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疯狂最后在1774年10月宣告结束。被洛根搅得天翻地覆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的殖民地总督约翰·穆尔伯爵（John Murray，第四代邓穆尔伯爵）倾尽全力集结起了多达1000人的强大民兵部队，在安德鲁·刘易斯上校的带领下，于现在的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亚州附近，俄亥俄河的支流卡诺瓦流域的愉悦点，拦住了洛根的军队，进行了最后的大决战。史称“愉悦点之战”（Battle of Point Pleasant）。最多不超过500人，在数量上居于绝对劣势的洛根军队奋起迎敌，但终究不敌白人民兵部队，全军溃散。酋长和他的族人一起逃入山林，从此再未现身兴风作浪。
洛根首领的哀辞
1774年，住在俄亥俄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与白人发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根据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纪事》（1784－1785）的记述，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抢劫行为大为愤怒，为了报复，白人士兵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印第安人，其中包括当地印第安人的首领洛根的家人，而洛根是以白人的朋友而闻名的。惨遭灭门的洛根对白人殖民者发动了血腥的报复，集结起印第安军队发动一场针对白人殖民者的战争。他们到处袭击白人，剥去了许多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头皮，但最终还是在1774年10月被弗吉尼亚的民团打败。
在这个决定性的战役之后，意识到滥杀只会继续使殖民地边界陷入血腥战乱的殖民地政府方面决定息事宁人，提出了只要印第安人投降悔过便可结束敌对的态度。但是血海深仇的洛根拒绝和其他首领一起去向获胜的白人屈膝哀求。相反，他给弗吉尼亚总督穆尔伯爵寄去以下这篇回复。当民兵部队征讨印第安人凯旋时，也将这篇带有控诉性质的哀辞带了回去。据杰斐逊说，“这篇演讲成了威廉斯堡所有谈话的话题”。它被刊在《弗吉尼亚公报》上，后又被登在北美大陆各报上，甚至连英国的报刊上也发表了这篇演讲。在许多年以后，杰斐逊又在他的《弗吉尼亚纪事》中再次刊登了这篇回复，以驳斥那些欧洲人“以为在北美的土壤、气候和其他环境中有某种东西导致动物先天的或后天的、肉体的或道德的本性的退化，甚至连人类也不例外”为理由对北美居民的歧视。杰斐逊把洛根的这篇回复作为“这个国土上土人的天才，尤其是他们的雄辩之才”的证据。他断言“欧洲从未出现过比这篇短小精美、富于雄辩的演说更优秀的东西”。洛根的演说曾是19世纪学校读本中固定的文章，并为几代美国年轻人所熟悉。以下为演说内容译文：
我恳请任何一位白人说说，他是否曾饿着肚子走进洛根家的小屋，而洛根没有给他肉吃？他是否曾在又冷又没衣穿时来到洛根家，而洛根没有给他衣服穿？在最近这次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中，洛根一直待在自己的小屋里，一直是一位宣传和平的人。我对白人的爱就是这样的，以致我的同胞经过我家时都指着说：“洛根是白人的朋友。”如果不是一个人伤害了我们，我甚至想过和你们住在一起。
去年春天，克雷萨普上校无缘无故地残酷杀害了洛根的所有亲人，甚至连我的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在现在活着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这个事实呼唤我去报复。我寻求报复，我杀死了许多人。现在，我已经复仇够了，为了这片土地，我很高兴看到和平的曙光。但不要以为我的高兴是出于害怕。洛根从不惧怕，他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突然做一百八十度转变的！谁会为洛根哀悼，没有一人！
然而，笔者必须强调的是，对于托马斯·杰斐逊来说，他真正关心的并非是洛根首领的悲剧。这样一篇出自北美土著的带有申辩性质的哀辞，可以为他们这些来自欧洲的北美人做出说明——看，即便是土著都能写出如此雄辩和动人的词句，更何况我们这些来自欧洲、信仰上帝的白人！因为洛根的这番话无疑是彻底辩驳了“以为在北美的土壤、气候和其他环境中有某种东西导致动物先天的或后天的、肉体的或道德的本性的退化，甚至连人类也不例外”这种奇谈怪论，替他们这些殖民者“正了名”！
至于洛根本人，正如他自己在文章末尾所说的那样——谁会为洛根哀悼？没有一人！
