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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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生命的驿站(12)

人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多如过眼云烟般忘却了,消失了,唯有知青岁月的情景,四十多年了,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晰,那么刻骨铭心。

我是在姑妈家长大的。1954年到我姑妈家时,姑父还在关押之中。姑父在读书时集体加入国民党,1950年就被逮捕,罪名是军统特务,被关押了七个月之后,无罪释放。

后来成为西南贸易部的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姑父遇见川大同学×××。这位先生在校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曾经追求过才貌双全的姑妈。姑父遇见他时,他是西南贸易部人事处处长。为了公报私仇,他利用手中权力,篡改姑父的档案,诬告姑父在川大时,受国民党指派监视共产党进步学生。姑父于是再次被捕入狱。这一去就被关押了五年多,直到他去世,这个问题都没得到澄清。

我五岁时母亲去世,父亲1959年因莫须有的罪名(20世纪40年代报考了公费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1957年他发表同情“右派”言论)被关押。姑妈的长女,表姐唐小宁从小与我生活在一起,情同亲姐妹。1964年8月就读于姑妈任教的重庆市第一中学,品学兼优的表姐唐小宁因姑父所谓的历史问题考不上高中,经历了一番撕心裂肺的痛苦后,她毅然决定去了四川省达县地区通江县的柏桠寺林场。

1965年7月,我初中毕业,也尝到了落榜的滋味:绝望、黯然无光,经历着天地之大无处容身的日子。班主任曾万伦老师一直盯住我和同学谢于坤(谢的父母1949年去台湾时,她才几个月大,她也和我一样跟着自己的姑妈长大),三番五次动员我俩下乡。我俩的父辈同属阶级异己分子,我们不下乡谁下乡?留在城里找工作也无望,加之表姐唐小宁已经在通江农村,到她那里姊妹之间也许可以相互关照。这样,我懵懵懂懂,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了通江柏桠寺林场。

来到林场,才知表姐信中描写通江林场如何美好,统统是怕姑妈担心而编造的谎言,现实情况正好相反。我是最后一个去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此前已来了两批知青,加上我共有45人。我们中绝大多数成分都不好。在阶级斗争被“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那个时代,成分不好的人在中国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是不会大有作为的。林场另外还有三户本地农民。所谓林场其实就跟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差不多。知青跟农民一样,每天扛锄头出工、开荒、种粮食、记工分(一个劳动日几分钱)。国家第一年给知青发基本生活费,一年后就不再管了。

林场是伙食团集体开伙,红苕从地里挖回来,一开始是吃挖烂了的。整天吃红苕胃里直冒酸水,一直到红苕吃完都有一股烂苕味。另外就是老包谷籽,头天晚上就掺水煮,第二天煮开花了,放些油、盐,每人分得到一碗。老包谷籽连皮嚼把牙都嚼软了,太阳筋嚼得绷起、发痛。晚上深夜还要点马灯开会学习毛主席着作。下雨天“扎雨班”,可以打打乒乓球。但夜深人静时常听到有人哭啼喊妈妈,要回家,那凄凉无助的声音伴随着一天的劳累渐渐变小、消失而进入梦乡。当时林场的生活非常清苦,我们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缺油少肉,不少女生月经紊乱、痛经,男生大多瘦骨嶙峋。

当时农村非常贫苦,照明的煤油、食用的盐巴都买不起。冬天晚上睡觉烧火取暖,并借用火光纳鞋底、宰猪草……不但用钱紧张,分的粮食也不够吃,除了过年能吃上一两顿白米饭,一年到头顿顿是红苕、洋芋和缺油少盐的南瓜、萝卜充饥。既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长身体,知青的饭量都大得惊人,吃不饱饭而饥饿、心慌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农村缺医少药,贫困落后,就在我下乡的生产队,贫困和疾病几年时间里就夺去了好几个年轻人甚至小孩的性命。我们同院子周钦先的三儿子才六七岁,大家都叫他宁娃,他刚满月母亲就死了,是吃百家奶、米羹羹喂养大的。他长得十分乖巧,说话声音悦耳,见我们挖洋芋,就跑来指点道:“姑姑,把碗豆大的洋芋留下来推粉。”我们挖了红苕背回家,他又跑来说:“姑姑,把好红苕放进苕窖,先吃挖烂了的。”那口气就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在给我们提供生活经验,稚嫩的语调里居然透露出盘算生活的老成,逗得我们发笑,大家都喜欢他。没想到一次他摔跤后,肚子上划了一条大口,一直未愈合,我给他打过几次针、送过药,总不见好转。他天天睡在火坑旁边大板凳上,没钱上医院医治。

