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的地方叫开原县威远堡公社靠山大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村子北面，群山起伏，连绵无尽；村子南面，一条大河从东边的大山里弯弯曲曲地淌过来，穿过村前的田地向西边流去。靠山屯有山有水，算得上是一个好地方。靠山大队下辖九个生产队、三个自然村。前五个队和大队部就在靠山屯，六队和七队在西边一里外的宿家屯，八队和九队则在北边二里外的山沟里。那条沟叫夏家沟，却没有一户人家姓夏。我们下乡务农的方式是插队落户，全大队的知青分配在这九个生产队里，分到哪个队，就是哪个队的社员，同劳同得，荣辱与共，但吃喝拉撒睡却集中在大队青年点里。同来的李庆禄、刘恩义和我被分到九队，说是九队一穷、二乱、三艰苦，所以女生不宜，初中生也不宜，就打发三个高中生去遭罪。
罪遭了好几年，临到结婚成家立业，罪还得继续遭，当然房子就得盖在夏家沟，盖在九队的地头上。社员陈玉生盖房子很有一套，主动过来给我当顾问。陈家是大姓，陈玉生排行老六，我们知青都管他叫六哥。六哥给我出主意，说：“杨林山家东边那块地不错，你就在那儿盖房子吧。不过那是人家的自留地，丑妻近地家中宝，就怕杨林山不肯让给你。”不料杨林山还挺爽快，知道我盖房子，就说：“你在那儿盖吧，这回咱们还成邻居了。”
没想到我的面子还挺大，房基地就这么敲定了。然后就是备木料，主要是椽子、檩子和房梁。附近十里八村的山上没有，就套辆大马车，去几十里以外的大山里去砍。说是砍，其实是买。六哥还有三哥陈玉禄他们踏着积雪，在漫山的树林里转悠，相中了哪棵就由卖主砍倒。等到砍够数了，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趁着天黑拉回夏家沟来。
忙活得挺热闹，其实我要盖的就是一个土坯茅草房。当时农村非常贫困，土坯茅草房是当地农民的标准住房。六哥告诉我，房子不能夏天盖，也不能秋天盖。夏天雨水多，摊上下雨土坯就会变成烂泥；秋天又离冬天太近，土坯房子不容易干，屋子会发潮。结论显而易见，我决定春天就动手。可是到了春天，却遇到了大麻烦。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到了，春耕大忙也跟着一起来了。凡是能动弹的人差不多都被动员下了地，人们起早贪黑，地里人欢马叫。大队也推波助澜地发出通知，要求一切给春耕让路，任何人都不准破坏春耕生产。没有办法，我的“安居工程”刚把房架子立起来，就被迫下了马。可是几个社员兄弟却有绝招，指点我说：“白天没有工夫，土坯不能打，咱们就垛墙。垛墙用的土贪黑拉，不让用牲口咱们用人驾辕。”主意挺有创意，就是太累人。
况且我也没有烟酒招待人家，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没有锅碗瓢盆盘杯勺，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见我说出忧虑，他们来劲了，说：“吃什么饭？我们去张罗人，今晚就干。”我感动得差点掉下眼泪。
晚饭过后，二十来个人拉着两驾没有牲口的大车陆续来到我的房场。老哥陈玉贵张罗着分配活，谁驾辕，谁拉套，哪几个人装车，哪几个人卸车，安排得井井有条像个队长似的。我的土坯茅草房工程在这苍茫的夜色中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几天下来，生产队的大豆、高粱没有耽误种，我的“安居工程”进行得也很顺利。可是没有想到，就在房子的四面墙都垛完的时候，大队竟在广播里对我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谁让我非得在农忙的时候盖房子来了？
大队长来九队检查春耕进度，进了沟，一眼看见了我的房子，就问：“这是谁盖的房子？怎么顶烟上？”“这是金霆的房子，都是贪黑整的。”小队干部据实回答。“告诉他，房子停下来，种完地再整。”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并没有停下来，而是过了几天，按计划又整了一把。这一整，整出了两个后果。一个是我的土坯茅草房的主体工程胜利告捷，为后面的上檩子、挂椽子、苫房草、抹大墙等等房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一个就是挨了大队的批评，通过挂在家家户户墙上的小喇叭传遍了全大队。
急三火四地盖了房子，我们并没有立即结婚。一直到了庄稼全部割倒，粮食进了场院，我们才商量哪天结婚。“哪天好？”“哪天都行。”“那就今天吧。”还是我拍了板。一看日历，是1970年11月11日。几十年后，有人戏称11月11日是“光棍节”。我就是在“光棍节”那天走出光棍队伍的。
晚上生产队收工的时候，我把打头的（生产组长，领着干活的，相当于副队长）邓玉奇拦下，告诉他晚上我要结婚。打头的大吃一惊：“啥？一会儿结婚？”看见我不像开玩笑，就说：“那好，吃完饭我喊人。”一顿饭工夫不到，哨声响起（每日生产队上工以哨声为令）。
打头的一边吹哨一边吆喝：“金霆今晚结婚，吃完饭都去参加啊。”哨声从沟里响到沟外，人们陆续涌到我的新房。男女老少挤了一屋子，都是一边把一瓶油或者一条毛巾什么的放到爱妻手里，一边埋怨：“怎么这么急？事先也不吱一声，连个准备也没有。”我们的新房此时还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家徒四壁，什么摆设也没有，但是却很标准，标准得和当时在农村流行的一首歌曲里唱的一样：“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像。”我和爱妻站在屋子中央，恭恭敬敬地给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行了个鞠躬礼，结婚大礼就算是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我说两句、他讲两句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喜磕，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意。爱妻把夏天挂锄回沈阳时买来的糖果分给大家。剩下的撒在炕上，小孩子们一哄而上，把糖果抢个精光。结婚典礼也就到此结束，大家都累了一天，明天还要干活，应当早点把来宾们放回家去睡大觉。对我们来说，结婚典礼就是贴了一张布告，告诉人们我们结婚了，要不偷偷摸摸地搬到一块去住，算是怎么回事？