而在俄亥俄，抵抗白人殖民者的印第安部族还有索尼士族、德拉瓦尔族、威安多特族、伊洛魁族，他们都曾联合起来和当地白人殖民者的军队展开激战。但是，最后他们一一战败，被迫向更西面迁徙，进入荒凉的美洲内陆，寻求暂时的安宁。
后世的殖民者以及其后代在回忆自己先辈的种种行径时，不约而同地反复强调当时的印第安人并未建国，以及印第安人实际上是美洲土著的统称，其本身分为数百个不同信仰和文化的土生群落的种种事实。固然，印第安人没有建立起欧洲概念上的国家，土人之间各种各样的矛盾仇杀事件时有发生，但是这一切的一切，与那些被从欧洲扫地出门的放逐者，远渡重洋占据他人的家园有半点关系么？至于指控印第安人残害殖民者，并特别强调残害白人妇女和儿童的那些人是否曾想过，这些被殖民者的后代极尽丑化的土人，并不是跨越大洋远涉数千英里去英伦和欧洲的农场砍杀白人的，而是白人侵入了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依据现代美国法律与传统，土地所有者有权对任何侵入其所有土地的人做出暴力反抗，凭借上述概念，曾发生过许多房主向意图侵入自己住宅的人射击致使其死亡的案例，而事后开枪者都被裁定无罪。那么凭借这一逻辑，土人为何不能暴力反击那些侵入自己领地的殖民者，难道是因为土人们没有去殖民者的政府登记土地所有权么？
为了制止这种广泛而又难以抑制的“非法占地”运动，英国政府颁布了《魁北克条例》，自1774年6月起，宣布将俄亥俄以北和宾夕法尼亚以西地区的大片土地并入魁北克领土。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占地运动，但是向西占地的人员中纯粹的土地投机者仍旧是少数，更多的则是那些在东面沿海地区的生计困难的平民。他们的怒火势必将转至英国政府的头上。
在《魁北克条例》生效的同一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新的土地申请法令。这一法令对一切在西部未开垦地区占地的行为有效，规定凡是在西部占有土地，必须按照规定进行丈量。最少100英亩，最多1000英亩，每块土地进行拍卖，每英亩土地售价不得少于6便士，只给出价最高的业主。在获得土地之后，又必须依照每英亩4先令2便士的价格（原为2先令）交付割让租金。这套新法规手续繁复，需要付出的成本又远超过以往，使许多中产者也不敢问津。更何况那些贫穷但是渴望获得土地的平民。后来领导美国独立运动的杰斐逊曾痛斥新土地申请法：“土地的获得已经困难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国内人口的增长很可能受到钳制！”
除了土地问题，还有就是由来已久的税收问题。
18世纪中前期，英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上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频繁发动对外战争。不断的冲突使英国政府面临巨大的军费开支，国债数量有增无减，最终导致国库异常空虚。为了弥补空虚的国库，美洲被迫担负其宗主国沉重的内债负担。
英国政府对北美施以最严厉的武装缉私政策。美洲殖民地当时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越洋走私上的。白吃惯了的殖民地居民，在英国开始严厉打击走私后立刻尝到了苦头。曾因为走私而繁荣的沿海各港口立刻变得萧条，整个英属北美的失业率开始激增。
沉重的军费负担使英国议会于1764年颁布《食糖条例》，严格规定大量的物资和原材料必须输往英国本土。该法案取消了原本的欧洲其他国家产品自英国本土输入美洲的转口税，却对外国产品进入美洲市场收取重税。这一举措的效果立竿见影，外国商品则因为高昂的税收难以在价格上取得优势，有效地保护了英国本土的经济利益，确保美洲工业原料能不断流往英国，本土的产出可以迅速在美洲抢占市场。但是，这一举措却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北美的利益，使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也许，位于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并不在乎自己的出产销售给谁，因为英国本土的商人一样付钱，但是倚重近代工业产品的北部殖民地就深受其害。北部产出的木料、马匹、鱼产品、食品在销售方面却一蹶不振，而外购的食糖、甜酒的价格又开始猛涨。
《食糖条例》一出，整个北部英属殖民地淹没在一片抗议声之中，但是真正引起全境暴动的则是印花税。
1765年3月22日，英国议会颁布《印花税条例》。规定殖民地用的一切新闻纸、执照、商业契约、履历用纸都必须贴印花，违者罚款。这意味着，英国政府可以绕开贸易本身，直接搜刮殖民地的财富。3月24日，北美的居民们还没有从印花税的震慑中缓过来并有所反应，英国议会又颁布了著名的《驻营条例》，公开宣布“本条例的目的是为了处罚殖民地兵变以及叛离，并使英王军队获得较好的供给及宿营”，而这些驻军“必须由殖民地负责供给”。
