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我在董家的痴与傻，本是用田园牧歌式的闲情雅趣，去逃避当时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但后来，董家要我当上门婿（把祖宗八代都卖了），对一脉单传的我，实难从命，其结果只有“东风恶，欢情薄”了。
以后，我也有醒悟，这是一种“奇情”，这“奇”就在一个“舍”字当中，它是命运、缘分，也是智慧、达观、艺术、决断的结合。于是一种纯美的回忆便长久地留在我的心里。
大堰完工后不久，时间和历史便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来，历史给它定论，是“血雨腥风的十年浩劫”。（元凶林彪在温都尔汗了断，“四人帮”也受到法律制裁；为这场动乱冲锋陷阵的是红卫兵，知青也参与其中，任务完成，便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游戏与玩笑般的大串联中，我到南方去免费旅游。所到之处，接待站人员很守纪律，唯唯诺诺，安排食宿，发放车票……这是个祸起旦夕、惊变一瞬的非常时期。我到广州那天，省委书记陶铸（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早上还在自诩是革命派，晚上就被红卫兵揪出来，斗得惨不忍睹……少年时，我信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那是从“儒、道、释”更深一步去认知它，认为：只要人的道德觉悟到了“无我、无从生相”时，人类美好理想的天堂便来临。当时，我质疑无情的斗争，最后被迫退团。现在，看到眼前的斗争更惨烈而残酷，我便怀念起梅雨河边的嘻哈岁月，悠闲时日。于是，我急急想回到盐源。
串联完了，很多知青仍留散在成都，我是最早一批回来的。当时，动乱如瘟疫般渗透到了盐源，造反派在夺权。
我躲回小河边，避开斗争。哪知，有天王书记被揪到大队上来接受批斗，我跟他们大辩论了一场。当时“辩论”这词最时髦，一个小观点也要辩出个大是大非。这天的辩题是：王书记是走资派？还是公务员？
完了，我请王书记喝酒。他说：“真没想到……”
我说：“老书记呀，你不读书，不看报，怎么去背走资派这黑锅？你脚板上茧巴铜钱厚，你当什么权？你连资本主义是什么都不知道，这路你是怎么走的？”
“文革”发展到“革委会”成立，便动员滞留在城市的知青回乡抓革命，促生产。梅雨知青回乡不久，又三个一群、五人一伙跑回了成都。知哥知妹们年龄不大，但都是见过大市面的，回城“逃票”一套又一套，回乡由国家免费送。这种“逍遥派”旅游，岂不乐哉？
梅雨八家村（四大队）有个知青农场。当初那里干部想把三十多个知青当廉价劳动力，知青一跑，他们便收回失地，知青回来，哭天无路。
这时王小娃可算义薄云天，他三天两头到队上保管室去称米，请农场知青来吃大锅饭。组上知妹们陆续回队，一看急火攻心，自己用血汗挣的粮食所剩无几了，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拿米到社员家去换黄豆、鸡之类，让大家过共产主义，乐呵呵吃了豆花，又吃鸡汤豆腐。总之，过了今天不想明天，吃完这顿不想下顿。
有天，终于无米下锅了，知妹们又吵又闹又哭又骂，矛头直指憨胆大的王小娃，王小娃耍绝食饿死以谢罪，我也慌了神。正巧二小队的队长简下伦来找我诊病，下午，送来三百多斤救急粮，丁保管指着一头小毛驴驮的口袋对我说：“这袋是葵瓜子，知妹有这哄，就不哭不闹了。”
二小队开了头，其他小队跟着上。两个多月后，公社对农场知青进行了重新安置。
我们小队作出高姿态，把王小娃从前称的粮食全免了，给大家再分一次粮。组上知妹们起初认为不划算，说：“那我们岂不是白急白气白骂白哭？”但当回过神来，欢天喜地尖叫：“那我们吃的豆花和鸡块也是白吃，这样算，赢多赔少！”
