵锡龙在临解放前随单位（中央资源委员会）去了台湾，由于家庭有港台关系，姐姐申请入党都没有批准，我高考多半也撞在这个刀口上了。我父亲姜亚光1927年7月以石室中学45班高才生的成绩考入中央研究院，成为竺可桢博士的第一代弟子。当时中国不多的气象专业人才，只能服务于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空军）的气象部门。工作期间他加入了国民党。
这些，大概就是我政审不合格的理由吧？
撞在这堵意想不到的墙上，我脑子天旋地转。接连多天老师来家访，同学来陪我，他们怕我想不开跳河。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我二哥叫我到他劳动的干校农场去玩几天。然而，学校的电报打到了农场，叫我回校。忐忑不安的我回到学校，副班主任-学校的教导主任对我说：“市上要组织应届毕业生下乡，你去吗？”我的心真难以平静：要说理想爱好，我并不想当农民。我的理想一直是当科学家，为祖国造火箭、导弹。高考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
后来班主任暗示我：“那是重点保密专业，还是填个一般的好。”我才填了个北师大数学系。我本以为我妈妈是教师，我当教师总可以吧？现在却真的要去当农民，我心有不甘，但却又言不由衷地回答：“党叫干啥就干啥。”先前我说过这话，现在得兑现了。教导主任说：“现在党要你下乡！”我说：“那就去吧。”这一去，就是13年！
当天回到家里，我告诉了母亲。母亲抱住我痛哭失声：“儿啊，你真的愿意下乡吗？
你如果还想读书，我就再供你一年，明年又去考吧！”妈妈的心疼，我的心也疼啊！我一直爱母亲，爱这个家，不能让母亲伤心。应该说我在学校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但我知道，无论我怎样努力也难圆此梦啊！求之再不得，对母亲的伤害岂不是更大？我还有两个妹妹要读书啊！我隐隐猜到上不了大学的缘由是父辈的历史。但那历史也是他们难以自主选择的啊。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育到今天，决不能让那些他们也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再继续伤害他们。我便用一句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总得有人去挑。”回答了母亲。这样我便参加了成都市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
当时的官方宣传告诉我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既然上大学这条道走不了，那就改道吧。我心想，下乡当农民，彻底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通过脱胎换骨的磨炼，总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吧。
经过两个月培训学习，1964年11月29日，我们两百多名成都知青，分乘几辆敞篷卡车，在敲锣打鼓的欢送下，从人民南路广场出发，奔赴广阔天地。我作为知青大组长，同五十多名同伴到了成都远郊龙泉驿区茶店公社。我和岳世策等七位同学被安排到了石经大队十一生产队。
知青集体户的生活有点像“家”，生产队出工收工回来后就分工合作做“家务”：挑水、做饭、种自留地、打柴、喂猪，紧是紧，但还过得去。龙泉山坡度极大，水土流失严重。夏天，大雨把地里可怜的那点土冲到地沟里，到了冬闲季节，我们便和社员一样，一担担又把冲到下边地沟的土担上去，这叫“担沙凼”。我们刚下乡时还赶上冬季种桃树，天天担水上坡浇树苗。山路崎岖、狭窄，无法放下担子，百把斤的粪挑要一口气担上去。扁担很快就把肩头磨肿了，直到将肩上原本稍突出的那块骨头压平了，起了茧疤，才算练就了农民一样的铁肩膀。
在那难以述说的艰难的磨炼中，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大学》深深地影响着我。起初，我利用天亮前和晚上收工后的时间在灶头前烧火做饭时，在茅草柴火的光中自学第二外语-俄语，同组知青都笑我“痴”。后来我便把田间当课堂，急用先学，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在实践中学习。当我在晒坝上和偏东雨争抢粮食时，萌生了要预知天气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