“暴民”革命
在北美，一个叫做“自由之子”（the Sons of Liberty）的秘密结社开始流行起来，每个殖民地都能找到他们的踪迹。这些人用他们可以想到的任何手段来阻止《印花税法》的施行，张贴在墙上的标语这样写道：“第一个分发或者利用印花税票的人，当心他自己的房子、人身和一切后果！”无疑，这就是北美洲暴民政治史的正式开端……
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是弗吉尼亚的名人，这倒不仅因为他是个口才出色的律师，更因为他一贯的“本土化”的作风。他是后来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也是此时反对印花税的重要力量。
“恺撒的暴虐有布鲁图，查理一世则有克伦威尔！而乔治三世……”他在印花税法案公布后不久，于5月29日召开的弗吉尼亚议会的辩论中说道。当他在说出英王的名字的时候，台下响起了一片“大逆不道！大逆不道！”的喊声，将他的话打断。但是帕特里克从容不迫，他继续说道：“但愿我们从他们的事例中得到教训。如果这种（建议）就是‘大逆不道’，那就‘大逆不道’去吧！”
这番讲话，是帕特里克在提交著名的七项议案时说出的。他的七项提案，声明殖民地人民应享有自由、公众权利、选举权、免税权，任何赞同殖民地议会以外的机构有权在殖民地征税的都是殖民地人民的敌人！
在纽约印花税条例生效的当天晚上，数千人聚集在储存印花税票的炮台前，扬言要烧毁这座炮台。另一批人冲击了总督的住宅，烧毁了总督一家三口抗议获得了胜利，在1765年10月殖民地代表组成的“印花税法会议”上，通过了联名向英国国会提交抗议的决定。英国国会最后接受了这份抗议，撤销了不得人心的《印花税法》。
然而事情远没有结束。1766年，为了应对殖民地越来越明显的自治倾向，以及自帕特里克开始公开地反对殖民地外机构征税的态度，英国国会发表了《宣誓法案》（Declaratory Act），声明英国国会对美洲殖民地拥有合法的权力，而且是“无论在何种事务上”。
此年，《唐森德法案》（Townshend Acts）出台，这一法案包括三项内容：
第一项和税收有关，法案授权对许多进口到殖民地的日常用品征税，其中包括玻璃、燧石、颜料、铅、纸张和茶叶，涵盖了相当数量的生活必需品；第二项是加强之前早已实行的《海航条例》，设立美洲海关税局，并与海军法庭展开合作加强缉私；第三项针对纽约，因为在反印花税运动中，纽约的反应最为激烈，所以勒令纽约议会解散。
另外，鉴于美洲越来越紧张的局势，议会开始增加在北美驻军，并且开始派遣军队广泛驻扎在沿海殖民地中心城市内。上述的一切，极大地触怒了本已处于爆发临界点的北美居民。反抗再也无法被压制下去，愤怒的居民们等待着机会爆发出他们的怒气。
据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1765年至1767年之间，在为英国服务的税吏搜查违禁品的行动中，六次至少有五次以失败告终。而更多时候，收税的官员们在一双双愤怒的双眼注视下，根本不敢采取任何行动。波士顿和罗德岛的情况尤为严重，前者的居民在两年内已经不止一次协助走私商人保护他们的住宅，而罗德岛任职的海关人员甚至不敢有任何行动。1768年6月10日，波士顿海关一次简单的缉私活动因为其发生的时间和环境，最后演变成了一次暴动。
在海关官员的一再恳求下，英国皇家海军立即派遣军舰协助缉私，捕获了当地著名商人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走私船“自由”号。当时该船正满载葡萄酒桶驶进波士顿港。随后就是依法扣押，并进行相关处理。早就对英国政府苛捐行为不满的民众，在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们涌上街头，袭击了在“自由”号上调查的海关官员，并焚烧了港内一艘缉私用的帆船。随后，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冲入了几个海关署官员的住宅将之捣毁，并包围了海关署所在的小楼。当里面的人心惊胆战地拉开窗帘向外窥视的时候，看到的是拥满这栋建筑周围几条街道的无法计数的人群。在那一刻，他们正在用同一个声音表达自己的愤怒。“整座城市已经处于暴动状态”，写给英国本土的紧急报告中这样叙述当时的景象。
类似的景象也出现在了其他几个主要的港口城市，在普罗文斯顿，一个不走运的税吏被暴动的市民抓住。市民们用传统的手法，给他浑身浇上柏油，撒上鸡毛，强迫他坐在一条削尖的木杠上游街示众。在费城，胆敢查封偷税酒的官员则被一群“暴民”们痛打。
认识到事态严重性的英国国会，决定向美洲增派军队。当年8月，700名英军士兵在波士顿上岸，迎接他们的是市民们愤怒的目光，以及一个已经被注定的结果……
恶化
在大多数正在酝酿的冲突中，如果贸然投入军队去施压，事情往往会因为那些血气方刚而又缺乏教养的士兵的插手和妄为而变得更糟。在北美的冲突中，这个问题尤为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