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徐先生：
今天看见一〇六期的《现代》，读了你的《主客》，忍不住要写几句话寄给你批评。
你说整理国故的一种恶影响是造成一种“非驴非马”的白话文。此话却不尽然。今日的半文半白的白话文，有三种来源。第一是做惯古文的人，改做白话，往往不能脱胎换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体。梁任公先生的白话文属于这一类，我的白话文有时候也不能免这种现状。缠小了的脚，骨头断了，不容易改成天足，只好塞点棉花，总算是“提倡”大脚的一番苦心，这是大家应该原谅的。
第二是有意夹点古文调子，添点风趣，加点滑稽意味。吴稚晖先生的文章（有时因为前一种原因）有时是有意开玩笑的。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时是故意学日本人做汉文的文体，大概是打趣“《顺天时报》派”的；如他的《小说史》自序。钱玄同先生是这两方面都有一点的：他极赏识吴稚晖的文章，又极赏识鲁迅弟兄，所以他做的文章也往往走上这一条路。
第三是学时髦的不长进的少年。他们本没有什么自觉的主张，又没有文学的感觉，随笔乱写，既可省做文章的工力，又可以借吴老先生作幌子。这种懒鬼，本来不会走上文学的路去，由他们去自生自灭罢。
这三种来源都和“整理国故”无关。你看是吗？
平心说来，我们这一辈人都是从古文里滚出来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的死工夫究竟还留下一点子鬼影，不容易完全脱胎换骨。即如我自己，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在修词造句上，方才可以做纯粹的白话文；偶一松懈（例如做“述学”的文字，如《章实斋年谱》之类），便成了“非驴非马”的文章了。
大概我们这一辈“半途出身”的作者都不是做纯粹国语文的人。新文学的创造者应该出在我们的儿女的一辈里。他们是“正途出身”的；国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大概可以避免我们这一辈人的缺点了。
但是我总想对国内有志做好文章的少年们说两句忠告的话。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第二，在现时的作品里，应该拣选那些用气力做的文章做样子，不可挑那些一时游戏的作品。
其次，你说国故整理的运动总算有功劳，因为国故学者判断旧文化无用的结论可以使少年人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知识与新道德。你这个结论，我也不敢承认。
国故整理的事业还在刚开始的时候，决不能说已到了“最后一刀”。我们这时候说东方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文明”，这种断语未必能服人之心。六十岁上下的老少年如吴稚晖、高梦旦也许能赞成我的话。但是一班黑头老辈如曾慕韩、康洪章等诸位先生一定不肯表同意。
那“最后一刀”究竟还得让国故学者来下手。等他们用点真工夫，充分采用科学方法，把那几千年的烂账算清楚了，报告出来，叫人们知道儒是什么，墨是什么，道家与道教是什么，释迦达摩又是什么，理学是什么，骈文律诗是什么，那时候才是“最后的一刀”收效的日子。
近来想想，还得双管齐下。输入新知识与新思想固是要紧，然而“打鬼”更是要紧。宗杲和尚说的好：
我这里无法与人，只是据款结案。恰如将个琉璃瓶子来，护惜如什么，我一见便为你打破。你又将得摩尼珠来，我又夺了。见你恁地来时，我又和你两手截了。所以临济和尚道，“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你且道，既称善知识，为什么却要杀人？你且看他是什么道理？
浩徐先生，你且道，清醒白醒的胡适之却为什么要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为什么他到了巴黎不去参观巴斯德研究所，却在那敦煌烂纸堆里混了十六天的工夫？
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巴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
这回到巴黎、伦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据款结案”的证据，可以把达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给打出来。据款结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
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
