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多如过眼云烟般忘却了，消失了，唯有知青岁月的情景，四十多年了，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晰，那么刻骨铭心。
我是在姑妈家长大的。1954年到我姑妈家时，姑父还在关押之中。姑父在读书时集体加入国民党，1950年就被逮捕，罪名是军统特务，被关押了七个月之后，无罪释放。
后来成为西南贸易部的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姑父遇见川大同学×××。这位先生在校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曾经追求过才貌双全的姑妈。姑父遇见他时，他是西南贸易部人事处处长。为了公报私仇，他利用手中权力，篡改姑父的档案，诬告姑父在川大时，受国民党指派监视共产党进步学生。姑父于是再次被捕入狱。这一去就被关押了五年多，直到他去世，这个问题都没得到澄清。
我五岁时母亲去世，父亲1959年因莫须有的罪名（20世纪40年代报考了公费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1957年他发表同情“右派”言论）被关押。姑妈的长女，表姐唐小宁从小与我生活在一起，情同亲姐妹。1964年8月就读于姑妈任教的重庆市第一中学，品学兼优的表姐唐小宁因姑父所谓的历史问题考不上高中，经历了一番撕心裂肺的痛苦后，她毅然决定去了四川省达县地区通江县的柏桠寺林场。
1965年7月，我初中毕业，也尝到了落榜的滋味：绝望、黯然无光，经历着天地之大无处容身的日子。班主任曾万伦老师一直盯住我和同学谢于坤（谢的父母1949年去台湾时，她才几个月大，她也和我一样跟着自己的姑妈长大），三番五次动员我俩下乡。我俩的父辈同属阶级异己分子，我们不下乡谁下乡？留在城里找工作也无望，加之表姐唐小宁已经在通江农村，到她那里姊妹之间也许可以相互关照。这样，我懵懵懂懂，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了通江柏桠寺林场。
来到林场，才知表姐信中描写通江林场如何美好，统统是怕姑妈担心而编造的谎言，现实情况正好相反。我是最后一个去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此前已来了两批知青，加上我共有45人。我们中绝大多数成分都不好。在阶级斗争被“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那个时代，成分不好的人在中国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是不会大有作为的。林场另外还有三户本地农民。所谓林场其实就跟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差不多。知青跟农民一样，每天扛锄头出工、开荒、种粮食、记工分（一个劳动日几分钱）。国家第一年给知青发基本生活费，一年后就不再管了。
林场是伙食团集体开伙，红苕从地里挖回来，一开始是吃挖烂了的。整天吃红苕胃里直冒酸水，一直到红苕吃完都有一股烂苕味。另外就是老包谷籽，头天晚上就掺水煮，第二天煮开花了，放些油、盐，每人分得到一碗。老包谷籽连皮嚼把牙都嚼软了，太阳筋嚼得绷起、发痛。晚上深夜还要点马灯开会学习毛主席着作。下雨天“扎雨班”，可以打打乒乓球。但夜深人静时常听到有人哭啼喊妈妈，要回家，那凄凉无助的声音伴随着一天的劳累渐渐变小、消失而进入梦乡。当时林场的生活非常清苦，我们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缺油少肉，不少女生月经紊乱、痛经，男生大多瘦骨嶙峋。