“布告”贴完了，这就标志着我们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结束了青年点的生活时期，迈进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新阶段。在当时，上山下乡革命理论有一个说法，在形式上把上山下乡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初级层次。初级层次看中的是下乡，是志愿下乡，是能够冲破一切阻力志愿下乡。第二个层次是高级层次。讲究的是扎根农村，是一辈子扎根农村。这一辈子扎根农村就是上山下乡的最高境界。这最高境界很少有人达到，即便像我们靠山青年点这样的模范点，扎根农村喊得震天响，修炼到最高境界的知青也仅是一人而已。这也不能怪我们知青悟性太差。理论上讲扎根农村意义重大，但一旦去实践，让人感觉扎根农村就是当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重大意义愣是体会不出来，心里就老大的一个不愿意。心胸存有杂念，最高境界自然就修炼不成。所以到了后来，没有结婚的知青便不再结婚，待在青年点里等着抽调；已婚知青也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子辗转回城。
1967年春节前夕，青年点利用冬闲时间，决定对开原县各青年点作一次社会调查，想看一看知青都怎么了。我和两名女知青分在一个组。腊月初八那天，我们到达八棵树公社腰堡大队青年点。对我们两个不速之客，腰堡知青非常热情，又是烧水又是做饭，就是人少了点。原来这里的知青都回沈阳了，就留他们两个留守。饭后我们正在闲聊，推门进来一个人。腰堡知青连忙介绍：“这是我们点的知青，已经结婚了，1962年下乡的，是开原县来的。”来者竟是知青大哥。知青大哥衣着破旧，脚上一双棉胶鞋补了又补，手里拿着一顶狗皮帽子油渍麻花。看来他也是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模范，要是不说，谁也看不出他是一名知青。大哥听说我们来作知青情况调查，竟掉下泪来：“知青不能结婚，在点里还好些，一结婚就太难了。盖房子拉下饥荒，孩子小，老婆又不能到队里干活。不怕你们笑话，今年我连棉袄都没做，一冬就穿老婆的棉袄对付。”大哥撩起罩衫，里面果然是一件斜大襟的花布棉袄。我当时立刻傻了，我没有料到知青结婚后会贫困潦倒到这个地步。眼前的现实和我知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具有的全部伟大意义都搭不上界，这是不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必然结局呢？将来我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回到靠山，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说出来，立即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也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乌合之众-我和几个爱想事爱说话的知青。
几个人凑到一起，觉得“英雄所见略同”，就打算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并起了个名字叫“指点江山”，意思是说说而已，并不打算回城去造反。另一方是我们青年点领导机构政治组。“指点江山”贴出大字报，就知青的前途问题发表看法。大字报以腰堡已婚知青大哥现状为例，探讨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对我们自己的前途表示担忧，对现行的上山下乡工作的政策和方法表示质疑。并且呼吁大家对腰堡知青大哥现象重视起来，探索出一条避免这种现象重演，实现扎根农村干革命伟大理想的路子来。大字报意在抛砖引玉，希望全点知青都来参加讨论，并没有去想得罪政治组。但是政治组却很快做出反应，发表了题目为《两种前途观的决战》的大字报，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指点江山”涉嫌“回流”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重申靠山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走上山下乡革命道路不动摇的决心。
1968年12月，全国几百万知青开始陆续上山下乡，连我们青年点也来了三十多个。这就为政治组送来了可以摧毁一切的炮弹，好像是说上山下乡革命道路无比正确，扎根农村前程似锦，要不怎么又有这么多的知青上山下乡？
也许是因为觉得上山下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迟扎根，早扎根，迟早都得扎根，不如现在就扎根。也许是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许多人已经老大不小，情窦已开。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在1969年和1970年前后，靠山知青掀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结婚高潮。“文革”之前下乡的46个知青，有27个人盖了房子，“贴了布告”，把行李卷搬出了青年点，开始了纯正的农民生活。这其中有7个能干的小伙做了贫下中农的姑爷，4个漂亮的姑娘做了贫下中农的媳妇，他们不但实践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目标，而且也兑现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誓言。一时间，男女知青相继结婚，成了靠山大队一道百年不遇的风景线。