过了粮荒期，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便“将”了我一“军”：动员我办一个大队医疗点。小河边的父老乡亲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说得出一个“不”字。
医疗站设在原大队抽水机站，本钱是信贷的300元钱，大队共八个小队，每个小队各选出一个人来，来者都非凡。
我只提名要出山寨（八小队）的喇军秀，她是一位蒙族姑娘，乖巧、机灵且勤快。起初，大家都嫌她出身不好，几经考虑后，因是我的“点兵点将”，便把她加进来，当炊事员。
以他们的话说，是对我“给够了面子”。
在川滇的茶马古道上，喇家妹子不但以靓丽为人知闻，而一手的“茶饭”也叫人拍案叫绝。这位喇家小妹儿早学有绝招，而我做川菜，知识理论有一套。我口诉烹饪，她心灵手巧，不到半年便有小成。每年全县要在我们大队开几次会，一开就是好几天，干部们对伙食赞不绝口，喇小妹的“茶饭”使他们回味无穷。她的厨艺，誉满盐源。
医疗点开张，从此门庭若市，后这里成了公费医疗单位，更是车水马龙。
晚上，我回到知青院坝，有不少人不留名送了些鸡和蛋。我骂王小娃，坏了我的规矩，知妹们站出来说：“不吃白不吃，只有你这个方脑壳，不吃才瘦得光骨头。”我说：“好吃嘛，不闹死几个才怪。”她们笑弯了腰，说：“只有廖眼镜这个瓜娃子，才说得出鸡蛋都会闹死人。”不多久，鸡满为患，有些不知在哪儿下蛋的鸡婆，把小鸡儿牵群打浪带出来，到田里去吃队上的谷子。我只有请来知青大聚餐，杀之而后快，为绝鸡祸，费了我不少口舌。
不在行医中找钱，这是我“书香门弟，积善之家”的名训，但“投机倒把”，我的点子是不少的。例如我打包谷花，当时赚钱不少，不少义务工凑热闹，拉风箱要排轮子，包谷花爆开时，那声巨响，有如特制的大花炮。上有人宽容，下有人照顾，钱赚进了自己的腰包。
又例如，我教唆知哥去当包工头，靠的是胆子和人缘，虽有资本主义之嫌，赚的钱大酒大肉吃了，能奈我何！
不到两三年，我医疗点的“徒弟”们，羽毛丰满，个个都成了气候，于是大队也财源猛进。之后，一所几百人的小学，在旁边建起来了，副食品销售点在前面开张了。大队的知哥知妹们，不但顶起了半边天，而且还成立了什么宣传队，想方设计、五花八门到队上去领“便宜”工分。
我又建议，新修了一个篮球场，组成大队篮球队，由我当教练，选队员“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知青少不了。隔天练次球，工分由小队给，成了半职业篮球队，在全县运动会上，梅雨公社三大队篮球队，夺得第一名，于是每个都心安理得：工分没白拿。
那时期，三天两头要搞政治运动。当然盐源也要依样画葫芦派工作组下来。大家知道，斗一两场“四类分子”，就把过场走完了。
我们医疗点伙食团可就热闹了，我们和小学老师就有两桌，他们来就成三四桌了。
比富的小队隔三差五，还牵羊儿猪儿，来给大家改善伙食。喇家小妹儿慢慢变成了大姐子，这下她可以显示家大业大的蒙族当家女子的干练，“指点江山，一呼百诺”，让帮厨的人像风车般围着她团团转。“运动”结束后，下乡干部吃得油光水滑，带着笑不完的故事，回县城汇报，成绩突出的梅雨三大队，永远是全县的标兵。我出身不好，他们怕犯忌，不表扬我，说我的优点嘛，那自然是“爆米花丰富了贫下中农的娱乐活动”。
已经有两年，我没有回成都过春节了。过年是爆包谷花的旺季，而且，这几年一年变一个样，干部社员们，年三十夜，要杀猪宰牛，办他个几十桌来“庆功”。
酒宴正酣，大家还在争着大碗大碗敬酒，喊：“喝就要喝他个痛快。”当喝得二麻二麻了，就把矛头对准我，说：“这里就数眼镜廖哥子的肚皮烂、鬼点子多，开年我们又玩点新花样。”