当时农村非常贫苦，照明的煤油、食用的盐巴都买不起。冬天晚上睡觉烧火取暖，并借用火光纳鞋底、宰猪草……不但用钱紧张，分的粮食也不够吃，除了过年能吃上一两顿白米饭，一年到头顿顿是红苕、洋芋和缺油少盐的南瓜、萝卜充饥。既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长身体，知青的饭量都大得惊人，吃不饱饭而饥饿、心慌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农村缺医少药，贫困落后，就在我下乡的生产队，贫困和疾病几年时间里就夺去了好几个年轻人甚至小孩的性命。我们同院子周钦先的三儿子才六七岁，大家都叫他宁娃，他刚满月母亲就死了，是吃百家奶、米羹羹喂养大的。他长得十分乖巧，说话声音悦耳，见我们挖洋芋，就跑来指点道：“姑姑，把碗豆大的洋芋留下来推粉。”我们挖了红苕背回家，他又跑来说：“姑姑，把好红苕放进苕窖，先吃挖烂了的。”那口气就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在给我们提供生活经验，稚嫩的语调里居然透露出盘算生活的老成，逗得我们发笑，大家都喜欢他。没想到一次他摔跤后，肚子上划了一条大口，一直未愈合，我给他打过几次针、送过药，总不见好转。他天天睡在火坑旁边大板凳上，没钱上医院医治。
“文革”武斗期间，我回重庆探亲去了，但心里一直挂念着那可爱小家伙，在重庆梦里还梦到他已经好了，活蹦乱跳地在院坝里玩耍。一个多月后我回到下打磨溪，迫不及待地问：“宁娃呢？”“死了。”“怎么死了？”周钦先说：“后来没钱打针，伤口感染了，肚子里长蛆呢……”听后，我难受得哭出声来。宁娃到这个世界才短短的几年，一个小小的外伤居然要了他的性命。
宁娃去世一年，周钦先又结婚了。
又隔了一年，一天清早，周钦先突然急匆匆地赶到公社卫生院找我（我已是公社卫生院的一名医生了），说妻子预产期已到，肚子痛了三天，都没生下来。当时农民生小孩除非遇到难产，迫不得已才请医生的。我检查了她的胎位，诊断她怀的是双胞胎。周妻个子小，又是初产妇，我再三叮嘱周钦先必须马上抬到医院做手术，这样才能确保母子安全。
几天后我看见周钦先愁眉苦脸、无精打采地在公社办事，我急忙问他：“是不是双胞胎？母子还好吗？”他声泪俱下地给我述说在区医院发生的事情：“当天我们抬到区医院已下午五时了，×医生检查后也说是双胞胎，并说晚上八点动手术。谁知晚上区上放电影《红楼梦》，医生又说看完电影动手术。电影结束后已十一点多了，医生改口说现在太迟了，干脆明天上午八时做手术……我在旁还说：“医生，她痛得很厉害哪，她不只下腹疼痛，上腹部也疼痛，像有东西钻顶心口，她能不能熬到明天上午啊？！”……”
周妻又剧烈地疼痛了两个多小时，大汗淋漓，辗转不安，犹如五内俱焚，痛哭流涕地大声惨叫，脸部表情变得扭曲、可怕。凌晨二时痛死在区医院，嘴巴、鼻孔爬出若干条蛔虫，让人心惊胆战……单一的蛔虫钻胆，痛起来都让人死去活来、万箭穿心，何况是快分娩的初产妇！三条生命就这样葬送在见死不救、缺乏职业道德的医生手中！
张成金是盐井公社大梁层大地主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就像“五朵金花”演员杨丽坤一样，弯弯的眉毛下面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五官端正，身材匀称，光彩照人。丈夫艾春华原是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接班人。他俩的婚事公社是坚决反对，千方百计刁难、阻止，施加压力，艾春华不顾撤职处分，仍然一往情深、坚定不移地要同张成金结婚，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家喻户晓。张成金暗自高兴，以为今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1967年结婚（张成金才17岁），婚后，艾春华也贬成了农民。