1971年，也就是我结婚的第二年，事情起了变化。谁也没有想到，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宏图大业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国家开始抽调知青回城参加工作，不过已婚知青却被剔出，不在被抽调之列。春风吹到靠山，青年点一片沸腾，抽调走的兴高采烈，没有走的备战未来。一些原先准备结婚的知青吓得直伸舌头，心里说，好险！好险！从这时候起，知青结婚的“布告”开始销声匿迹，原本以为扎根农村的知青队伍会越来越壮大，没想到此刻却后继无人。上山下乡让我越来越看不明白。让我最不明白的还不在这儿，而是其成员几乎全部都在农村结婚扎根的政治组。到了1974年纪念靠山青年点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政治组还在发表文章《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其实这篇文章有点对牛弹琴，未婚知青原本都在坚持，不过不是在“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而是坚持不在农村结婚，坚持一定要等到抽调回城时刻的到来，不让坚持都不行。对于我们已婚知青来说，抽调回城没有份，坚持不坚持，都得坚持，根本不需要谁来鼓励和加油。好些年以后，忆起我们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忆起腰堡大队那位知青大哥，我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云：
知青大哥已成婚，身着花袄挂泪痕。可叹仍怀凌云志，一样扎根步后尘。
打油诗有些自嘲，实际是感叹一段悲壮的史实。我们冲破阻力，志愿下乡，原本轰轰烈烈可以载入史册的壮举，到头来不过是把城里剩余劳力成功转移到乡下的把戏。一群壮志如云、战天斗地的青年却步了穷困潦倒“知青大哥”的后尘，也许这就是“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意，只是我们原先没有看到或者明明看到却不愿意正视而已。
作者简历
金霆，辽宁省开原县威远堡公社靠山大队知青。1965年高中毕业于沈阳市第二十九中学，同年9月下乡插队落户，1970年在农村结婚安家，1979年被安排到开原县公路养路段参加工作，1982年调转到沈阳市灯头厂工作，2006年退休。
打桶
李炜
我的青春有六七年的时间，都丢在了农村，丢在了四川东北部宣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老山里。因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我曾经留下脚印的地方，犹如一个女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她的第一个男人一样。大巴山那个地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刻骨铭心地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烙印。
有件事相隔近四十年了，至今记忆犹新。1968年底，“文革”中风雨飘摇的林场彻底散伙，知青们自由组合，或三三两两，或单枪匹马到本公社的各生产队插队落户。1969年初，我和我们林场的知青唐忠勋到了新农公社六大队离公社最远隔芭蕉公社最近的一个生产队-大田边，插队落户了。那里山高树多，田土贫瘠，年终分配自然也不理想。
于是我们望着那片绿油油的山林，突发奇想，将一棵杉树，在24小时之内，就把它变成了一挑粪桶。
谁没有见过木制的水桶、粪桶一类的东西？然而真正见过木桶的半成品的人却不多，亲手制作者，就更是寥寥无几。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当中，在那个插队落户的地方，特别是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去懵懵懂懂地亲手打桶者，更可谓是凤毛麟角。也许是出于无聊吧，或者说年轻人精力充沛，对什么事都觉得新奇的原因吧，那一天我们俩望着自己屋后那翠绿的青山，看着挺拔粗壮的杉树，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打桶的念头。如果打得好，还能换成钱呢！要说木工这活路，也不太难，只要有工具，脑袋瓜子灵活就行。以前我们在林场的时候，可以说百分之六七十的男生都会做木工活，而且根本就不用拜师傅，抡起锯子会锯，拿着推刨会推，做出来的家具中看还耐用。至于把杉树做成水桶，应该说这是一个新奇的想法，但越是新奇，就越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于是乎说干就干，并且立即开始选树了。我们三步两步就到了杉树林，其实离我房子最近的一棵杉树，也只有十米至二十米远的距离。我们相中后经过商量，决定晚上出来把它偷回家。白天也不是不敢偷，只是担心影响不好，晚上似乎要好一些，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公开地站在农民的对立面，避免扩大知青和农民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