“文革”武斗期间,我回重庆探亲去了,但心里一直挂念着那可爱小家伙,在重庆梦里还梦到他已经好了,活蹦乱跳地在院坝里玩耍。一个多月后我回到下打磨溪,迫不及待地问:“宁娃呢?”“死了。”“怎么死了?”周钦先说:“后来没钱打针,伤口感染了,肚子里长蛆呢……”听后,我难受得哭出声来。宁娃到这个世界才短短的几年,一个小小的外伤居然要了他的性命。

宁娃去世一年,周钦先又结婚了。

又隔了一年,一天清早,周钦先突然急匆匆地赶到公社卫生院找我(我已是公社卫生院的一名医生了),说妻子预产期已到,肚子痛了三天,都没生下来。当时农民生小孩除非遇到难产,迫不得已才请医生的。我检查了她的胎位,诊断她怀的是双胞胎。周妻个子小,又是初产妇,我再三叮嘱周钦先必须马上抬到医院做手术,这样才能确保母子安全。

几天后我看见周钦先愁眉苦脸、无精打采地在公社办事,我急忙问他:“是不是双胞胎?母子还好吗?”他声泪俱下地给我述说在区医院发生的事情:“当天我们抬到区医院已下午五时了,×医生检查后也说是双胞胎,并说晚上八点动手术。谁知晚上区上放电影《红楼梦》,医生又说看完电影动手术。电影结束后已十一点多了,医生改口说现在太迟了,干脆明天上午八时做手术……我在旁还说:“医生,她痛得很厉害哪,她不只下腹疼痛,上腹部也疼痛,像有东西钻顶心口,她能不能熬到明天上午啊?!”……”

周妻又剧烈地疼痛了两个多小时,大汗淋漓,辗转不安,犹如五内俱焚,痛哭流涕地大声惨叫,脸部表情变得扭曲、可怕。凌晨二时痛死在区医院,嘴巴、鼻孔爬出若干条蛔虫,让人心惊胆战……单一的蛔虫钻胆,痛起来都让人死去活来、万箭穿心,何况是快分娩的初产妇!三条生命就这样葬送在见死不救、缺乏职业道德的医生手中!

张成金是盐井公社大梁层大地主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就像“五朵金花”演员杨丽坤一样,弯弯的眉毛下面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五官端正,身材匀称,光彩照人。丈夫艾春华原是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接班人。他俩的婚事公社是坚决反对,千方百计刁难、阻止,施加压力,艾春华不顾撤职处分,仍然一往情深、坚定不移地要同张成金结婚,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家喻户晓。张成金暗自高兴,以为今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1967年结婚(张成金才17岁),婚后,艾春华也贬成了农民。

大巴山封建贫困、重男轻女,媳妇清早起来就像机器开动了一样,一整天都不停地转:地里、家里、猪、小孩……夜深人静才能入睡,吃的是残汤剩饭……张成金生了第三个小孩后,在月子里感冒了,咳嗽不止,婆婆偏要认为她患的“月假痨”,强迫她喝药酒,结果咳嗽加剧,痰中带血,白天仍得干活,晚上照顾婴儿。艾春华对她也不关心体贴,没钱上医院检查、治疗,偶尔吃几副中药。由于长期劳累,休息不好,抵抗力下降,肺部感染扩散,几个月后诊断为肺结核。去世前已骨瘦如柴,面如死灰,双颊深陷,与病前判若两人,一双无神无光的大眼睛,更显凄凉悲切,美丽的花朵来到人间没得到应有的珍惜、呵护,26岁就早早凋谢了。

