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军队协助加拿大来的英军一起南下，一路从印第安纳州北部攻向南密歇根州，在底特律和纳尔逊堡北面重创了联邦政府仓促招募的大陆军团。不过，英印联军的势头终在底特律近郊的泰晤士战役中被遏制，哈里森统率的美国军队击溃了入侵者，而特库姆塞也在此役中阵亡。特库姆塞的死预示着北部印第安人联盟的终结，但却不意味着印第安人抵抗的终结。在南方，当初那些并未和特库姆塞联合的部族正在行动。
1813年夏天，被称为“红棍”（Red Sticks）的印第安人对美国南方西部边界发动了攻击，名为北克拉克的印第安部族在酋长彼得·麦坤的率领下，袭击了位于阿拉巴马河上的米姆斯堡，杀死了500多美国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史称米姆斯堡大屠杀（Fort Mims Massacre）。彼得·麦坤的此举旨在报复白人殖民者此前对部族妇孺的滥杀和对土地的侵占。而为了对付这些大开杀戒的“野蛮人”，田纳西和肯塔基两地招募了超过5000名民兵，在绰号“老山胡桃”（Old Hickory）的民兵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指挥下迎击这群“发了疯的疯狗”。
战争以烦琐的小规模“清剿”战为主要形式，绵延至1814年3月，终于在阿拉巴马州塔拉普河的马蹄湾迎来了决战。大约1000名“红棍”被1400名州民兵包围，另有600多来自切诺基等部族的印奸协助。800名“红棍”在战斗中被“像狗一样被射倒”，而余下的人向白人屈服了。
当年8月，杰克逊率军进抵北克拉克部族的圣地亥科瑞，并就地修筑城寨，展开最后的“清剿”行动。1813年年末，“老山核桃”的人马已经夺占亥科瑞地区近2200万英亩的土地（约810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现在印第安纳州的2/3大小。残存的克拉克部族无力反抗，只能任由“白脸恶魔”们夺占土地。
美国像对付臭虫一样消灭着美洲的土著，直到最后将所有印第安人赶进了贫瘠的“保留地”内，种族濒临覆灭……
“天赋人权”
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告诉我们，人生来便是不平等的。不论是出生的家庭环境，各种家庭背景所能赋予每个人不同的人生机会，还是我们在生活中通过努力后所能得到的机会。“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好许愿从古至今被无数的帝王、臣子、教首、主教、野心家、革命者所借用，但却是一个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恐怕将来也不会实现的美好许愿。
流传在美国和后来通过法国大革命遍及欧洲的平等思想，是建立在基督徒们对上帝的信仰上的，因为《圣经》的主旨之一便是——“主的子民皆平等”——没有理由，也不需要证明。也正因为如此，《独立宣言》里面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的时候，表示这是“秉造物者之赐”，并且是“不证自明”的。即便是为了消灭基督宗教对社会传统的影响，建立起“自然神”系统（世界近代史常识提及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历史时，时常会见到诸如“雾月政变”、“热月政变”一类的名词，其本质便是罗伯斯庇尔政府建立起来取代延续自罗马帝国时代旧传统的自然神体系的历法象征）以取代“上帝”的罗伯斯庇尔时代，制宪会议在请来当时旅居法国的帕特里克·亨利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著名的《人权宣言》）初稿时，也不忘记在开篇加上“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等句子，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而在不久之后，罗伯斯庇尔等人将“上帝”字样修改成了自然神系统中的“理性女神”。
因为基督教信仰在欧洲的普遍性，“天赋人权”的思想一经提出，便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进而推进了西方近代民主运动。虽然其相对于“君权神授”之说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将对象从国王权贵换成了每个普通的基督徒。而不论是上帝还是自然神或者理性女神，这些所谓的“不证自明”其实质上仍旧是借用怪力乱神说来强制界定并扭曲社会现象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天赋人权”之说最近30年来随着国家民众思想的启蒙被不断提及，并得到了许多对其一知半解者的拥护和支持。虽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信仰上帝，甚至对宗教怀有偏执性的仇视态度。一般来说，如果有人胆敢对他们提及基督教信仰对西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必然会立即被各种侮辱性语言包围，轻则斥责为“迷信”，严重时甚至会被扣上“教棍”的帽子。然而有趣的是，就是这样一些根本不信神人，却一直主张获得基督徒才拥有的权利，并坚称此为“不证自明”的。在笔者看来，通常字面意义上的“脑残”，形容这类人是最贴切不过的。