前两年这时候，我喝了些酒，都要说些“酒疯子”话，哪知，来年都变成了现实。今年，我是早有“预谋”的，要把正经大事当成“酒话”，我说：“县上那个林业局的头儿，专门来跟我说一个好消息，年初要从山东运来三万多棵苹果树苗，我“吹牛”要把它买断。首先，这树苗价钱低，省上扶持了一半，县上又补贴一半，而且我们出的四分之一钱还可以赊欠；其次，盐源的日照长，温差大，是栽苹果最好的地方；还有，你们看从出山寨到凉风坳那片荒坡，土层那么厚，至少也有两千多亩。如果把它变成苹果园，这个大队想不富都难了。”
我的这一“吹”，把所有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大家争相叫好……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盐源苹果的千秋大业，从这2000亩果园开始，香飘万里，甜向世界。它不但为小河边，也为整个盐源开启了致富之门。感谢老天，它成功了！士为知己者死，也感谢老乡们的信任。
我与山上的许多彝族兄弟关系很好，每年6月24日火把节，彝族亲家们都来请。梅雨知青便约好，结伴而去。到了山上，便分散开来，各找各的“市场”。大家都知道，除带上互通有无的商品外，还要多带些酒和茶。当杀牛杀羊典礼后，吃完彝家姑娘献上的牛肝，这时，漫山遍野的火把燃烧起来，在欢歌中大家便跳起锅庄舞，而后，当酥油茶一喝，大碗大碗烈酒一下肚，大吃坨坨肉时，彝族的男女老少都豪爽极了。于是知哥知妹们，便拿物品、首饰等玩意儿与彝胞交换布票、猪儿和各种山珍。第二天回程途中，大家都喜笑颜开地计算你赚了多少我赚了多少。
岁月催人，许多知哥知妹，都难熬青春的寂寞。小河边有支情歌：“郎害相思妹忧愁。”
相思与忧愁的结果，便是知哥知妹成婚配。结婚后，便要生儿育女，一帮又一帮小知青出世了。在当时看来，老知青一配成二，二生为三，三变万千；新知青又大批下乡来扩展。
“知青家族”将成为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家族，知青客家人，也将在世界移民史上，写上空前绝后、最为辉煌的一笔！
梅雨河的知青们，在这边远的异域他乡，融入了这方的风情，也感受到这里的乐苦……下乡时，我只想“下”一两年，便回到我天府之国的故乡、我芙蓉花盛开的土地，哪知，竟“玩”了十年。不知时间过得太快？还是我待得太久？山外边，唐山大地震、天安门事件，灾祸不断；这里，峡谷中吹来了柔和的凉风，我知道，又挨过了一度秋色。
忘掉历史的兴衰，不谈个人的荣辱，我们知青院坝，人气指数永远是最高的。每年清明节，知妹回来了，好像是预先约好，不知谁说了一句什么话，便惹得大家痛哭一场。但到了第二天，又喜笑颜开想方设法把季节工分抓到手。
我知道，她们哪里是在哭，明明是在与故乡、家人告别，在唱一支忘情与殉情之歌。
而后，她们又开始进入了这片由高山奇岭围着的古老土地，这熟悉的梅雨小河边，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中，去充分享受高原的阳光，让紫外线把她们的肌肤晒得黝黑。
岁岁年年，不知其期。
有朋自远方寄来七律诗，要我步原韵和之，其中一首我写道：
人人说我薄幸郎，自有奇情留八荒。顺其自然人不累，更添闲情心不忙。锦里才子异乡老，何处娇娃为我狂？佳人有约意之外，是时便飘桃花香。
应对这首打油七律时，我已经33岁了。这是我第一次独白姻缘。
在成都过去的朋友心中，在“现代避祸学”领域中，我的业绩可圈可点，是最高级别的，是陶潜式的。君不见在动荡浩劫年代，有谁能“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地去独善其身！朋友中，有良知而又不违心者，比我胆小十倍的，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便是牛鬼蛇神，人格、心灵、身体受尽了伤害。但是在“爱情竞技学”，我就是低级别了，比白丁还要白丁。
我常常为白丁耿耿于怀-我虽不风流，但绝对不古板，食人间烟火，懂饮食男女……到了超龄，姻缘之门却迟迟不为我打开。记得朋友寄来七律的第一句是“劝君不必学刘郎”，最后一句是“凌寒破腊是梅香”。前句是劝我不必活在虚幻怀旧的岁月中，后句是激励。