你说，“我们早知道在那方面做工夫是弄不出好结果来的”。那是你这聪明人的一时懵懂。这里面有绝好的结果。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书里曾说，依胡先生的说法，中国哲学也不过如此而已（原文记不起了，大意如此）。老实说来，这正是我的大成绩。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作“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
禅宗的大师说：“某甲只将花插香炉上，是和尚自疑别有什么事。”把戏千万般，说破了“也不过如此”。（下略）
附录一：西滢跋语
适之先生要我看完这信，转交给浩徐。这时浩徐不在北京，好在适之先生本预备发表，所以就在这里发表了。
适之先生说我批评他的作品，单取他的《文存》，不取他的《哲学史》，因此断定我“究竟是一个文人”。这话也许有部分的理由，因为正如适之先生所说，“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可是我并不是单把文章好坏做我去取的标准。《文存》里大部分是提倡革命，扫除旧思想，建设新文学的文字。在那里适之先生引我们上了一条新路。可是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当儿，胡先生忽然立停了脚，回过头去编他的《哲学史》了。固然不错，他做的还是破坏的功夫，“捉妖”、“打鬼”的事业，只是他丢开了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加重要的工作。没有走过的新路是不容易走的。前面得有披荆斩棘的先锋，熟识道途的引导者。适之先生的地位应当在那里。可是他杀回头去了，所以虽然还有些人在新路上往前觅道，大部分的人只得立住了脚，不知道怎样好。更不幸的，一般近视眼的先生，不知道胡先生是回去扫除邪孽，清算烂账的，只道连胡先生都回去了，他们更不可不回去了。于是一个个都钻到烂纸堆里去，“化臭腐为神奇，化平常为玄妙，化凡庸为神圣”，弄得乌烟瘴气，迷濛天地。吴稚晖先生说：“胡先生的《大纲》，杂有一部分浇块垒的话头，虽用意是要革命，也很是危险，容易发生流弊。果然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及梁启超的学术讲演。胡先生所发生的一点革命效果，不够他们消灭。”他的话真是说的入骨三分。所以对吴老先生的又一句话，线装书给胡先生看，他“是热烈赞同的”，我实在热烈的不赞同。我以为别人可以“整理国故”，适之先生却不应当“整理国故”。这怪他自己不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来一个特殊的地位呢？
老实说，我对于“整理国故”这个勾当，压根儿就不赞成。本来，一个人喜欢研究国故，犹之另一个人喜欢研究化学，第三人喜欢研究昆虫，他有绝对的自由，用不着我们来赞成或反对。可是研究化学的人，在试验室静悄悄地做他的试验。研究昆虫的人，不声不响地在田野中搜集他的标本。只有研究国故的人整日价地摇旗呐喊，金鼓震天，吵得我们这种无辜的人不能安居乐业，叫人不得不干涉。国故学者总以为研究国故是“匹夫有责”的；适之先生自己就给我们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任公先生更进一步，说无论什么人没有读他开的书单，就“不能算中国的学人”；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浩徐先生说：“国故整理运动倒也不是完全无益”，因为“国故整理家对国故所下的结论，才是在那半生不死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进去的最后一刀，使以后的青年们能够毫无牵挂地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我们不能不说他实在看错了。那“最后一刀”的结论，适之先生已经不敢承认了，虽然他说“究竟还得让国故学者来下手”。可是，我们试问，除了适之先生自己和顾颉刚、唐擘黄、钱玄同等三四位先生外，哪一个国故学者在“磨刀霍霍”呢？唉，哪一个不是在进汤灌药，割肉补疮呢！哪一个不是在垃圾桶里掏宝，灰土堆中搜珍奇呢！青年们本来大都是“学时髦的不长进的少年”。“整理国故”既然这样时髦，也难怪他们随声附和了。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整理国故”的时候。一座旧房子里的破烂家具，无论你怎样的清查，怎样的整理，怎样的搬动，怎样的烧劈老朽，怎样的重新估定价值，怎样的报告一个“不过如此”，弄来弄去，左不过还是那些破旧东西。而且，“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外国人登广告的目的，就利用人们对于常常耳闻目睹的东西认为自然良好的心理。所以一个人整天的钻在烂纸堆里，他也许就慢慢的觉得那也不是什么索然无味的事，甚而至于觉得那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了。