将近200年过去了，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这个国家繁荣了起来并盛极一时。当年殖民者的后代如今已经温饱有余甚至衣食无忧，已有足够余力的殖民者后代们，将那些当年被他们的祖先抢走了世居地并几乎赶尽杀绝的原住民捧出来，为这个国家装点门面。印第安人已经无法反抗了，时至今日，他们的风俗已经成为了只流传于书本上的内容，他们曾引以为傲的信仰已经在政府为他们的子女开设的强制性学校中消失殆尽。赃物已经彻底消化，化作了排泄物，再也无法吐出。美国人民可以心安理得地忘却自己不光彩的祖先，可以堂堂正正地高举“保护传统文化”的屁股帘子，装起品位了。装的本质就是装，因为这些殖民者的后代们，当年暴行的既得利益者们，恐怕是不会考虑集体移民回到旧大陆去将美洲土地还给原住民这种可行性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对于那些，我们已经无法做什么了，但是至少我们还能为现在的原住民做点什么。”于是，没有后患的美国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满世界推销他们那套输出价值观，自己祖上的烂账居然能够成为管闲事的理由，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完全值得东方的民俗学家去好好研究研究美洲白人移民后代的奇特廉耻心。
印第安人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不过暂时将告一段落。
福音奋兴运动
在这颗行星上，所有智慧发达到可以形成基本社会组织的生物，都相信会有比自己更优越更完美的存在，盲从并信任其便形成了最原始的信仰。狮子群、猴群、狼群，都会有一个领袖，因为它们的智慧到此为止了。而对于更加智慧的生物来说，信赖者为了逃避由信任构成的压力，往往开始追求更高处的存在。所以，人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产生了王权和神权的概念。信任是一种阴晴不定的存在，被寄托信任者也必被寄托了恶意——如果其信任遭受动摇的话。而动摇的条件，可以是一点利益上的损失，也可以是一些茶余饭后的闲话，更多的只是因为误解与无知。就像汉密尔顿说过的那样——“人民是野兽”，好在约束这群野兽的是一根普遍存在的缰绳——对天主的信仰。
对于美国人民来说，上帝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或者一个虚构的名号，而是策动这个国家的先驱跨越大洋前来定居的原动力，更是引导他们从中世纪的蒙昧中走向现代思想觉醒的启蒙。基督教的近代化运动是漫长而艰辛的，其对于西方社会最有促进的，便是对“社会平等”的坚定信念，而这种信念，反过来又推动了基督教的近代化运动，将整个西方社会带入了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标榜的新纪元。
平等的种子萌发于美国独立战争。美洲的居民之所以要对英王陛下发动叛乱，高举的大旗乃是因为英王没有履行君王的义务，而民众有权依照上帝赋予的权利进行自我管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倡导者来说，平等意味着特权遭到废除，给予每个人同样的机会。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社会平等也意味着机会的平等——认为每个人应该有凭自己能力发展的机会，进而实现他们各自的人生抱负。甚至保守主义者也不反对“社会平等”，因为这等于是证明了因为每个人努力的不同产生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他们共同信仰的主宣告给他们的旨意。
然而“平等”不能当饭吃，独立战争是漫长而痛苦的，而在之后，政治斗争、衰退的农业、时好时坏的海外贸易，这些都让曾经的殖民地人民、现在的美国公民，感受到了生活的日益艰辛。在波士顿或者费城，仰赖于海外贸易和历史悠久的开垦，民众对贫穷尚未有切肤之痛，但在老西北地区，在田纳西和肯塔基西部，在全美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成千上万的人希望能在宗教奋兴运动中寻求救赎，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找寻自己的生活寄托。
宗教活动在这一时期内颇为兴盛，卫理工会教派、浸信会是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教派，常常召集有数千之众参与的露天宗教集会，以展示“奋兴”的成就——对主的信仰已经超越了阶级和种族隔阂。
这场宗教奋兴运动最积极的行动者多属于“福音派”，一个由马丁·路德的追随者们组成的新教教派。这些人在英国的努力迫使英国政府于1807年颁布法律禁止奴隶贸易，而接受福音派思想的美国传教士们，则热衷于将这个福音派的思想遍及全美。在美国布道的福音派信徒来自于全美各地，有老有少，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纯粹是自发地进行传教，活动在全美各地传播福音书中的启示。也正因为没有接受过真正的神学培训，这些人的语言更为朴实无华。巡回传教士们对人们强调说：“主的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他们许诺全世界都可以得到救赎，宣传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灵魂负责。这些思想深刻地触动了当时绝大多数挣扎于贫困线上为了每日的食物而奋斗的美国贫民，急速壮大着福音派的力量。