我应对的那首诗，反映了自己当时无可奈何的真实。因为，对儿女之情，我只有在失去的回忆中去寻找安慰，只有去遥遥无期等待，只有去虚设，去幻想，去想入非非。
那些年来，每当月朗风清之夜，我在午夜神驰，便期待着有个倾慕的人儿，姗姗来到我的身旁，听我柔声细语诉说。
当我去正视现实“姻缘”，我这个不拘一格、笑口常开的单身男子，就无脸见江东父老了。因为世界上所有生命中的雄性，不能“得到”，或是毁灭，或是弱者！
我的佳人何处？姻缘何方？
我真有点像苏联电影《红帆》中那个痴痴的女郎，她在向树林、鸟儿、流水们交谈，焦急、固执、急切地期盼：心爱的人，坐着红帆，飘到自己的海岸，向她奔跑过来……亲友们为我的姻缘着急，80岁的老妈更心急如焚，专程赶到小河边来，到处招摇：“我这个一脉单传的不孝儿子，如果娶不到媳妇就永远不回家了。”这糊涂的老人家发了疯似的想找媳妇，但他看不见自己儿子之丑，却夸夸其谈：“不找个美人儿，怎么回去见得人。”
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不知是吃不到天鹅肉，还是看遍姑娘总不如意，总而言之，婚姻仍“繁华想象虚无中”，媳妇仍在天之涯。
有天，我在县医药公司门口，背后忽然有人叫一声：“廖叔叔。”我回头一看，大吃一惊：“莫非又是一个董家丫头横空出世！”
我问：“你是哪家的？”
她稚气地笑道：“记不得啦，我是堰头上双狮村黄德银家的。”
十年前，一幅画面展现在我脑海中-我住在董家“城堡”发痴呆时，有天一位妇女请我到她家去诊病，我们骑着马，顺着秀色可餐的梅雨河，慢悠悠走了些时辰，到了她家，一群娃儿正在火塘边烧胡豆吃，大人骂了一声，便一窝蜂地争着跑出去了。只有一个很小的姑娘，怎么也骂不出去，好奇地看着这个用马儿请来的、戴着眼镜的怪人。
“怎么一下子就抽条了，还长得那么高。”我在想时，那丫头早已走远了。
我当时医好姑娘爸爸的病，他们也为我争水帮了不少忙。后来每年枯水季节我到堰头上为大队争水，威风八面有说不完的故事，一连好几天让大堰水滴水不漏流到属于“尾水”的小河边来。我老妈来了，她家还不时送些时鲜瓜果来，人情美美的。
有天，我同老妈闲聊，这时老妈已经成了后坝子的“名人”，她找媳妇找得来已被人们传为佳话和笑谈。我跟她坐在一起，她总要把话题扯到“哪家姑娘长得好”之类。我无意间谈到黄家出了个非常脱俗的丫头。很世故的老妈听了之后，欣喜异常。
小时，老妈教训我们：“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对这位漂亮而脱俗的小姑娘，她老人家就要下工夫了-时而到堰头黄家去串门（实为看姑娘），几天不回来；时而买些钢笔、本子之类送给那姑娘，投其所好以诱之……而后，便找体面人家去说亲。媒人嘛，多多益善。老妈不知请了多少说亲客，总之，愿意帮忙的，她都拜托了。
有天，老妈叫我千万别走，有天大的好事。不久，我在县上见过一瞬的姑娘，同她妈来了。
这时我才知道，她叫黄美，15岁，才从小学毕业，如果没有这场事，她就读中学了。
一进家门，姑娘她妈就打着哈哈笑道：“走到哪里，都碰到说亲客，我家可托不下那么多情啊，要不然我家的门槛早晚是要被踢断的。还有那个算命的也来凑热闹，把八字测得天缘巧合。现在一切就按你们成都的规矩，那叫什么的？”我妈接着说：“那叫自由恋爱。”说完，我也和两位老人笑了起来。我笑堰头上的人都说郭仁珍（丈母娘）厉害，果然如此。我笑老妈：一切都是你老人家包办，生辰八字都测了，还说自由。我看那小姑娘稚嫩娇羞的掬态，心想，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子，对恋爱能懂些什么。
这天的见面饭，老妈准备得非常充分，恐怕只有她的心肝没有掏出来了。老妈亲自下厨，丈母娘帮着做，小姑娘见机地忙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