那些年头,莫说山里的农民,连我们知青的命也不值钱。1968年夏天,我公社知青汪家福因涨大水过河淹死。1969年7月,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孙京郑又病故。孙京郑1964年初中毕业。他父亲在新疆劳改,家中有母亲和妹妹,家庭比较困难,1965年5月就到了通江。他喜欢唱歌,也唱得很好。他患有风湿心脏病,有次下河游泳,刚下水全身发抖,四肢僵硬,是几个男知青揉、推、捏,用了30分钟,才将他身体及四肢恢复正常。临死前一天在高家梁知青家,大家都对回重庆感到渺茫,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我清楚记得他说过:“我就不信到了50岁还回不成重庆!”-他对回重庆的渴望,最终望穿秋水也没等到。当时我还在想:“50岁才能回重庆,我都成了老太婆,太遥远了……”第二天,就听到赶场知青讲孙京郑死了,估计是心肌梗死发作,无钱医治!

现在我才想起,他当年怎么不办病残呢?心脏病随时都会危及生命,根本不能干重体力活啊!汪、孙两位的坟都在我们生产队,我们出工路过时常常看到他们的坟墓,心头总是感慨万千。他们都那样年轻,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却像一棵茁壮成长的树木,被无情的狂风给吹断了。写到这里,联想起我家去世的亲人:脆弱的生命可以随时消失,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存在的。

然而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贫困恶劣,大巴山的农民都安于现状,从不抱怨。当时一年每人供应六尺布票,能穿一件粗布衣裳就很不错了。人们的衣裤都是补丁重补丁,邻居们见到我和小宁姐穿了一件灯芯绒衣服,个个都来摸摸,表情里透露出惊讶、羡慕:“娘哇!她们穿的是灯芯绒,我这辈子能穿上一件灯芯绒衣服,死了眼睛闭得梆紧……”意为穿件灯芯绒,死了都情愿。中国农民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好农民啊!他们承受苦难的韧性和逆来顺受的善良本性,宽容了解放后国家政策的失误带给他们的种种灾难。

1966年,我们林场周围的田地生产的粮食不够吃了,公社在五大队给我们划拨了几座山,在山间平坦地带搭建了一座约六十平方米的草房,将树木砍成三四米长,一根根捆成排,搭平整,上面铺满了稻草当做床,搭了两层,并在外面搭了简易厨房和厕所,上层是男寝室,下层是女寝室,没有门,就像餐风宿露一样。由汪家福、秦宗碧带队,一共去了15个人。

天刚鱼肚白就吃早饭开工了,每人手上拿一把弯刀,从山下往山上砍,杂草、杂刺、小树、大树,统统砍掉。有的刺一长串,砍起来很不利索,常常将手、脸、脚划一道道血痕,甚至鲜血长流,不擦药也不感染。每天收工后人就像散了架一样,全身疼痛,真想美美地睡几天,第二天天泛白又精力充沛地迎接战斗。大家都这样任劳任怨地生活着,虽然劳累、艰苦,环境条件恶劣,感觉却充实愉快。砍完一座山后,将山之间连接交界处砍净,用土隔开,以防烧山时,引燃另一座山林。然后将树棒堆起、交叉起,点火烧,只见整个山上烈火熊熊,红光映照,浓烟滚滚,大家的心情莫名的兴奋,好像打胜仗一般,欢呼、跳跃……烧尽后还得检查一下有无火星,会不会死灰复燃。与周围绿葱葱、生机蓬勃的山脉相比,这座山成了一片黑沉沉焦土,一幅焦头烂额、面目全非、不忍目睹的荒凉景象。当年我们知识青年就在“战天斗地”的革命口号下从事这野蛮落后的生产方式。我们干得很欢,根本没有保护环境、生态的意识。经过我们毁坏的山林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