得到鼓舞寻求信仰的不只是白人，相对于白人的困苦，多数生而为奴隶的黑人更有理由去宗教中寻找精神寄托。而许多白人传教士，也热衷于在黑奴中发展信徒，扩大教会的影响力。奴隶主一般并不阻挠这种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信奉天主的奴隶更懂得忍耐，反正这也不会花他们一分钱。独立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自由黑人被教堂里的神学氛围和反对奴隶制的立场所吸引，受洗加入了浸信会或者卫理工会。黑人信徒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790年的时候，卫理工会有20%的信徒是黑人。但是黑人信徒们很快就会多少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发现即便是在教会里，他们依然是被隔离在白人老爷之外的一群，许多时候甚至不能领取圣餐。其结果就是，曾经在英格兰出现并导致后来美国建国的宗教分离运动，在美国再度上演。
1794年，一群黑人卫理工会教信徒在奴隶出身的黑人巡回传教士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带领下，在费城建立了自己的教堂。起先，教堂是隶属于卫理工会教名下，也并不限制信徒的出身，但是没过多久，这里就变成了“仅非洲人及其后裔”才能加入的一个全新教会。1815年，教会甚至摆脱了卫理工会的领导，与另一个规模较小但是来源相似的教会合并，在巴尔的摩建立起了非洲裔卫理工会圣工会教堂，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个独立的黑人宗教团体。
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奴隶或是自由民，黑人基督徒数量正在逐年增加。不论是从基本的教义还是圣经道德，基督徒都是绝不接受奴隶制的，基督徒对基督徒的奴役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暴行。1726年由福瑞德·林怀森牧师埋下的两颗种子中的第二枚，正在萌发并茁壮成长，其必将颠覆美国社会的现状。对应18世纪早期的那次宗教奋兴运动，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第二次大觉醒”。
宗教奋兴运动对社会的推动并不局限于个人信仰方面，在另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它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美国。
基督教各教派对于私人礼仪、教养、举止等各方面，都是有要求，力求使男人显得礼貌谦恭，女性得体大方。诚然，谁又不希望自己举止文雅、谈吐得体呢？在宗教奋兴的时代，以前曾被贵族和上层阶级垄断的礼仪，逐渐散播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并改变着美国社会的风气。
更多的人开始尝试在闲暇时阅读书籍提高修养，大多数人也逐渐注意起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言行和举止。文明的风气开始遍及社会各处，人与人互相影响，礼貌和教养使更多的人懂得彼此尊重的意义，而对别人的尊重反过来又促成了对自己的尊重。
对伯尔的最终清算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交代一下伯尔的事情，就是那个一枪打死了汉密尔顿的亚伦·伯尔。1806年年末，托马斯·杰斐逊下达了逮捕前副总统伯尔的命令。这是怎么回事？
1805年初，伯尔完成了任上最后一个壮举——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主持了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审判。在完成了副总统任期后，他卸任回了老家。不过他暂时还不能指望过上清净日子，因为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法院对于他谋杀前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审判即将开始。还好在这桩事上伯尔并不理亏，所以一番有惊无险之后，他终于在当年年末摆脱了官司纠缠，得以回家去继续他的事业。
事业，什么事业？“叛国”事业！
就在副总统职务卸任后，尚被官司缠身的伯尔找到了美国前陆军准将、路易斯安那地区临时总督詹姆士·威尔金森（Jams Wilkinson）一起策划他们的大计。伯尔并不甘于政治生涯就此结束，而威尔金森也不满共和派解散军队，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开始策划挑起对西班牙的战争，趁机夺取佛罗里达、新墨西哥、得克萨斯等地。不过，这就需要一大笔钱来筹建一支武装力量。伯尔虽有曼哈顿银行的财力支持，但是仅靠这个筹募竞选资金还凑合，想要建立军队未免杯水车薪，于是他想到了英国人。
1806年年初，伯尔约会了英国驻美公使安东尼·梅里，公然声称自己准备领导美国西部各州，发起一场旨在脱离联邦政府的分裂运动。说完这番话后，伯尔对着大为吃惊的英国公使顺水推舟地表示，希望英国提供资金和必要的军事支持。英国公使梅里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质疑，因为就在伯尔造访前，《俄亥俄州报》上刊载了一系列的社评，不仅猛烈抨击联邦政府的种种“罪行”，还公然号召西部人民摆脱“联邦的魔掌”。这些社评的始作俑者便是伯尔的另一位同谋、俄亥俄州的大木材商曼哈顿·布伦纳哈塞特。当天会面的结果是伯尔高高兴兴地从梅里那里领到了30000个“5美分”，并得到了“我会立刻报告上级，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