大巴山封建贫困、重男轻女，媳妇清早起来就像机器开动了一样，一整天都不停地转：地里、家里、猪、小孩……夜深人静才能入睡，吃的是残汤剩饭……张成金生了第三个小孩后，在月子里感冒了，咳嗽不止，婆婆偏要认为她患的“月假痨”，强迫她喝药酒，结果咳嗽加剧，痰中带血，白天仍得干活，晚上照顾婴儿。艾春华对她也不关心体贴，没钱上医院检查、治疗，偶尔吃几副中药。由于长期劳累，休息不好，抵抗力下降，肺部感染扩散，几个月后诊断为肺结核。去世前已骨瘦如柴，面如死灰，双颊深陷，与病前判若两人，一双无神无光的大眼睛，更显凄凉悲切，美丽的花朵来到人间没得到应有的珍惜、呵护，26岁就早早凋谢了。
那些年头，莫说山里的农民，连我们知青的命也不值钱。1968年夏天，我公社知青汪家福因涨大水过河淹死。1969年7月，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孙京郑又病故。孙京郑1964年初中毕业。他父亲在新疆劳改，家中有母亲和妹妹，家庭比较困难，1965年5月就到了通江。他喜欢唱歌，也唱得很好。他患有风湿心脏病，有次下河游泳，刚下水全身发抖，四肢僵硬，是几个男知青揉、推、捏，用了30分钟，才将他身体及四肢恢复正常。临死前一天在高家梁知青家，大家都对回重庆感到渺茫，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我清楚记得他说过：“我就不信到了50岁还回不成重庆！”-他对回重庆的渴望，最终望穿秋水也没等到。当时我还在想：“50岁才能回重庆，我都成了老太婆，太遥远了……”第二天，就听到赶场知青讲孙京郑死了，估计是心肌梗死发作，无钱医治！
现在我才想起，他当年怎么不办病残呢？心脏病随时都会危及生命，根本不能干重体力活啊！汪、孙两位的坟都在我们生产队，我们出工路过时常常看到他们的坟墓，心头总是感慨万千。他们都那样年轻，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却像一棵茁壮成长的树木，被无情的狂风给吹断了。写到这里，联想起我家去世的亲人：脆弱的生命可以随时消失，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存在的。
然而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贫困恶劣，大巴山的农民都安于现状，从不抱怨。当时一年每人供应六尺布票，能穿一件粗布衣裳就很不错了。人们的衣裤都是补丁重补丁，邻居们见到我和小宁姐穿了一件灯芯绒衣服，个个都来摸摸，表情里透露出惊讶、羡慕：“娘哇！她们穿的是灯芯绒，我这辈子能穿上一件灯芯绒衣服，死了眼睛闭得梆紧……”意为穿件灯芯绒，死了都情愿。中国农民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好农民啊！他们承受苦难的韧性和逆来顺受的善良本性，宽容了解放后国家政策的失误带给他们的种种灾难。
1966年，我们林场周围的田地生产的粮食不够吃了，公社在五大队给我们划拨了几座山，在山间平坦地带搭建了一座约六十平方米的草房，将树木砍成三四米长，一根根捆成排，搭平整，上面铺满了稻草当做床，搭了两层，并在外面搭了简易厨房和厕所，上层是男寝室，下层是女寝室，没有门，就像餐风宿露一样。由汪家福、秦宗碧带队，一共去了15个人。
天刚鱼肚白就吃早饭开工了，每人手上拿一把弯刀，从山下往山上砍，杂草、杂刺、小树、大树，统统砍掉。有的刺一长串，砍起来很不利索，常常将手、脸、脚划一道道血痕，甚至鲜血长流，不擦药也不感染。每天收工后人就像散了架一样，全身疼痛，真想美美地睡几天，第二天天泛白又精力充沛地迎接战斗。大家都这样任劳任怨地生活着，虽然劳累、艰苦，环境条件恶劣，感觉却充实愉快。砍完一座山后，将山之间连接交界处砍净，用土隔开，以防烧山时，引燃另一座山林。然后将树棒堆起、交叉起，点火烧，只见整个山上烈火熊熊，红光映照，浓烟滚滚，大家的心情莫名的兴奋，好像打胜仗一般，欢呼、跳跃……烧尽后还得检查一下有无火星，会不会死灰复燃。与周围绿葱葱、生机蓬勃的山脉相比，这座山成了一片黑沉沉焦土，一幅焦头烂额、面目全非、不忍目睹的荒凉景象。当年我们知识青年就在“战天斗地”的革命口号下从事这野蛮落后的生产方式。我们干得很欢，根本没有保护环境、生态的意识。经过我们毁坏的山林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