播种玉米了,用一种尖锄头,身上挎一小竹篮,装满了玉米种子,隔两尺的距离,用锄尖啄一个坑,抛上三四粒种。有的岩石陡壁上比较难种的都是男同学去播种,稍不留意就可能摔下来,农民就发生过摔成残疾,甚至死亡的悲惨结局。四个月后,包谷成熟了,就要专人看守了。一座山要搭三个窝棚,防火、防盗、防野兽偷袭,而且整晚不停地敲木梆子和吆喝,守了一个多月就开始收玉米了。

第一年是丰收年,好的一棵玉米要结三四个包谷,长的有一尺,颗粒也饱满。三四年后土壤营养耗尽,就放弃这座山,另开一座山。就这样,祖祖辈辈,反反复复,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是这样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玉米收获后,山上就没事可干,只留下两名女生看房,守农具。田明惠、胡梅英她俩胆大,都单独一个人在上面守过;我同胡梅英守过两晚上。一到深夜,山林里野兽怪叫,山风呼啸,吓得人心惊胆战的,一夜未曾合眼。

几年后才听说田明惠一个人在守窝棚时,被不知名的当地人强奸了。田明惠是1965年5月29日到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与她一起来的共29人,都是从土湾街道来的。她生于1948年,小学文化程度。中等个子,身体好,结实;模样一般,皮肤较白,圆脸,眼睛不大,鼻翼较宽,嘴唇厚,笑起来声音特别响亮,眼睛眯成一条缝,开心十足时尤显憨厚。

她性格豪爽,讲义气,却孤僻,没有朋友,不爱讲话,尤其从不谈及家庭,大家只略知她的继母、父亲待她不好。她力气大,做事麻利,泼辣,是劳动能手,样样农活都干,就像当过农民一样。她到林场一周左右,急性阑尾炎发作,是几个男知青连夜抬到沙溪区医院动的手术,术后恢复还好。

那一年秋天,田明惠从山上回到林场没几天就“疯”了,她用弯刀将自己食指几乎砍断,只剩一层皮相连,鲜血直流。我们大家都吓得不知所措,她却哈哈大笑……黄天华、文光颀是场干部,又是大姐姐,她们遇事比较冷静,马上用纱布将整个食指包好,立即送她去区医院缝合、包扎,她“疯”后常哭喊:“梅英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一个人在山上怕不怕啊!”

为了病残回重庆,田明惠竟然选择了自残方式来达到目的,多么无奈和可怜啊!十指连心疼痛起来那是无法忍受的,这样做是需要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然而,她虽然付出血的代价,却没有达到回重庆的目的。不久,她就失踪了,至今也无任何音讯。

有关她被强暴一事,郑尔兴最先听到社员讲。郑尔兴插队在五大队六队-当年开荒的生产队。我们窝棚对面山上住有两兄弟,社员讲是他俩兄弟中一人干的,这事一直无法落实,也就不了了之。

此后三十几年,知青当中没有人再看到田明惠,她究竟生活怎样?我们大家仍很想念她,知青聚会时大家也常谈及她。

胡梅英在前不久的一次聚会上谈及她一人守窝棚时的事情。有天晚上,我们喂的狗朝着对面树林一直不停地叫,梅英估计有人在那躲藏。她声音好,是女高音,手上拿一把弯刀,扯起嗓子吼:“如果是人就站出来!我不怕你,我要和你拼了……”吼了好一阵,狗才不叫了,那人也走了。

1978年,计划生育运动在农村开展起来了,工作需要经常下乡,使我更广泛地接触,更深入地了解了农民的疾苦。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任人摆布。他们对医生十分尊敬、友好,如果医生治病化险为夷,药到病除,他们就感激不尽奔走相告。如果庸医误诊,坐失良机,致人死亡,他们就认命,宽宏大度不去理论。最让我触目惊心、刻骨铭心的是一次计划生育剖腹、取胎、结扎术,那可以说得上是惨不忍睹,惨无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