所以我们目前的急需，是要开新的窗户，装新地地板，电灯、自来水，造新的厨房，辟新的茅厕，添种种新的家具。新的有用的来了，旧的无用的自然而然的先被挤到一边去，再被挤到冷房子里去，末了换给打估的人了。所以只有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然后才能“在那半生不死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最后的一刀。要是倒因为果地做起来，那一刀是万杀不进去的。这时候我们大伙儿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还嫌“力薄能疏，深惧陨越”，那里再有闲功夫去算什么旧账？
还有一层，我觉得现在的国故学者十九还不配去整理国故。他们大家打的旗帜是运用“科学方法”。可是什么是科学方法？离开了科学本身，那所说的“科学方法”究竟是什么呢？一个人不懂得什么是科学，他又怎样的能用科学方法呢？而且，用“科学方法”做工具，去整理国故，与用“外国文知识”做工具，去翻译西方的各种学识一样的可笑，一样的荒唐。一般人都以为一个人认识了几个洋字，就可以翻译爱斯坦的《相对论》，佛洛伊德的心理学，拜伦的诗，法郎士的小说，而且有人就这样做。不知道一个人学了几年物理，还不一定懂得《相对论》；一个人没有细心研究过心理，断不能懂佛洛爰特的学说；一个人没有注意过英、法两国的人情风俗，思想潮流，也不能完全了解拜伦的诗，法郎士的小说。研究国故不也是这样的吗？什么是国故？是不是我们过去所有的成绩都包括在里面？适之先生似乎是这样想，因为他说过“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那么，我们要问了，这种工作，是不是一个仅仅能读几本线装书的人，挟了“科学方法”所能够胜任的？还是要让经济学者去治经济史，政治学者去治政治史，宗教学者去治宗教史，文艺批评者去治文学史艺术史呢？上面已经说过了，我们要这些人都去研究经济、政治、宗教、文艺等种种方面的新思想、新知识、新艺术；我们要他们介绍种种欧、美各国已经研究了许久，已经有心得的新思想、新知识、新艺术给我们，没有时候去弄“国故”那玩意儿。再过几十年，他们也许有这样的余力了，这样的闲睱了。那么到那时再说“整理国故”不好吗？
附录二：主客答问
（客）民国十五年（1926年）又快到尽头了。在这迎新送旧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呢？或把问题缩小些，你对于中国的知识阶级有什么希望呢？
（主）希望多着哪！第一，希望大家别忙着整顿国故……
（客）对不起，让我插说一句，那“整顿国故”的工作，是近来一重要部分知识阶级的重要工作哪！
（主）但是整顿出来的结果呢？整顿了四五年之后，他们的结论仍然是：“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造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过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是整顿国故的首功胡适之的结论。又比如唐擘黄虽然不昌言整顿国故，也是在国故里下过功夫的，他的结论是：“可惜太聪明了！”倒是成长期中的白话文倒受了国故的影响，弄出来了现今这种“文言为体白话为用”的非驴非马的白话文，无怪乎章行严说白话文看不下去，现在这种白话文是古人读不通今人看不懂的。
（客）这话不错。整顿国故的工作，真是白费劲儿；要使把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有为的光阴，去认真输入西洋的各种科学艺术，那是多么有益，想起来真是可惜。
（主）国故整理运动倒也不是完全无益。说功劳他也是有功劳的。因为民国七八年那时候是中国人初次对于西洋文明开了眼睛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虽然赞美西洋文明，但是还不曾从西洋文明的立脚点来看察过中国文明。就好像一个嫁了人的娘们，虽然对于夫妇生活觉得满足，总还对于娘家多少有点留恋。等到回到娘家过了一些日子之后，才能够觉到娘家的生活只是过去的生活，那新生活才是她真正应该生活的生活。要是没有那些人去干一阵整顿国故的工作，中国人一定对于他们的国故，还抱着多大的幻想，还以为那国故海上，一定还有虚无缥缈的仙山。要等那国故整顿舰队开进那海里去搜讨一番，然后大家才能相信那里头真正是空虚。所以国故整理家对国故所下的结论，才是在那半生不死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进去的最后一刀，使以后的青年们能够毫无牵挂地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这就是国故整顿运动的功劳。不过在文化那建筑物上他不曾积极地加上一砖一瓦罢了。我们早知道在那方面做工夫是弄不出好结果来的。（下略）
（原载于1926年12月18日《现代评论》第4卷106期）