播种玉米了，用一种尖锄头，身上挎一小竹篮，装满了玉米种子，隔两尺的距离，用锄尖啄一个坑，抛上三四粒种。有的岩石陡壁上比较难种的都是男同学去播种，稍不留意就可能摔下来，农民就发生过摔成残疾，甚至死亡的悲惨结局。四个月后，包谷成熟了，就要专人看守了。一座山要搭三个窝棚，防火、防盗、防野兽偷袭，而且整晚不停地敲木梆子和吆喝，守了一个多月就开始收玉米了。
第一年是丰收年，好的一棵玉米要结三四个包谷，长的有一尺，颗粒也饱满。三四年后土壤营养耗尽，就放弃这座山，另开一座山。就这样，祖祖辈辈，反反复复，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是这样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玉米收获后，山上就没事可干，只留下两名女生看房，守农具。田明惠、胡梅英她俩胆大，都单独一个人在上面守过；我同胡梅英守过两晚上。一到深夜，山林里野兽怪叫，山风呼啸，吓得人心惊胆战的，一夜未曾合眼。
几年后才听说田明惠一个人在守窝棚时，被不知名的当地人强奸了。田明惠是1965年5月29日到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与她一起来的共29人，都是从土湾街道来的。她生于1948年，小学文化程度。中等个子，身体好，结实；模样一般，皮肤较白，圆脸，眼睛不大，鼻翼较宽，嘴唇厚，笑起来声音特别响亮，眼睛眯成一条缝，开心十足时尤显憨厚。
她性格豪爽，讲义气，却孤僻，没有朋友，不爱讲话，尤其从不谈及家庭，大家只略知她的继母、父亲待她不好。她力气大，做事麻利，泼辣，是劳动能手，样样农活都干，就像当过农民一样。她到林场一周左右，急性阑尾炎发作，是几个男知青连夜抬到沙溪区医院动的手术，术后恢复还好。
那一年秋天，田明惠从山上回到林场没几天就“疯”了，她用弯刀将自己食指几乎砍断，只剩一层皮相连，鲜血直流。我们大家都吓得不知所措，她却哈哈大笑……黄天华、文光颀是场干部，又是大姐姐，她们遇事比较冷静，马上用纱布将整个食指包好，立即送她去区医院缝合、包扎，她“疯”后常哭喊：“梅英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一个人在山上怕不怕啊！”
为了病残回重庆，田明惠竟然选择了自残方式来达到目的，多么无奈和可怜啊！十指连心疼痛起来那是无法忍受的，这样做是需要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然而，她虽然付出血的代价，却没有达到回重庆的目的。不久，她就失踪了，至今也无任何音讯。
有关她被强暴一事，郑尔兴最先听到社员讲。郑尔兴插队在五大队六队-当年开荒的生产队。我们窝棚对面山上住有两兄弟，社员讲是他俩兄弟中一人干的，这事一直无法落实，也就不了了之。
此后三十几年，知青当中没有人再看到田明惠，她究竟生活怎样？我们大家仍很想念她，知青聚会时大家也常谈及她。
胡梅英在前不久的一次聚会上谈及她一人守窝棚时的事情。有天晚上，我们喂的狗朝着对面树林一直不停地叫，梅英估计有人在那躲藏。她声音好，是女高音，手上拿一把弯刀，扯起嗓子吼：“如果是人就站出来！我不怕你，我要和你拼了……”吼了好一阵，狗才不叫了，那人也走了。
1978年，计划生育运动在农村开展起来了，工作需要经常下乡，使我更广泛地接触，更深入地了解了农民的疾苦。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任人摆布。他们对医生十分尊敬、友好，如果医生治病化险为夷，药到病除，他们就感激不尽奔走相告。如果庸医误诊，坐失良机，致人死亡，他们就认命，宽宏大度不去理论。最让我触目惊心、刻骨铭心的是一次计划生育剖腹、取胎、结扎术，那可以说得上是惨不忍睹，惨无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